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归原（下）
发布: 2014-9-11 14:37 | 作者: 袁劲梅
刘延磬说﹐她不知道杨赳和方世玉说了什么。但是﹐她知道杨赳已经发了骂人的伊媚儿到网上去了。刘延磬说﹕“你去看看网上的伊媚儿就知道了。杨赳说他本来并不想当什么候选人。是圈子里几个有地位的人劝他当的。那几个能人计划好了最终要把他选下来﹐却為了凑够四个候选人﹐好来一个差额选举﹐就把他骗上去当了个垫背的。这是拿他耍着玩。方世玉的选举委员会计票有偏向﹐投票应该作废......”
唉﹐三十个中国人在一起﹐座次就成了小圈子里争论不休的问题。官场的事情就到了文人的生活里来了﹐然后﹐连“阶级斗争”都有了。这个哲学会的主席又是个什么官﹖既无粮草又无兵马。為大家张罗张罗而已。最大的好处也不过就是回国开个会﹐可以有一面大旗打着﹐招呼几个哲学名人到旗子下站一站而已。就这样的位置也还要煞有介事地争一回﹐像争皇位一样。
我说﹕“刘延磬呀﹐你什么人不能嫁﹐要嫁给一个乡村恶少﹖”
刘延磬说﹕“杨赳尽干这种没有教养的事﹐那是因為他就怕别人不买他帐。他从来见到的都是一级压一级﹐不知道什么叫'尊重人'。他那个军阀家庭只教会他一种做人的法子﹐就是'斗争'。用压下别人来肯定自己的位置。这种坏法很可怜。”
我说﹕“你自己改不好他﹐又不和他离婚﹐这是你自找的。”
刘延磬说﹕“我那时才二十岁﹐指望所有男人都和我爸爸一样好。这也不是我现在犯的错误。再说﹐我犯了错误﹐我扛到底。了不起我就和那些方头方脑的计算机过到底好啦。好歹计算机不会打人骂人﹐给它一个程序﹐它就老老实实算出一个结果。”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掛了电话睡觉。
刘延磬电话刚掛掉不到一分鐘﹐电话铃又响了。我以為还是她。却没想到这第二个电话是杨赳打来的。杨赳知道我不喜欢他﹐轻易不给我打电话。这回﹐他打电话来说﹕“我这是挨家打电话拉票。我退出'华美哲学会'了。我成立了一个'亚美哲学会'。你参加我的学会﹐你可以当副主席。你想一想要不要转到我的学会里来。”
我一听﹐仰天长叹﹕这么小的一个文人圈子﹐还是在美国﹐演戏似地学着搞民主都搞不好。那民主的遗传密码怕就没生在我们的文化里呀。我们圈子里的人从小谁都没玩过民主选举的游戏。我们的游戏是另一种﹐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游戏我们也玩了上千年。那游戏规则﹐也练习了千万遍﹐成了我们说话的语法﹐行事的习惯。突然有一天我们看见了人家的民主是大苹果﹐红红地掛在树上﹐我们这些热心的文人就想跳过基本训练﹐一下子就能有西方式的民主。这是我们的农民革命急性病。我们学了半天﹐其实﹐只学会了一个“投票”。我们投票要选出来的结果依然被理解為“权力”。会投票没什么难﹐就像甩出一张纸牌﹐投出一个石子。难的是学会人家对“权力”的理解﹐院长的权力和当垃圾工的儿子没关係﹔难的是如何选出“使用权力的工具”而不是“权力本身”﹐僱人委员会也没有僱人的权力。我们的民主选举闹出了杨赳这么一个穿着洋装﹐拖辫子的山大王。这叫﹕缺乏基本功。
第二天﹐“华美哲学会”就一分為二﹐由三十个人缩小到十几个人。天上又凭空掉下了一个“亚美哲学会。”农民军排座次。分派不匀﹐就有人拉出一支队伍﹐立寨為王。原来这美国就是我们天高皇帝远的梁山水寨呀﹗
我们那位明选正举的新任“华美哲学会”主席﹐本是一个极聪明的年轻教授﹐还没行事﹐就被“山大王”杨赳弄得灰溜溜的。以前的几个“华美哲学会”的元老﹐拿杨赳一点办法没有﹐一天八次给新当选的“华美哲学会”主席提意见﹐发指示。要他争回实地﹐把分出去的人拉回来。年轻的主席对外敌不过杨赳的帮派﹐对内不愿当儿皇帝。乾脆一转脸﹐来他个“花开花落两由之”。自己去玩古钱了。不到半年就编了一本漂漂亮亮的<中国古钱大辞典>﹐还送了我一本﹐算是感谢我没拣杨赳“副主席”的牙惠。据说﹐杨赳的“亚美哲学会”里封了三个副主席。
文人圈子分裂了。三十棵树﹐爬上了两个山头。锦旗遥望﹐一派李自成﹐一派李秀成﹐很有中国特色。并不违反我们的历史。反正也没人拿我们的小圈子当回事﹐分裂就分裂吧。十几个人也还能称作一个“学会”﹐还可以再分裂几次。
我们的民主运动到选出“山大王”止。比辛亥革命稍微进步了一点﹐没弄出个72天的袁皇帝。
第四面哈哈镜﹕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
1. 圈子外面的自由
对杨赳的分裂行為﹐我们的三人选举委员会是最气愤不过的。既然要我们监督选举﹐可选出来的结果像放了个臭屁。难怪孙中山成立了议会﹐拿枪的人一挥手﹐就能被解散了。我一时气愤﹐连夜写了一篇“讨杨赳檄”。方世玉说﹐都是学术圈子里的人﹐还是不要点名批评的好。其实﹐在圈子里﹐谁也不能领导谁﹐说说我们的看法就好了。于是“檄文”变成了“社论”由我们三人签名﹐发到网上去了。
我们在社论里说﹕
我们这些在美国读了书﹐又在美国工作了的中国人﹐像嫁出去的女儿﹐见一点人家好东西都想拿到娘家来用。看见人家的民主好﹐就想娘家人也来玩民主的游戏。这当然好﹐不过﹐如果我们中国人想玩西方的民主游戏﹐心里想的却还是中国人对权力的理解。那么﹐我们就不会懂得粉碎权力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想用民主选出来的不是“照像机”“推土机”或“载重机”等等代表公眾利益使用权力的工具﹐而只是可以拥有权力本身的领袖﹐那么﹐就算我们有了民主﹐不要多久﹐民主也会被“山大王的权力”打成碎片的。
就是发这么一个“社论”﹐其实也是大错特错。杨赳突然有了吵架对手。他说﹕”这是
美国﹐谁都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你们凭什么剥夺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接下来﹐杨赳挨个点名,把我们仨都骂作“帝国主义的乏走狗”。“帝国”就是那个土崩离析的“华美哲学会”。
跟杨赳吵了两个回合﹐我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就像回到了中国﹐意见不合﹐总是
要吵成人身攻击。杨赳是那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原来他父亲辈的革命不过就是把社会财产重新分配一次﹐好让他们的儿孙横行乡里。
后来﹐有一天﹐方世玉说﹕“你不要整天想民主的事。想我们的爱情吧。有美人照寄几张来。”我也就依势停下戴氏文人的“臭”劲儿﹐回到“云雨梦”里﹐过我的逍遥游。爱情是的打气筒﹐可以把自己打得鼓鼓的﹐一腔热情。我立刻给方世玉伊媚儿了几张照片过去﹐心里说﹕罢了﹐明朝亡了﹐李香君和候方域好歹还有一把桃花扇可以依依為念。晚上回家之前﹐方世玉写来伊媚儿﹕
美人照看到了。我吻了电脑上的美人照。现在我要回家了﹐得和美人说再
见。今天是周末。要等长长的两整天才能听到美人的声音。这日子不好过
但是爱情一定是混合着甜蜜和痛苦的。
看这样的伊媚儿﹐才真是让人体会到為什么“自由曾可贵”。一出了“戏场”﹐方世玉就没了自由。这就是说﹕週末﹐我只能做两件事﹐一是睡大觉﹐二是到办公室工作。
星期六﹐我抱着方世玉的论文在家睡觉睡到大中午﹐然后﹐我就到学校去读书。校园里空空荡荡﹐一丛桔黄色的兰花挤在花坛里﹐长长的花瓣娇媚地翘着﹐像一群尖起小姆指的花旦﹐在空空的大剧场里排练<玉堂春>﹐她们的惟一观眾是一隻坐在草地上的松鼠。松鼠抱着一个果子﹐一边品戏一边啃﹐大尾巴快活地翘上天。我就是走进大剧场的第二只松鼠﹐我手里也抱着一个果子﹐是空心果﹐叫哲学。啃去外皮﹐里面就是云里雾里。在百无聊赖的周末﹐我们各自啃果子打发时间。
突然﹐有一架纸飞机从我头上略过﹐落在草地上。我回头看了一眼﹐心想﹐大概又有“松鼠”来了。我继续往前走﹐天上突然掉下来一本书﹐我一抬头﹐又掉下来一本。我以為是哪个坏学生在干恶作剧﹐却似乎听见有细小的声音在叫“戴博士”。我看了一眼旁边的教学楼﹐一片茶色的玻璃窗﹐没鼻子没眼睛﹐一张张一模一样﹐都是没有表情的大平脸。我继续走我的路。又一本大书从天而絳﹐掉在我前面。我拣起书来﹐看见书的封面上写着“SOS"。
我跑上五楼﹐看见克瑞斯和小风车把脸贴在过道的玻璃门上﹐大喊大叫﹕“戴博士﹐救我们﹗我们从昨晚开始﹐就被关在这里了。”
原来克瑞斯和小风车在学生休息室读书﹐学校保安不知道﹐把教学楼各层的过道都锁上了。因為是周末﹐教学楼要到周一才有人来开门。幸亏我从这里过﹐发现了他们俩。不然﹐明天他们也出不来。我赶快找来学校保安给他们开门。保安把他们放出来的时候问﹕“你们怎么会被关在里面的﹖想要睡觉﹖”克瑞斯推开保安﹐说﹕“对不起﹐我们想要上厕所。”两个人就大笑着跑了。
小风车是杰夫的女朋友﹐怎么换成了克瑞斯的﹖学生世界的故事总是很精彩。
过了一会儿﹐小风车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了。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她和克瑞斯的历险记﹕“保安没有检查每一间教室﹐就锁上了过道。我们一发现出不去了﹐就先找休息室里有没有食物可以让我们活到周一。我们找到了一包干玉米和一包土豆片。克瑞斯又想推开屋顶的天花板爬进某一个办公室打电话。折腾了半天﹐人太大﹐爬不进去。最后﹐我们两个人只好关灯睡觉﹐一人睡一个沙发﹐一人抱一个枕头。克瑞斯在沙发上翻来復去。早上﹐我醒了﹐有一道阳光细沙一样流进来。克瑞斯坐在阳光里﹐微笑地看着我﹐说﹕'这一夜我都在锻炼我的人格'。我说﹕'克瑞斯你是天下最可爱的男孩。克瑞斯说﹕'你是天下最漂亮的女孩'。后来﹐我们就折了纸飞机﹐从窗户缝扔下去。过路的一两个行人以為我们恶作剧﹐没人理会我们的飞机。克瑞斯就说﹕'我们扔书吧。'于是我们就把我们不喜欢的教授写的书扔下去。扔到比尔的书时﹐您发现我们了。”
小风车临走的时候又加了一句﹕“克瑞斯一夜都没有亲我一下。他说他跟他的灵魂谈了一夜话。我现在要告诉杰夫﹐我爱上克瑞斯了。”
小风车走后﹐克瑞斯就来了。他告诉我同样的故事。我说﹕“小风车怕是爱上了你。”克瑞斯说﹕“小风车有男朋友了。那可是另外一种游戏。您别担心，我有我的恋爱原则。”
后来，小风车依然是杰夫的女朋友，杰夫依然是克瑞斯的好朋友，三个人进进出出，有说有笑。杰夫很得意地告诉我，他能留住小风车，不是因为克瑞斯的恋爱原则高尚。是因为当小风车告诉他，她爱上克瑞斯了的时候，杰夫说：我很难过，但是我和克瑞斯一样尊重你。这是你的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