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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直立行走——答《上海文学报》傅小平

发布: 2014-9-11 15:05 | 作者: 袁劲梅



        刚听到《青门里志》这个书名,觉得特别好奇。就像你一定了解的那样,中国自古以来有修地方志的传统,它可能有别于所谓的正史,却无疑带有史传的风格。但给一条虚构的胡同写志,确乎难得一见,也显得格外郑重其事。我想,你下笔之初是有雄心和抱负的,试图通过写一条胡同里的人和事,写出世道人心及自己对历史、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思考。基于此,谈谈写作这部小说的缘起和过程
        
        《青门里志》这本小说,是叫《青门里》还是叫《青门里志》,我和好朋友,诗人路也和《中国作家》的责任编辑李双丽讨论来,讨论去,拿不定主意。最后,诗人路也说:“应该叫《青门里志》,因为,你写的就是一篇‘文革志’呀。书名光表达出青门里这个地方有故事,压不住。” 这样,我就决定用《青门里志》作为书名。我下笔之初,想写的就是“文革”。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故事可写,现代的社会发展也有很多故事可写。有时候,我想,中国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在哪一阶段伸手一捞,都能写出故事来,我有太多的故事要写,先写哪一个呢?还是先写亲我眼看见过的时代吧。等把我经历过的时代写完了,再写历史和未来。我决定写文革,不是因为这个主题没人写,很多作家都写,写得很好。80年代的“伤痕文学”和后来的一些文革作品,把人性的恶和愚昧都写得很准确。但是,我觉得,我对文革反思的这个角度,没有人写过。我不想只写挨打和被打的苦难故事,我不想写仇恨和怨气。我也不想写红卫兵热情扬溢,结果青春狂欢了一番,原来上当受骗。我想写:人为什么会打人?人为什么会上当?我也想写:人还会自己骗自己,法西斯干过的事,不光德国人会干,我们中国人也会干。我还想写: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文革的关系,以及我们当今的社会问题和文革的关系。这些我想写的问题,并不是在一动笔的时候,就清楚的。是一边写,一边想清楚的。动笔之初,我只是觉得,对文革的反思仅仅停留在“诉苦”阶段,还不够。我想追究到“人性”,写每一个人,作为人,对一次全民族的返祖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可担当也可不担当的事情,这个责任能从文革一直问到今天。动笔之初,我只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啦?!
        写以上的主题,当然,也可以不必用小说的形式,写成论文也行。当时,“青门里”过去的小朋友和一些小学同学有几次聚会,谈起那些文革中发生在“青门里”和“剪子巷”的荒唐故事,实在篇篇都是历史。可笑可气。而且,青门里的小朋友,儿时见证了文革,长大了,又是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他们的故事,就是从文革到今天,这段快速变化的历史,这些历史不应该被忘记。记录这些荒唐事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化,最好形成,还只能是小说。我想:文革若不好好反思,我们的父辈和红卫兵那代人的十年弯路就白走了。不能因为有了钱,有了灯红酒绿,就假装过去不存在。
        
        按我的理解,青门里这样一个空间,该是有真实原型的。事实上,如果对你的经历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你笔下的很多事物绝少纯粹是虚构的。换言之,你的想象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个人经验,而你最让人叹服的地方在于,你在写作中模糊了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这让我在阅读过程中,常常分不清你写的是你自己的故事,还是小说中人物的故事。尽管我们都知道,小说必然是虚构的。
        
        虚构是必需的,不然,就没有故事,只有故事的碎片。但是,我们的生活太精彩,变化也太快,所以,写起小说来,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就分不清了。要说我在写作中模糊了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那应该归功于我们的时代,中国这四十年,是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时代。看起来像是虚构的故事,却偏偏是真的。反之亦然。有时候,我想:一个人一辈子能经验多少事呀?能记住这些事的人,应该是一个富人。一个人的生命,除了能拥有自己的经历,还能有什么?我有很好的记忆力,这是我的运气。
        不过,您说的对,“青门里”确是有原型的。一共四十八家人。是一些民国留下的大学教授。都是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故事,可以写很多书。我在《青门里志》中,只写了从几个小孩子眼里看到的故事。
        
        大概和你从事语言哲学研究有关,你对带着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有特别的敏感。所以,在我的阅读感觉里。某种意义上,这本小说也可以当类似“马桥词典”这样的书来读。我想,这是否因为在你看来,这些话语隐含了文革时代的密码?当然,几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话语。从过来人的角度,你怎样看当下流行的网络热词,是否这些词汇已经全然褪去了政治色彩?
        
        写《青门里志》中文革部分,我确实做了一些资料工作。因为,必竟文革时我还小,记不住太多的革命语言。可是,一个时代的语言,确如您所说,是解读那个时代的密码。激进也好,荒唐也好,好笑也好,当时人就是那么说话的,而且说得认认真真。所以,我读了文革时期的很多大字报。斯坦福大学捐给我们学校的“亚洲世界中心”几千本老书。其中有一本中国文革时期大字报汇编,还是手抄刻印的。某访问学者捐赠给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还有一本红书,叫“革命委员会好”。是文革时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发的报喜信。每一篇都以“我们最最最敬爱的……”开头。我每封信都读了,看到了一颗一颗没有自我,只有群体和领袖的红心。后来,小说一开始写《科安农-苏邶风观察日志》时,写的二战后心理学家做的“弥儿格林试验”(对人盲目服从权威心态的研究),就是看了那本红书后写进去的。小说中,有个小孩名字叫“会好”,也是看了这本红书后起的。还有一本文革时期的中央文件汇编,我也从头看到尾。看了这些资料之后,对文革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我就有了自己的看法。且对“文革语言”也能把握准确了。其中有一段革命宣言,就是当年著名的清华附中大字报里的语言。
        写到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一段,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故事,不需要资料,我也能把握了。
        您提到当下流行的网络语言有没有政治色彩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让我想写《青门里志》的一个间接原因,和我在网上看到的语言有关。我上中文网并不是太多,不是不想看,是没时间。但是,只要有时间,我都会上网快快看几篇。在网上读文章,常看到一些留言跟贴。有些语言让我很吃惊。怎么跟我小时候,骑在父亲肩上,读到的那些贴在街头的大字报上的语言也差不多?若把我看的那本“大字报汇编”里的骂人话,抄来放在那些贴子后面,恐怕,也是能入时的。
        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可以说“我不同意”,为什么要变成人身攻击? 不是都在网上认识的吗?那仇恨哪里冒出来的呀?那些跟贴里,也许不再说“革命委员好”了,但对“人”的不尊重并没有消除或减少多少。这让我觉得,别以为文革从此搞不起来,文革的心态,就在我们的语言中,就在我们的文化里,就根植于我们的人性。倘若不把文革反思清楚了,我们还可能“返祖”。而我们现在碰到的社会腐败和等级分化问题也可以追源到文革中对“人”和“人文主义”的亵渎。
            对“流行的网络热词”我还真知道的不多。如果它们是时代的产物,好的会留下,不好的自然会消失。词语本身是符号,政治色彩是人加进去的。倘若人不仅是个体,也是社会动物,让每一个网络热词完全没有政治色彩怕也是不容易的。就算看起来没有政治色彩,读起来还会因人而异。前几天,看到儿子用的中文课本,像砖头那么厚,都是中文网上或报纸上选的文章。我看了生词表里的成语,有”“官倒”二字。儿子在这个“成语”上面注了拼音;后面加了自己的解释:
        “官倒:一个大官头朝下。”他不懂中国政治,“官倒”就是“大官倒过来立着了”。那不是头朝下吗?可是,“官倒”让任何一个中国人读,都带政治色彩。
       
        你迄今为止的写作,都带有浓厚的理性思考和哲学思辨的味道。这当然能增强小说的深度,但很难不留下“概念化”、“主题先行”的痕迹。即便是米兰·昆德拉的写作,也会招致这样的质疑。相比你的几部中短篇小说,我感觉你在这部长篇做到了某种平衡。对于怎样把思考恰如其分地引入小说。我想你一定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过去人写小说,用文言文,之乎者也。那也叫小说。现在人写小说,以写人的故事为主。也叫小说。大作家托尔斯泰就是个哲学家,他的小说,大段大段的哲学思考;萨特和西蒙•德布娃是哲学家,也是杰出的作家。有人写小说充满诗意,有人写小说情节紧张。这些都叫“小说”。从古到今,也没人规定小说必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只能写故事情节,不能写思想。若有谁在文学教课书里给小说下了一个定义:说小说不能有这个痕迹那个痕迹,那不也就是一个“定义”吗。哪有定义限制小说写法的事儿?定义只能最大程度上概括某一类事物。小说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好看,没叫人书本一打开就睡觉,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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