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直立行走——答《上海文学报》傅小平
发布: 2014-9-11 15:05 | 作者: 袁劲梅
想想作家为什么只强调讲故事，不愿意思考啦？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担心“思考”有可能给作家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二是，文学休闲功能相对来讲更容易把握，也更大众化一点，停留在说故事阶段也行了。作家不敢思考，是社会政治原因造成；作家不愿思考，是作家自身原因造成。倘若作家头上没有“把关”的，他们什么好的思考做不出来？倘若作家不偷懒，文学的功能也不会只到“休闲”就结束了。
还有，作家好象不应该以“类”来划分，以“个”来划分可能好一些。他们和艺术家一样，是个体生产者。他们的产品可以五花八门，拿到市场上来，让大家挑选。别让作家和编辑手里拿着作品，心里揣着担心：触了某个话题就有可能没工作；也别逼着作家为了生计去媚俗，为了发表作品去倍官吃饭，为人写赞歌；还要请社会大众原谅，作家也是人，他们若写出什么不对你味口的东西，你别看就是了。不要攻击他们。总之，中国文学，能让好的作品自由上市，就是成功。
关于故事常新，思考趋同问题，我同意您的看法。我上大学的时候，班上有许多老三届的同学。当时，班上有一句话叫：“这个问题连袁劲梅都懂了，就不用再讨论了。”可见我是最笨的，最无知。所以，我从来不敢认为我有多大本事，能对世界作出一个新的解释。如果，我想到的问题，其他人已经以各种方式思考过了，那是很正常的。文革的问题，本来就应该从各个角度去探讨，我最多不过“是英雄所见略同”。如果，一个重要的问题，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说，这是很好的。
我也没觉得我想刻意把哲学引入小说。我说的那些思考，就是不学哲学，见过了这么些事，也应该能得出这样的想法。只要对面事实，我对文革和中国传统社会土壤的认识和批判，人人都能得出来，那都是常识。我唯一的能耐就是把这些常识和反思用故事情节，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了。
即使单纯从小说形式上看，都能很明显看到你的写作深受哲学的影响。比如，你的小说通常都有题记，而在某个章节前，一般都会引用哲人的话，而且整个章节和这些话都保持了呼应。不妨谈谈哲学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你的写作？
要说“哲学”对我写小说的影响，应该有好有坏。先说好的：我会看出问题所在，且知道如何分析问题能有出路。我常对学生说：“当哲学家的好处是：有人付钱让你想问题。”哲学家对人性的深刻追究，让我观察人的时候喜欢一直看到人的细胞或者基因，才甘心。更重要的是，我的专业是逻辑，我是逻辑学家，在构思小说时，不会逻辑混乱，也不会多说废话。用我以前逻辑学导师，罗素最看重的几个好学生之一，美国计算机语言之父I. M. Copi (科比)博士的话说：“一个好的推论不是最长的推论。一个好的推论是最清楚简洁的推论。”所以，我在处理最难把握的“故事逻辑发展”问题上，一般没有困难。我常想，若Copi博士还活着，知道我把从他那里学来的本事用到写小说上了，不知会作何评论。他当时答应到北大哲学系去讲学，因太太去世，没成行，成了一个遗憾。等我当了教授以后，他说：“以后也不用我去了，你去就行了。” Copi博士是指望我到中国去教“符号逻辑”的。可是，迄今，也没人要我到中国教“符号逻辑”（只给人大出的《哲学》书里写过一章“符号逻辑”）。中国的语言很感性，中国的文人都很诗意。逻辑反映的是的理性的美。在感性的美都换不来多少钱的时代，理性美就更换不来钱了。但是，我们称自己为“人”，那不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性吗？
再说不好的：教哲学，教逻辑是我的工作。是非做不可的。也并不是所有哲学问题都能和文学相干。所以，我从事哲学工作，实际上也是对文学写作的一种牺牲。台湾作家东年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你这样的人，离开中国可惜了。”他的意思是：你这么喜欢写中国故事，却离开了中国文化环境和中国文学的土壤，还想独个儿搞中国文学，真是憾事。我心里是同意他的。住在没有文化环境的地方写中文小说，能把中国字都写对，我就很高兴了。
事实上，你还遵循了哲学论文写作的风格。你的小说有了开场，就必然会有结论。我想，你是否在追求一种形式还有实质上的圆满。一般的理解，作家写作只是提出问题，怎样理解和解答是读者的事。而你反其道而行之，不止是提出问题，更是试图解决问题。为何？
您的观察是对的。我有时候是故意用了“开场，故事文本，结论”，这样的结构的。既然，不同作家有不同作家的风格，谁也没规定小说该怎么写。那么，这种写法就算是我的风格啦。还有一层是潜意识里的东西，说出来就是：我这样写，也算是对没有哲学系要我到中国教“符号逻辑”的一种反抗。逻辑课是美国大学的必修课之一。它比什么党史，时政重要一百倍。我们的大学生不学。那么，逻辑的好处我就示给中国的文学爱好者看吧。而且，我觉得，这种结构也很适合我写从问题出发的小说。如您所说，“作家写作一般是只提出问题，怎样理解和解答是读者的事。”但我不是还是逻辑学家吗，光提出问题我不甘心。凡我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我是有能力讲清楚的。我就多做了一步，成了：我用故事讲清楚的问题，该怎么理解是读者的事了。要是读者不拿我当作家待，就拿我当逻辑学家待，我也很高兴。
柏拉图有一段名著，叫“洞穴”。讲的是：人们住在自己的洞穴里，面壁而坐。火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到墙上，他们天天看着那些影子，就以为那是真实。有人走出了山洞，发现，原来光在外面！这个人叫“哲学王”。“哲学王”走出了洞穴，看到了真理的光。他回到洞里，告诉洞里的人：墙上的那些影子是假象，光在外面。可没人相信他，反而打他骂他。关于这段故事，我和一群中国大学生有过一次讨论。大学生问：哲学王既然已经看见真理的，那不就行了吗？他为什么还要回到洞里去，那不是回去找打吗？我告诉大学生：按照柏拉图的理想，“哲学王”走出洞穴，只是他哲学旅程的一半；回到洞穴里，告诉别人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假象，是他追遂真理旅程的另一半。所以他别无选择。
倘若，我急急忙忙想把我看清楚的真实告诉读者，没有遵守文学常规，那就请读者原谅。吃了“哲学王”点火开灶烧的这碗哲学饭，要了哲学的好，也得了它的迫不及待和直接了当。但，这就是我。读者喜欢我的作品，说不定还是因为他们喜欢我的直接了当呢。
你的多数写作写的是知识分子群体。我想这和你的成长经验有关。另外，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在写作中很自然就会写到知识分子。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当下作家一写到知识分子就会把其妖魔化。我想，是否当下作家有太多来自民间或底层，缺乏对知识分子真正的理解？又或者，我们还没有从文革或反右的阴影中走出来，至今都没法正视自己的存在？又或者，我们对知识分子还有载道的期许，实在没法把他们降低到普通人来理解？又或者，这纯粹是文学边缘化后，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的一种自我宽慰和纾解？而作为一个读者的期许是，我希望作家至少能把知识分子写得正常一点。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写好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容不得如此轻慢和简化。因为某种意义上，这是作家自己看自己的一面镜子。你怎么理解？
我最了解的群体当然还是知识分子。您说的当下作家把“知识分子妖魔化”，这当然也是我不能同意的写法。写哪一个阶层都不能把人家妖魔化。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或正常的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财富和中尖力量。应该得到爱护。但是，中国从49年起，就一次一次整知识分子，贬低知识分子。这是不公正的，是不正常社会政治斗争的需要。
在我们大学的人文科学学院，有两个人对猪特别了解。一个是我们的院长。他出生在农场，父母是养猪的农民；另一个就是我。我也长在猪场（文革时随父母下放）。我们两谈起猪来一唱一和。我对猪的知识让他惊叹。但是，有一点，他怎么也想不懂：为什么中国不爱护自己的知识分子？
这是个值得我们好好反思的问题。现在的把知识分子妖魔化，不也一样是不爱护自己的知识分子吗？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不宽容”的问题。知识分子要能活出自己，活出成果，要的就是一个宽容的环境。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一个千年的等级制下谋生的阶层。自身自然也会有一大堆问题。批评他们可以，但得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当他们想当的人。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现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几乎是以读了多少年书定。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就要比以前广泛得多了。现在，家家父母都要逼小孩子读书赶考。那些把“知识分子妖魔化”的人，还不是赶着要送自家小孩去上补习班，逼小孩子们考高分。这是干什么呢? 当“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魅力，被它的功利地位魅力所代替，在一个金钱社会，“知识分子”本身也腐败了。若这样，“知识分子”对自己这个阶层被妖魔化，要自己承担责任。
有一点是让我感到宽慰的。你写知识分子，写出了历史的纵深，写出了宽远的背景。你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尖锐却不尖刻，辛辣却不毒辣，少了幽怨之气，更多给人一种退一步看海阔天空的感觉。不论是《罗坎村》、《忠臣逆子》、《老康的哲学》，还是这本《青门立志》，这种感觉一以贯之。我不知道，这是否和你离开国内的环境，长期在国外生活有关？因为，这让你拉开了距离，让你的反思和批判有了大的空间，从而显示出开阔气象。
拉开了距离看自己的文化，看自己的阶层，是好的。可以少带情绪。还有一点就是“比较”。我在国外，周围的人也是知识分子。美国知识分子怎么活，自然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活法在我眼前形成了一个对比。美国知识分子关心和问题和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也自然形成对比。也许，这就是您说的扩大了“反思和批判”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