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小圈子里的民主运动
我和僱人委员会去美国全国哲学年会的工作市场僱新教授的时候﹐我们的小圈子“华美哲学会”正在搞主席团换届选举。小圈子里的不少人也都来美国全国哲学年会开会。按“华美哲学会”会法规定﹐三个没有意图竞选哲学会主席和主席团委员的人可以参加“选举委员会”﹐负责计票。方世玉是做学问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大家就提他当了“选举委员会”主席﹐方世玉又提名我当委员。所以﹐我身兼二任﹐到美国全国哲学年会上去实践“民主”。
我刚到会上第一天﹐第一个来找我的人居然不是方世玉﹐而是杨赳。他先跟我说刘延磬不性感。若不是因為两人一块儿申请绿卡﹐他就跟刘延磬离了。然后又说﹐中国最糟糕的一批人就是知识分子。他们连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都不如。谁都不敢死到西伯利亚去﹐只会风花月夜。右派都给他们当糟了。
我不知道杨赳来找我的意图﹐我只想他快点说完废话﹐走人。免得方世玉来的时候撞上。杨赳绕了半天﹐最后﹐切入正题。他说﹕“你今日是有权力的人﹐两件事求你﹐一是﹕我申请了一个新工作﹐我查过了﹐我这个新工作的系主任和你的系主任是好朋友﹐他们合写过一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书﹐你能不能让你的系主任私下再推荐我一下。二是﹐我今年竞选'华美哲学会'主席﹐你是选举委员会的人﹐帮我留意一点票数﹐不要让方世玉那小子使坏。我知道他看不起人。”
我说﹕“杨赳﹐你叫我做的这些事﹐我在中国都不做﹐你还指望我到了美国能进步了﹖方世玉那小子是个大混蛋﹐他是绝不敢死到西伯利亚去的。你发起一个群眾运动把他那芝麻大的'选举委员会主席'给罢免了﹐不就得了。”
杨赳说﹕“我只说一句﹕我好﹐刘延磬就好。你要是刘延磬的真朋友﹐就站在我一边。”
杨赳真是把我的权力看大发了。
“权力”和“权力的使用权”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我能决定某一个候选人的前途﹐应该说﹕“我有权力。”但是﹐如果我只能代表一个团体来给某一个候选人“照像”﹐那我只能说﹕“我有了某一权力(比如说给人照像)的使用权”。僱人面谈的第一天结束后﹐我就认清了自己的位置。
我和系主任帕克﹐海德博士就是三架照像机。
我们手里拿着一张问题单﹐上面是我们系眾教授多年前讨论表决后决定要问候选人的问题。历年招俜新人都要例行公事地问这些问题。这张问题单子就成了我们“照相”的背景。每个候选人被拉来放在同一个背景下﹐被同一个标準来衡量。他们只可以在这个背景前面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短短的一小时里﹐他们要把最好的方面和最般配背景的顏色显示在三架“照相机”前。
被“照相”的过程在候选人看来很神圣﹐他们提前十几分中就在面试大厅外面等着﹐西装革旅﹐双手一会儿抱在胸前﹐一会儿放在肚子上﹐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他们紧张﹐因為他们不知道他们将会被放到什么样的背景里被人观察。但“照相”对我们三个拍照的人来就﹐真是最机械不过的事。我们分工，每人问单子上的两个问题。提问﹐记录﹐再提问﹐再记录。海德博士问题一问完﹐就该我提问﹕“你打算开设哪几门高层次研讨课﹖”“你的五年科研计划是什么﹖”面谈进行到两天﹐我自己已经被这两个问题烦死了。候选人车轮转﹐一个接一个。我一遍遍重复我的两个问题。候选人一走﹐我们就给他们打分。打分也是“照相”的一个部份。我们也不可以根据主观感觉打。我们还有一张单子﹐也是预先就全系讨论通过的﹐有十来项﹐从知识到口齿清楚。三架“照相机”各打各的分﹐然后﹐再对分﹐讨论﹐每项给出一个中值﹐作為我们的团体分。跟体操裁判一样。
体操裁判也会各有偏好﹐系主任和海得博士比较重视候选人的科研﹐教学能力﹐我比较重视候选人的个性和举止。我喜欢一个从欧洲来的爱尔兰人。他年纪很大了﹐但说话幽默﹐学识渊博﹐象从英国一条石子大街上走来的荻更斯。任何一个问题他都能答得周圆深刻。并且﹐还居然戴了一条红领带﹐说是图一个中国式的喜庆。那会儿快过中国新年了。但是﹐他没有得到中值高分。因為﹐我们最后还是担心﹐如果一个人二十年也没有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那一定什么地方有点问题。
除了面试﹐每天晚上﹐我们还有晚会﹐差不多每个候选人都到我们预定的桌子上来﹐和我们聊天﹐极力让我们多了解他们。我们仨天天在这些晚会上和他们聊天到深夜。我们这三架“照像机”﹐从不同角度﹐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把我们的后选人给“拍”了下来。我们在十三个候选人中按团体分列出第一到第五名。
与此同是﹐“华美哲学会”选举委员会第一轮提名结束﹐提出了包括杨赳在内的四名候选人。他们各自写的竞选任职计划书也送到网上让大家读了﹐只是我知道小圈子里的人都是熟人﹐不好意思挑候选人的毛病﹐只能比一比谁的计划书比谁的更好用。候选人有了﹐下面就要投票﹐票数最多者将為下一届主席﹐票数最少者落选﹐其餘两人為“哲学会主席团委员”。
遗憾的是﹐因為我和方世玉都太忙﹐这次开会﹐我们连一起吃一顿饭的机会都没得到。方世玉只找到了一个上厕所的机会﹐在厕所门口对我信誓旦旦地保证﹐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和我痛痛快快玩三天。
回到系里﹐我们把我们对十三个候选人的印象和分数报告给系里所有的教授系里十几个教授对我们提供的这些“照片”一一审查。他们要我们解释為什么他们喜欢的候选人落到了前五名之外﹔為什么我们给某一个候选人的分数高于另一个。
这种讨论弄得我很不舒服。好像我们辛辛苦苦拍来的“照片”还不够精确美好。我这才真正认识到﹕僱人委员会其实根本没有僱人的权力﹐系里十五个教授才有这个权力。 这样的讨论进行了两次。我们这三架“照像机”﹐包括我们的系主任﹐也只能像拼图一样﹐把我们对候选人的印象一幅幅拼出来给大家研究。最后﹐又是“一人提议﹐”“一人附议﹐”“然后投票”﹐在五个高分候选人中选出了两个到校园来与大家见面﹐示范如何上课并宣读论文。到此﹐我的僱人委员会的“权力”结束。
我僱人委员会的“权力”结束的同时﹐“华美哲学会”选举投票也结束了。方世玉公佈了投票结果﹐新主席当选﹐主席团成立。我们的选举委员会工作也到此结束。
晚上﹐我高高兴兴跑去看了一场电影﹐是个西方武侠片﹐叫<魔戒三传>。电影讲来讲去﹐打来打去就是讲如何粉碎权力--一个代表专权的魔戒。电影里的英雄豪杰们历经甘苦﹐要把权力的象征--魔戒给毁掉。不像中国的武侠小说﹐讲来讲去都是一群江湖好汉你打我﹐我打你。我把你打败了﹐你就听我的。打来打去為当霸主﹐争统治江湖的权力。从来没有说要把“权力”给粉碎了。人民的希望就是“权力”能落在“好霸主”手里。西方人不把权力看作一个好东西﹐他们对权力的危害看得比中国人清楚。所以﹐他们只给总统﹐校长﹐系主任﹐僱人委员会对某一权力的使用权﹐而不是“权力”本身。我干了一回僱人委员会﹐不过就是得了用我的笔记和记忆给我们后选人“照像”的权力使用权。
回到家里﹐留言机里有刘延磬留的三个电话。我赶紧给她打回去﹐电话铃响了半天﹐刘延磬才跑过来接。一开口﹐满身都是火气的样子。想是和杨赳又闹了一场。刘延磬一直和杨赳分开住。杨赳住在城里的大房子里﹐她自己在她大学的实验室附近租了一套小公寓。从来各干各的。
刘延磬说﹐昨天﹐在纽约的中国总领事到这一带来演讲﹐杨赳就组织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去参加。他让刘延磬也招集一些她的大学的留学生去参加。刘延磬就做了。刘延磬领着自己的学生去了会场﹐看见杨赳正把学生排作两排﹐列在演讲庭门口﹐每人发了一面小国旗﹐杨赳一本正经地指挥学生说﹕“等总领事一来﹐大家就要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刘延磬觉得可笑﹐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们不喊。我们又不是幼儿园小朋友。美国总统到大学里来演讲﹐也没见着要学生列队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杨赳脸色当时就掛了下来。很挑剔地问刘延磬﹕“你带来的学生可靠不可靠﹖现在有恐怖分子。”刘延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杨赳拉虎皮作大旗的样子﹐好像他自己是个国家总理。她说﹕“你没告诉我学生要经过政审﹐非党团员不能来。要不你看我们谁像恐怖分子先撵回去得了。”
到了晚上杨赳赶到刘延磬的公寓﹐要和她理论这件事情。却突然在伊媚儿里看到自己不但没有当选“华美哲学会”主席﹐连主席团委员都没有选上。于是大怒。先骂刘延磬是叛徒﹐交了两个闺中密友居然也是哲学家﹐漏了他的底细。然后要半夜三更给方世玉打电话质问﹐要求选举委员会公开投票实情。刘延磬说﹕“人家有老婆孩子﹐明天还要上班﹐你不能半夜三更给人家打电话。”杨赳就说﹕“跟这拨人干没意思。一群老学究。要干自己干﹐直接和世界一流哲学家联繫。”并且﹐威胁刘延磬说﹕“你要不和那些人断交﹐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方世玉。”刘延磬看他不讲理﹐转身就到实验室去了。杨赳就真的在半夜三点﹐打了电话到方世玉家去﹐把方家一家老小都吵醒了。刘延磬早上从实验室回来﹐看见杨赳正躺在她的床上呼呼大睡﹐刘延磬的私人信件被他封封打开看了。接下来﹐自然又是一场混战﹐直到刘延磬又站起来﹐逃回实验室才暂时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