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直立行走——答《上海文学报》傅小平
发布: 2014-9-11 15:05 | 作者: 袁劲梅
如果有读者质疑“概念化”和“主题先行”，我对这样的担心很感谢。别人说你有问题，你就会警惕。有人担心比没人担心好。不过，我对我自己要求不高，对“小说”的理解也比较宽松。在我看来，我写的“哲学论文”和我写的“小说”的区分是：我写的哲学论文，全世界最多七个人看，大多数人若拿起来，看到第三行就睡着了。因为，那是清理“概念”的游戏。没有情节，不带人情味。要是我写的是这种东西，我就叫它“论文”。我写的小说至少能有七百人看吧，七千七万当然更好。而且，大部分人不会一看就睡觉。要是我写出了后一种东西，我就叫它“小说”。有“哲学论文”作对比，我对我写得小说很有信心。道理很简单，若我写的小说真成了一个概念化的东西，读者看了就不会笑。因为，他们已经睡着了。我相信，读者看了我写的故事，会笑的，这说明，“小说”的活力和人情味和他们的生活对上了。这不就行了吗。定义“小说”这种文体，还得靠作家的作品，不能靠文学教案。
小说不过也是探讨真理和生活真谛的一种方式。作家写小说之前不思考，那是在说故事会，闲聊天。那是文学的另一种形式。起文学的另一种功能：休闲功能。除了休闲功能，文学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功能：记录生活，回答生活的义意是什么？这两种功能我都喜欢，我也喜欢听故事，讲故事，我给我儿子讲故事，信口开河，想把什么编进去。什么就进故事了。蜜蜂是他爸爸，恐龙是他兄弟，儿子听得高兴，我也讲得高兴。但等我自己写作的时候，我一开始动笔，就神使鬼差走到后一条路上去了。因为，在这条路上，有很多挑战，我得好好想，创作的乐趣和探讨生命的乐趣一致。
如果，有人提醒我：你没有来得急顾及到每一个读者，有人看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啦，我就会放慢一点，尽量把思考变成细节，用形象一点的语言来表达故事。因为，我的本意当然是想顾及每一个读者的。我尊重每一个读者，也感谢他们愿意花时间读我写的书。写《青门里志》这个长篇的时候，先在《中国作家》上发了一个短的。李双丽和路也都提醒过我。后来，“十月文艺”出单册小说，我又慢慢改。其间，责任编辑章德宁老师又一遍一遍提醒我：你又写得太快哪，没顾及到读者。还有《北京文学》的黑丰，《人民文学》的徐则臣，都在不同场合提醒过我：“别光你一个人想，得顾及读者。” 这种提醒是非常好的，使我没把小说写成只有七个人看的“哲学论文”。如果，您觉得在《青门里志》里，这种思考与讲故事的平衡做得比以前好，那就说明：旁观者清，朋友的提醒起作用了。
不过，有一点，我想讲清楚：做到思考与故事的平衡，我愿意。我可以把故事讲慢，把反映思考的细节讲清楚。但若要我把想清楚的思考部分放弃了，只写故事，那我是不干的。中国文人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没听说这个传统把小说排除在外了。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把能不能用清楚明白的语言说事儿看成是“道德”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我不觉得一个作家在作品里讲清楚了某些思想，就叫“主题先行”。什么叫“主题先行”呢？我觉得写有目的的宣传性作品（不管是唱赞歌的，还是骂人的），才是“主题先行”。一边写，一边探索，若真写出了什么主题，那也是作品里的人物自己找到的。其实，每一部小说都会带有作者的价值取向。公开一点或隐蔽一点的区别罢了。
这种平衡体现在《青门立志》中，是你把很多理性思考放到了另一本虚构的书，即书里的书《科安农-苏邺风观察日志》里。尽管“日志”写的是两位主人公对黑猩猩和博诺波猿各种行为的观察，但和人类行为的对比，使这种观察和思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我想知道的是，这部分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参考了你在书后提到的参考文献，又在何种意义上加入了你自己的见解？
您这个理解很有意思。把对我们的动物亲戚的观察作为对比写，是小说写到一半时决定的。这样分开来，时间转换，地点跳跃的困难就回避掉了。小说的结构设计，比小说的情节叙述更难。分开之后，有黑猩猩和博诺波猿的行为作对比，文革中的群体暴力和盲从等行为，不用多讨论，读者就自然懂了是怎么回事。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哈佛法学院来的教授。他领导一个研究所，研究如何用和平手段解决人类的冲突。他想用《秋菊打官司》这个电影作为一个例子。我给他讲解《秋菊打官司》。他告诉我，他还用博诺波猿的“没有战争，只有性”的社会行为做例子。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博诺波猿”。我只知道黑猩猩的暴力，不知道是博诺波猿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亲戚。所以，我就叫他推荐书给我看，他就推荐了一本 Frans de Waal 的Bonobo: The Forgotten Ape (《博诺波：被遗忘的类人猿》)。很好看。有图有画有细节。从这本书开始，我看了一本又本，把Frans de Waal的主要书籍都看了。 所以，日志那部分内容，基本是根据书后的参考文献编的故事，细节都有根据。
说实在，对你在里面提到的“生物-人类学”，我所知甚少。这样一门学科让我感到兴趣，是因为看到陆陆续续有一些科学研究证明，很多动物并非如我们以前想象得那样，在一切方面，尤其是在创造力上，比人类差之甚远。我想，这对“人类中心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果说，这样一种思维革新正在进行中，那在你看来，这种革新对人类社会，对文学观念会带来何种影响？
黑猩猩和博诺波猿有97-98%的基因和人类相同。人类是地球上种众多物种之一。说人类是世界的中心，是我们人自封的。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时候，我们中国还自封自己是世界中心呢。整天在人群中转，看来看去都是人，很容易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人的。其实不是。没有其他物种共存，人类也就和恐龙差不多了。人不能挤在一起，在自己群体里互相折腾，互相鼓气，就以为自己真是世界的统治者了。这是夜郎自大。为什么非要等到地震海啸来了，才认识到人的渺小？正确认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是人的理性责任。
把自己一族一国当作是人类的中心和统治者，我们叫它“法西斯”。把自己这一个物种当作是世界或宇宙的中心和统治者，那不是对自然和其它物种的“法西斯”吗？
文学是人的作品，“物竞天择，生存竞争”作为生物进化论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一开始就没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法西斯的理论基础之一)明确分开。到今天，还更加严重。这点，文学是有责任。我们总觉得如果自己竞争性不强，就会失去生存地盘。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讲国共内战的文学作品，只管情节精彩，很少反思那场内战打得有没有必要。讲起一场战役全歼敌军四十七万人，心也不抖一下，那死得不都是中国人吗？讲起打入敌人内部，只讲如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心理承受能力不受道德制约。
我想：当我们正确认识了人在地球上的位置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文学作品中的地盘会减少。和平和环保的声音会增加。
我想到眼下经常被谈论的“作家学者化”的话题。出于对过去强调讲故事，以至于以为小说就是讲故事的想法的一种反拨，这种吁求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实际的情况是，全球化时代，在故事面临日益同质化的危险的同时，思考本身也愈来愈趋于同一。相比而言，尽管很多的故事都能从各自的文学传统中找到同一个原型，但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故事的确能常说常新。然而，新的思考可能更难。要求作家在写作中对世界有独特的理解更是难乎其难。我寻思，当你在小说中写下如许思考时，你是否有过担忧：实际上，你在小说里的一些思考，很可能其他人已经以各种方式思考过，甚至可能思考得更深入。在我看来，把哲学思考引入小说，真需要作家有绝大的自信，这种自信又从何而来？
我觉得，“作家”是个很特别的头衔，因为它并不受某人所从事的专业或专职限制。高玉宝没上小学，可以当作家，韩寒没上大学可以当作家，那读了博士，当了学者的人，自然也可以当作家。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有个什么作家的趋势。让作家学者化，或者不学者化，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各色作家都能有自己的特点，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民主一样，不定个个都当议员，但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好的社会，不是充满先进思想的社会（人做不到），一个好的社会，是允许各种思想共存的社会。只要对作家宽容，什么样的好作家都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