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直立行走——答《上海文学报》傅小平
发布: 2014-9-11 15:05 | 作者: 袁劲梅
小说题辞用了易卜生的名言：“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 实际上，谈到了怎样正视历史和承担责任的重要命题。这个命题其实并不新鲜，甚至在官方、在知识界都已然成了一种“共识”。这看似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未尝不是没有问题。毕竟，模糊抽象的空谈其实不难，大而化之的道歉也只是流于表面，但具体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就变得特别困难。因为谁都知道这是利益攸关的问题。正因为此，在小说里读到“我们对‘暴力’的反思，止于能够给我们带来利益。”这句话，就特别有感触。那么在你看来，在当下中国，让这种反思和忏悔真正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如何可能？
我们是个很功利的民族。是非对错，以能否带来功利来判断。这让我们很容易放弃，很容易改变，很容易原谅自己。我们还喜欢自己骗自己。一场文革难道真是四个人闹起来的吗？明摆着的不可能。跟自己家兄弟打，打赢了，也敢称自己是伟大的军事家。说这个党不好，那个党不好，这些党是谁呀？还不就是我们自己。骂这个贪官，那个贪官，等自己到了那个官位，也成了贪官。
中国人以集体中的一分子而存在。大家都是大厦里的一块砖。房子建歪了，每块砖都是歪的，却个个可以不负责。这是不行的。如果，我们想过一天算一天，自然可以就这么混下去。到大厦轰然倒塌的那天为止。要不想大厦倒塌，拿军队守着，拿红歌哄着，都是没用的。得从第一块歪掉的砖改起。就算那第一块砖是总设计师奠的基也得改，改痛了，改到体制也得改。这种改应该是和平的，自觉的，从上到下的和从下至上同时进行。中国总要成为现代社会；总要有先进的社会价值观作精神支柱（如果没有宗教的话）；总要认识到：权力不是好东西。要把它管住，要有法制社会才行。
在这个大厦里，每一个个体，有没有承担社会罪恶的责任感和反思忏悔的能力，就看到这些个体，能不能站立起来了面对自己的错误和弱点。大家其实都不想当一块砖，都想当个人。可是，在等级制下，永远是只有“位置”没有“人”。就算你当了高官，前呼后拥，人们尊重的，也是你屁股下的位置。你一下台，人们又前呼后拥地跟着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新人了。
您问如何让这种对社会罪恶的反思和忏悔真正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这当然首先是一个个体自我选择的问题。我只能做我自己的主，做不了别的个体的主。但是，康德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可以帮助个体（或“每块砖”）获得自己的独立人格：“永远不可将人，包括你自己，当作工具，而只能当作目的。”
这让我想到，大陆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资中筠在一次会上提到，有人佩服她说了真话，但她之所以敢说，是因为她不是普通人，她说了对自己也没什么损失。类似的说法，私下里也经常在大陆的作家群里听到。他们羡慕海外华文作家，认为他们之所以能说一些犯忌的话，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海外，即使说了对自己的实际生存也没什么影响。是否有人对你提过这样的质疑，你自己怎么看？
大陆的作家写作时有禁忌。我能理解。不是说谁比谁更勇敢，更聪明。作家的发言权如果和他的生存权连一块了，这是作家和文学的悲哀。很遗憾。如果，让作家要了自己发言权，就没法生活。那就怪不得作家只写一些不痛不痒的休闲文学了。
美国也有铁饭碗，教授的终生制，就是铁饭碗。这个铁饭碗保护了学术界的言论自由。没有教授会担心因为说了什么“犯忌的话”，就丢了工作。教授只在二种情况下会丢了铁饭碗：1）犯了学术欺骗；2)对学生有性骚扰行为（师生恋为禁忌）。
如果有大陆作家对我提出这样的质疑，我一定老老实实承认：我不是英雄。我刚到美国的那年，系主任对我说：有FBI的警察要找我谈谈。我一听“警察”二字，立刻说：“我这一年就是好好读书，没说反对中国政府的话。我还有儿子父母在中国，可别影响他们。”系主任莫明其妙地看着我，说：“跟你儿子父母没关系。FBI的警察是抽查外国学生的经济来源。”我这才反映过来，要来找我谈话的是FBI的警察，不是中国警察。过后想想：我这种反映，也太狗熊了吧。
所以，我很理解大陆作家的质疑。我只是想说,我知道我的优势。我会珍惜。这个优势给我更多的责任。同时，我也期望：所以的作家都不会因言获得罪。
在你的很多小说中一以贯之的重要命题，该是国民性的问题。我总感觉，鲁迅之后，国民性的问题就被淡化了，尤其到了当下，对国民性的理解，实际上已被所谓共通的人性人所替代。以此看，你对国民性的持续发问，看似有些不合时宜，却特别让人钦佩。体现在《青门立志》这部小说里，你其实写到了文革前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的生活。世易时移，这两个时期的生活，从表面上看截然不同。但在你的理解里，所谓不同只是争逐的对象从过去的成分转变到了现在的金钱，但带有根本性的思维模式其实并没有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否在这个意义上，你觉得谈论国民性在当下依然很有必要？
您这个问题提得很深刻。为什么鲁迅之后，国民性的问题就被淡化了？是不是鲁迅提出的那些国民性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呢？我觉得不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吃白菜炖肉，喝二锅头（官场上喝茅台）；吃完饭要抽棵烟，不把朋友灌醉不过瘾；见了领导要用“有件事跟您汇报一下……”这样句子开头；为了子女出国留学，卖掉房子；遇到是非问题，立马就用相对主义自己糊弄自己；对邪恶能宽容，对不同却不能；对男人养二房，供小姐，理解；对女人一过三十就要歧视，叫人家“剩女”；……这些不就是我们的国民性吗？
用“所谓共通的人性所替代”国民性的问题，要分开看。哪国人都是人，男男女女也都是人，作为“人”当然是有共通的人性，比如说：爱情，欲望，英勇，胆小……。写这些共通的人性，当然是好的。也是文学应该做的。说不定，也是对文革中的文学，把人分作阶级来写的那种“革命八股”的否定。写共通人性的作品一定会有很好看的，很有价值的。但是，“共通的人性”不能代替国民性问题。否则就是一种回避历史，回避现实的态度。因为，如上所说：文学不光有休闲娱乐的功能，还有探讨生命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光描述性爱的细节，它不可能成为《查泰莱夫人情人》那样的名作。既然是中国人，中国人国民性就应该是一个永远可以发掘的写作资源。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宗法等级社会，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在这种宗法等级社会中炼就出来的。等级制在中国的语言中、人际关系中、甚至在吃一顿饭如何坐座位的规距中。甚至就在人们赶着挤着去买iPhone, iPad这样的时新产品时，到底是为了实用还是为了显身份，都是说不清的。我在中国看到的宝马车，高级手机，比在美国看到的多。要是我说：我身上穿的衣服是25美分在旧货市场买来的，我开的破车是六年前3000美元买的，我到现在也没有手机。但是我照样活得很高兴。那是因为没人介意这些。可是，若我长年生活在国内，我还敢不敢穿25美分的旧衣服满街跑，还自称自己是“教授”“逻辑学家”？我不知道。至少，我没有手机就活不了。
时代可以变，如何划分等级的法子也可以变来变去。因时势而变，因权力转移而变。但是，中国的等级制从文革到现在，没变。变得只是从用政治划分等级到用金钱和权力花分等级了。那我们的国民性又能变多少呢？
谈论国民性，很可能回避不了一个矛盾。因为，国民性多半包含了一种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意识。比如，鲁迅揭示出来的阿Q精神，显然属于国民性范畴。你在《老康的哲学》里面提到的等级制，或是在《罗坎村》里写到的摆排场，或是在这部小说里面有所演绎的“革命疯”等，是否也构成了国民性呢？有人就质疑，这些并不能代表对某种中国本质的批判，而只是对中国特殊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体制的缺陷，以及这种缺陷在当代的延续性的批判。你怎么理解？
鲁迅揭示出来的阿Q精神，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深刻准确。我猜想，鲁迅创作阿Q这个人物的时候，也未必就下定了决心要挖掘出中国农民的“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意识”。只是当人们一遍一遍读了《阿Q正传》才发现鲁迅写出的阿Q怎么那么象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亲戚朋友呢？这才有了国民性的说法。
我写《忠臣逆子》，一代人革另一代人命，发“革命疯”，浮躁激进，那是中国人经历的一个时代。我写“老康”只是想写老康这个中国人，一个有等级观念流在血液中的现代中国人，叫“康公社”。他来到另一个不按等级制活的国家后，受到的挑战。我写《罗坎村》，也只想写工业社会冲击了中国的乡村，罗坎人离开了农村，离开了血缘相亲的亲朋，但是，没有人际关系的日子他们不会过。就是到的城市，没有了过去的宗法血缘关系，他们也要想方设法结成新的，类似宗亲血缘的人际关系网。我就是想写这样几个故事。并没有想下决心要去揭示国民共性。
如果，读者从这些个故事里看到了国民性，我想大概是因为“浮躁激进”，“等级观念”和“结人际关系”这类现象，从古到今，都在我们的文化里吧。这类现象到底是不是国民共性，深刻到什么程度，我写小说的时候没想。现在也不能确定。
不过有个故事挺有意思：我有一个美国学生，到中国一家公司工作。他走之前，我把中国人的浮躁激进，爱面子，等级制，人际关系等当作文化特点跟他讲了。半年后，他对我说：“劲梅，当时我走的时候，没把你说的警告当回事，半年后才懂了你的话。一开始，我就是不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是一些“Show cases”（面子工程），却还是做给领导看。为什么要不停地拆房子盖房子？我也就是不懂为什么上级一和下级说话，下级就把头低下，眼睛看着地，象犯了错误。我更不懂，每天一早，公司都会碰到这个或那个问题，大家也不想怎么去解决问题，立刻说：‘找人’。”这个美国学生没在中国文化中长大，他反应最强烈的这几点，大概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吧。
不过，如果有读者认为，这些只是对中国特殊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体制的缺陷的批判，也行。我只是写了几个故事，到底读者从这些故事里读出什么，由读者自己理解。
小说中的“丛林”和“返祖”两个概念，特别能体现作家对并不乐观的世界图景的残酷想象。事实上，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作品，都写到了“返祖”的景象，这使得小说充满了寓言性。相比而言，这部小说有更为明确的叙述背景，相信一些读者倾向于做更具体的社会学的解读。从这个角度看，以这样的概念来总括小说，会否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小说的意义?
我想写的就是小说。“丛林”和“返祖”是人性和人的动物性碰撞、挣扎时出现的现象。什么是“人性”，这得定义一下。不少小说把人性当作人的七情六欲来写。我还听过有人说：“动物还不止睡一个母的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多睡几个。”如果说“人性”就是“动物性”，能吃，能睡，能性交，能撕杀，那叫“人”。那么，这和叫“野兽”也没什么区别。
如果说“人性”中有动物性的部分，那“人”就要面临一个选择：做“人”还是做“野兽”？这个选择从古到今都不是好做的。但是“人”无法回避。什么才是人或只有人才独有的“人性”呢？中国的孔子说是“孝”(唯人独有的感恩和爱心)，宋明哲人说：“良知”；西方哲人说：“理性”。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有一点是共同的，人必须把自己和其它动物区分开来。我觉得那一点儿能把人和野兽区别开来的东西，就叫“人文主义”我们必须全力保持住这个叫“人文主义”的东西，这才能堂堂正正地，有尊严地做人。
二次大战后，看到过人类像野兽一样撕杀，西方人对“人性”和“人文主义”做了很多思考。中国经历了文革和资本原始积累的残忍，也应该好好做这方面的思考。《青门里志》是我对“人性”和“人文主义”的思考。如小说中所说：“当人，比当猿猴困难，因为我们要直立行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只能当人。没有回头路可走。”
人类社会是走向黑暗还是光明，就看我们对“善”“爱”“正义”这些人文主义精神的坚守了。反正活成动物世界不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我们是从那个世界进化出来的。
这是我的解读，也是写书时想到的问题。如果读者从社会学角度做出其它的解读，那是读者的自由。书出了，“姑娘”长大了，不由我管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充满张力的小说。这张力体现在小说中，主要是各式人物不同理解的并置、错位及由此形成的幽默感；比如，童年视角的引入，使得叙述者“我”对极端时代里很多事物的理解，与成人世界形成了强烈的错位，很有喜剧效果，小说叙述也因此举重若轻。这让我想到小说叙述正面临的挑战。当下人们对很多事物的理解日趋同质化，相应地，这种张力也正在慢慢消解。我想，当下很多作家回避当下，把眼光转向历史，也该有这方面的原因。以此看，你对小说前景做何判断？
哪个时代都没有我们这个时候跑得快，故事多。回避当下，挺可惜的。不过，各人有各人的考虑，历史也有很多好故事可写。只要写得好，写什么都行。如果是因为害怕惹事，回避当下，那就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了。怪不得作家，但又人人都有责任。
我觉得文人对社会更大的责任在“进谏”，不在为谁唱赞歌。文人的眼睛要能看到不合理，把它说出来，社会才能有希望更好。这个责任只能文人担当。文人有话语权。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要不然，就别当文人，当工人农民公务员也是很好的工作呀。
当然，指出社会的不合理，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写大字报，骂人的方式是搞武斗，不好。文人要有幽默感，不必拉着一张政府脸到社会上去说三道四。那样，人见人烦。文人的幽默感，是文人的智慧，举重若轻，是运用幽默感的结果。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和几个美国女同学讨论找男朋友的标准。我先说。我说：第一，长得好看；第二，没文化。（高学历的中国女人定会同意我这两个标准。找这样的男人不欺侮人。）轮到我的几个美国女同学说她们的标准了，她们的标准都是：第一,要有幽默感。到第二，就各式各样了（没人说要男朋友必得有钱有房）。我就想：为什么“有幽默感”对她们那么重要呢？后来，有一位教授对我说：“劲梅，你觉得邦迪克教授是不是终于也有了幽默感？他会嘲笑自己了。” 邦迪克教授教形而上学，他连笑都很少会。但是他有“幽默感”了。原来，幽默感并不是去嘲笑他人，嘲笑落后，嘲笑弱者。幽默感是嘲笑自己，嘲笑自己犯过的错误。敢于嘲笑自己错误的男人，当然可爱。
用幽默去反思和批判我们自己在文革中犯的错误，不是骂人，是让人在好笑中看清自己走过的弯路。能用幽默感去嘲笑自己的人，是有自信心的人。能用幽默感去嘲笑自己犯过的错误的民族，是有自信心的民族。
就我个人理解，这部小说的主角其实就是青门里，剪子巷或许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从第四章专门写到“剪子巷”，在第六章里首先感叹“剪子巷没有了”，可以见出。两者之间的对比和反衬，该是体现了你的深层思考。知识分子聚居的青门里，多的是文人的迂阔，少的是人间烟火气。剪子巷住的是下层三教九流，他们更多靠自然本性和世代相传的价值模式生活，自有一套处事规则，在大动荡中反而更显本真和坚韧，所以“革命”纵使渗透到每一个角落里，到了底层也只是“到此一游”。我还注意到在小说的章节里，你写到，叙述者“我”去了剪子巷，就是“进入市民社会”。我不确信这是不是有些美化，因为文革对底层同样有很大的冲击。但像剪子巷这样的底层，感觉该是寄予了你某种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