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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归原(下)

发布: 2014-9-11 14:37 | 作者: 袁劲梅



        突然,肥美的草地在我们眼前陷下去了。不是陷下去一点儿,是突然掉下了绝壁,掉进了昨天,掉到了一个土黄色的鬼城里。在金草地嘎然而止的地方就是黄土山。这个突然出现的世界什么都没有﹐只有各种形状的黄土山﹐一片黄色。绿色突然停止了。世界末日﹐生死之界就这样一刀划过来﹐连想的时间都没有就跳到了彼岸。这真是一片坏得一无所有的不毛之地,可这一无所有却在雁门关外创造出一种壮观的苍凉。像一部死去的大爱情,把一些古老残废的城堡,伤痕累累的农舍,残桓断壁的古塔一片连一片地留在静止的过去。没有声音,不再变化,分不清朝代,找不到边际,只有很久远的过去。 
        方世玉说了声﹕“啊﹗”就把我揽进怀里。在我耳边说﹕“我想把你吃了。”于是﹐我那一副带刺的戴家骨头就都化了﹐好像它们从来就没在我身上存在过﹐我从头到脚天生就是黄土地生出来的村姑。我蓬头赤脚﹐从不知道天下有美国和南磯镇﹐只想当一只被烤得黑呼呼的兔子﹐心甘情愿地被撕成碎片。
        “兔子”的最后一点理性是对那只迫不及待的“野兽”说﹕“破坏了精神恋爱的规则﹐就不是演戏了。”方世玉说﹕“我不管了﹐我现在就是要為你疯狂。我不知道一个人一辈子里能有几次疯狂﹐或想要疯狂。爱情自作主张﹐没有羞耻感。所有的坏结果都来好了﹐我承担就是。”
        于是天地赤裸﹐人生三界﹕天堂﹐练狱﹐地狱﹐一一从我们身边滑过﹐肉体的影子是惟一的﹐又是多余的。方世玉推着我向地狱走去﹐越推越快﹐越走越急﹐走到地狱的尽头﹕生命突然停止。一种死亡的兴奋拼死从生命中挣脱出来。语言没有了﹐世界没有了。坏土地是坏到底了......
        从黄土山回来的时候﹐方世玉成了“叔梁紇”﹐我成了“顏氏女”。我又创了我们戴家文人的记录﹐会“野合”了。
        比起克瑞斯﹐海德博士﹐甚至比尔﹐我和方世玉都是大骗子。我们不敢站在马路中间追一百个女孩﹐也不敢结婚三天就离婚。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自由选择﹐却允许大骗子。中国人没有多少婚前的自由选择﹐却对婚外恋网开一面。因為﹐在一个有等级的地方“自由”与“地位”和“金钱”成正比﹐年轻时没有地位﹐没有钱﹐能娶个媳妇就不错了﹐人到中年才谈得上有地位﹐于是就蠢蠢欲动去弥补年轻时的不得意﹐这是我们的活法。
        方世玉指着上下起伏的黄土山﹐说﹕“大。”我也说﹕“大。”这是叔梁紇和顏氏女野合怀上至圣先师孔夫子的那种“大”。非常肉感﹐非常物质﹐非常现世。不需要先和灵魂对话﹐过后也不受上帝审判﹐只要不被警察抓到﹐这片黄土地其实是最自由的地方。
        要不被警察抓住很容易﹐警察是為权力阶级服务的。有了那权力﹐就什么自由都有了。
        第二天一早﹐方世玉被他的县长同学请去吃饭﹐我就只好真的当起了导游﹐陪四娘进黄土山玩。走到茅草地﹐有十来个警察站在路口。手叉在腰上﹐说话的神情很霸道﹐和我们圈子里的杨赳差不多﹕“叫你们走就赶快走﹐这里有外事活动﹐封山一天。”
        四娘立刻很大度﹐说﹕“不让进就罢了﹐黄土地我看得多了。我们乡下有的是高高低低的黄土地。你们用不着这么老远地把我带到这里来看。还不如就带我看看那边的玉米地。”我就把四娘带到一片玉米地里。玉米还不高﹐新种没多久﹐一株一株都很活泼﹐一大片一般高,象一群剃着平头,穿着绿制服的男孩,风一吹过来,你挤我,我拉你,乱了,还嘻嘻地笑。四娘像个专家。抓一把土看一看﹐拉一片叶子闻一闻﹐说﹕“南磯的玉米耐看不耐嚼。他们怕是用了外乡的种籽﹐不是我们山西的。”
        我陪着四娘在外边百无聊赖地逛了一天﹐想听听她讲讲方世玉小时候的故事﹐她说来说去也就两句话﹕“这孩子从小吃不饱﹐就知道要好。”怎么“要好”法﹐四娘说出来的例子也就是“听村干部话”。村干部教他﹕如果你家墙上还掛着半斤腊肉﹐客人来了你没拿下来给客人吃﹐你就是坏人。如果你家只剩下一只下蛋鸡﹐客人来了你立刻杀了给客人吃﹐你就是好人。方世玉从小就是按“好人”做的。说着说着﹐四娘又说”村干部”不是好东西﹐查人家计划生育﹐跟人家媳妇睡了。自己生了三个女儿还想生儿子。听了狐大仙的鬼话﹐用铁锹拍死了自家大女儿﹐做药引﹐引出了个四弟来。我问四娘﹐您说方世玉听村干部话﹐是不是因為害怕那个恶煞干部拿锹拍了他﹖四娘说﹕那谁不怕﹖干部有权。别说干部﹐他爹娘也可以拿锹拍了他呀。我听来听去﹐想像出来方世玉小时候的故事就是﹕方世玉像个蚂蚱﹐被人拍来拍去﹐从一个石缝跳到另一个石缝。
        方世玉到晚上十点才到旅店来陪我。满身酒气。说是不仅大吃了一天﹐县长还带他去打了猎。县长派了五十个警察封了山。这就是為什么我和四娘进不去的原因。原来那外事活动就是招待方世玉。他们在山上跑出了汗﹐县长就领他去玩了桑那和按摩。方世玉连连对我说﹕“他们权力真大呀。為了陪我﹐县长一天没工作。我是当之有愧。却推辞不能呀。”
        第三天﹐方世玉依然被县长和其他老同学请去吃饭。这次是请他到他读过书的县中做“素质与成功”的报告。四娘当天就解僱了我这个导游﹐替方世玉省钱。她哪里也不去。我就下了岗回家﹐在屋里看了一天电视。那电视广告一遍又一遍地放着一只笔,买了往皱纹上一划,皱纹就没有了;一双鞋,穿三个月,人就长高十一公分;一台机器,拉住老年人的头和脚,老年人就长高了,驼背给拉直了。所有这些魔术都是中美合作造出来的,比美国单造的还要厉害。
        方世玉晚上来的时候又是喝得满身酒气。方世玉觉得把我一人撂在屋里一天很过意不去。就说要带我去捏脚。他今天刚被捏过﹐很舒服。我突然很生气﹐不知道中国人到底能把一个“脚”玩出多少花样来。我没好气地说﹕“我不去。要是一个男人﹐他凭什么捏我的脚﹖要是一个女人﹐我又不是同性恋。”
        方世玉知道我生气了﹐陪不是说﹕“我真是不想去吃那些饭﹐只是他们太热情了﹐从多少里外开车来﹐我推不掉呀﹐都是以前的哥们兄弟﹐一个县中食堂吃饭的人。”我说﹕“他们现在拿你当外宾。吃喝起来高朋满座。就像范进一日中举﹐次日一大堆银票﹐田契﹐金盆子﹐银餐具就从天上掉到他家来了。那都是乡里乡亲為以后付得卖路钱﹐交换而已。你一个穷教授﹐回到美国﹐在系里'一票'而已﹐你能怎么样﹖”
        我这里话还没说完﹐方世玉已经呼呼睡着了。吃得太累了。我只好一个人抱着脑袋做了一个长长的哲学反思﹐替方世玉找到了居然会“吃得太累”的原因﹕在我们的文化里﹐没有超越现世的灵魂﹐人不过是个有七情六欲的肉体﹐生命是个短短存在﹐转眼及逝。没有什么永恆的东西需要我们对她负责任﹐现世今身是惟一的。于是我们的生命就成了一架大车﹐载着快乐﹐载在灾难﹐向前跑﹐跑到散架為止。如果路窄车多﹐我们就拿“人际关係”作指挥棒﹐谁的车有关係﹐谁的车多跑几年。在这样一群乱糟遭的停车场里﹐“哥们义气”就是我们道德的最高境界﹐从农民到皇帝都这么玩。这道德﹐在农民家是“杀下蛋鸡”﹔在朝廷就是“赤胆忠心”。“等级”是要靠“哥们”的忠心来维持﹐“哥们”是一张铺天盖地的农民社会关係网。盖高楼﹐性开放﹐引进外资﹐先富起来﹐可以把农民的蓝布褂子换成西装﹐可改不了这张存在了三千年﹐融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社会关係网。儒学是这张网的理想化和理论化。方世玉是个儒生。
        第四天﹐我得走了。方世玉天不亮潜回四娘那里报了个到﹐就又被一个当了银行行长的同村同学拉去吃饭。这次是去县里最好的餐馆﹐那价格恐怕就是在美国当医生也付不起。我上午出来﹐在那家叫做“大富豪”的豪华饭店附近找了一个烧饼油条店﹐卖了一座黄土山一样多的油条﹐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吃﹐等着方世玉出来﹐好告别了以后再走。我从早上十一等到下午四点﹐他们那顿上万元的饭总算吃完了。我站在油条店门口﹐看见方世玉和一群方头方脑的胖子在门口握手道别﹐那简直就是一群过了今天没明天的大地主呀﹗原来农民的发家梦就是当地主﹐像地主一样挥霍﹖
        方世玉当然也是想跟我道别的。他等那群人走后﹐就走到油条店来。他不停地道歉﹕“真对不起﹐让你到了南磯镇﹐也没时间陪你玩。”我说﹕“这就是我们的三天浪漫呀﹖还不如冻死在纽约的大街上有情意。”
        方世玉说﹕“唉﹐你不知道﹐这里的人都把我当作精神典范﹐非要带他们的孩子来见我﹐说是向我学习。”我说﹕“人家怎么说就随他们去说好了﹐你自己得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要叫我看﹐你其实很喜欢这样的吃吃喝喝呀。”方世玉说﹕“我不喜欢。”我说﹕“你不喜欢﹐有些事情你是可以说不的。”方世玉严肃地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大概把所有他的那些哥们关係都过了一遍筛﹐然后说﹕“不﹐不能。”
        我真想跳起来跟他吵架﹐骂他这么容易就变腐败﹐连“爱情”都拉不住他。我想说﹕我们还能怪中国的官吏是害虫吗﹖他们若拒绝了吃吃喝喝﹐或许还真的在关係网里玩不转。你方世玉是在美国当教授﹐你就是驳了那些行长县长的面子﹐他们又不能解僱你﹐什么危险都没有呀。你都这么容易被拉下水﹐那当官的还能不腐败﹖看看和你 在一起的那一群都是什么人﹕一群农民社会出来的暴发户。他们谁还会想起山里的孩子还在吃盐巴﹖
        但我想到马上就要分开了﹐便忍着没说。方世玉和我一起往汽车站走﹐一边走﹐一边跟我描述他吃的那顿“富豪饭”。他说﹕有驴肉﹐有狗肉﹐有猴肉﹐有沙鱼翅﹐有狗熊脚﹐有乌龟头﹐有刀鱼﹐有河豚﹐有江猪﹐还有冬虫夏草......他说话的口气里带一点愧疚却也有农民的炫耀。
        而我却想像出海德博士跳上那挤满动物的“富豪饭”桌﹐砸断铁镣﹐冲破牢笼﹐把一群神情忧鬱﹐泣血带伤的动物解放出来﹐然后﹐大义凌然地走下饭桌﹐被富豪们押送去监牢。接着是我老爸爸和刘中谷﹐拿着一个鱼囊﹐收拾起鱼刺鱼骨﹐两人哭唱<葬鱼辞>。有人不僱自己安危﹐去拯救生灵﹐方世玉倒跟着那些有了钱的富豪去蹧践自家园地里的生灵。不知道文人安生立命的那点“良知”要几代才能修成。我忍了又忍﹐终於还是说﹕“你不觉得中国社会现在有的毛病﹐依然是过去农耕社会原有的毛病。建了高楼﹐开放了性﹐腰包里有了钱。却依然是农民的思维方式﹐农民的社会关係。中国的农民是农民﹐中国的官僚是农民﹐中国的蓝领是农民﹐中国的白领是农民﹐中国的文人是农民﹐中国留了洋的文人也是农民。一个农民的社会﹐自身是没有抵抗腐败的机製的。”
        方世玉没有反驳。脸上愧疚增多。我便以為他同意了我的看法。想到不知何年才能再见﹐我把新买的一袋樱桃送给了方世玉。空气里稍微有了一些柔情﹐我就下意识地拉了方世玉的手﹐方世玉像碰着了洪水猛兽﹐把我的手一推﹕“不能﹐在这里不能。这里认识我的人太多﹐要是被人看见了﹐我就再也别想回到这里来了。”
        这句话像一锤丧鐘﹐“砰”地砸在我的爱情上﹕再也不能回这个南磯镇又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原来﹐中国儒生进化了几千年﹐出了个方世玉﹐到顶还是个候方域有减。爱情爱到不影响他那个堂而皇之的名声地位為止。永远把人性和人际关係本末到置。
        这就是我假设的“船坚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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