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记
发布: 2014-3-20 20:20 | 作者: 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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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夏天，我正好从江苏打工回家度假，当时我已厌倦在城市受制于生存竞争的游戏所带来的不公正与自由的激情屈服经济学的规划。我渴望人性的单纯与简洁给一个人的心灵带来安宁的秩序，所以我这次回家打算在南山的阳面在靠近湖边的坡地开垦一块地，想通过原始的劳作来感受在季节的轮回中大自然所带来的变化唤起生命中清新的活力，从而让性情在一种回归的行动中获得自我愉悦的美学深度：过上一种隐逸的生活。我那时住在父亲的家中，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女人的丈夫，一个应该独立门户的男子汉，可结婚多年，我一直住在父亲家中忍受着父亲叫我搬出去住的羞辱与来自妻子对我在外打工依然没赚到钱的抱怨，妻子对父亲的无情与严苛几乎用一种无法理解的憎恨发泄出来，她对我父亲说，我被你儿子娶回来，就是要守住这个家，你没有权利叫我搬出去。父亲对媳妇的强硬采取了妥协的态度，所以日子又在矛盾的辩证法中找到它为活着的人所设定的道德与秩序。我去南山阳面开荒，这是我做对的一件事，出乎意外地得到父亲的赞许和母亲的理解，妻子也没反对，不过她警告我，别指望她帮忙，她从农村嫁到城郊可不是为了再一次重复她的过去，她选择进入一家工厂来对我古怪的行为提出沉默的抗议。
当我置办好开荒的工具：锄头，镰刀，铁锹。打算第二天就开始实施我隐逸的计划，当天晚上，村里的一位中年男子突然来找我，他是村长的堂兄，是一个有着酒糟鼻子的高大又精瘦的男人，他叫我写一份上访材料，并要求我一起和他组织的团队作战，用上访这种诉求的形式来给村民在政府强制性征地的举措中争取更多的权益与经济补偿，他带来许多的有关国家征用土地的文件和地方政府对于阻扰的村民实施暴力的照片，他说他已说服村委会拿出两千块钱，派四位代表明天就去上饶，所以我必须在今晚把上访信写好。他的这种决定无疑把我卷入一次艰难又看不尽头的斗争中，我刚打算从这个世界中抽离出来，他却用不容抗拒的坚定与崇高的理念把我拖入现实的泥淖中。第二天，我们四人坐上开往上饶的班车，我昨晚花了两个多小时把上访信写好，它如今被复印了三份和许多材料、照片被装在一个黄色的文件袋里，这个带着处于失望中村民的希望的文件袋被酒糟鼻子紧紧攥在手里，他一脸的严肃与庄重使他看上去像一个悲剧性的英雄。我和另外两个村民只是陪同，只是为了衬托他这次采取行动扮演主角所拥有坚持正义与公理得以永存人间的伟大意志。当车驶出县城，气氛才稍微放松下来，也许是旅途本身需要一种惬意与自然的心情来消耗它漫长的时间，也可能是车窗外的景色以一种向后逝去的陌生让我们感受到世界的另一种形态而松开了内心的紧张与恐惧，由于村里那位对我信赖的女出纳一定要我保管这次上访所预支的款项并交代要有开销的明细发票才可以最终得以报销（因为这些钱是所有村民出的），我摸了摸裤袋，感受到那一叠人民币的厚度所传达出村民的希冀与我们这次上方所肩负的责任。通过写这份上访信，我得知事情的原委，由于政府把工业园的建设选在我们村里的那一百亩的茶山，这片茶山是我们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政府却用5千元一亩的价格强行征用，在政府决定工业园开工的那一天，村民自觉去阻挡，政府派来防爆力量强行开工并抓了一位年轻的村民，最终全体村民顾虑被抓青年男子的安危要求政府立刻放人，只要政府放了以扰乱公共治安的罪名被拘留的村民，群众就自动撤离。政府为了这次征地可谓用“不择手段”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把村长囚禁在一个办公室里关了三天，轮流派官员来做思想工作逼迫他在征地合同书上签字，而另一面动用所有在为政府工作的本村的子女和亲戚叫他们放假回家来做家里人的工作，用心里战术逐个攻破以至瓦解村民联盟的策略，这种外部施压结合内部分化的对策果然起到了作用，大多数村民接受这种无奈的现实，用消极的忍让看着自己的茶山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看着自己在被动的局势中走向失去传统生活的方式而对面临的变化露出惊恐的表情。
我们到了上饶，打的来得上饶信访局，我记得在婺源有一个文学好友在上饶信访局上班，我首先拨通他的电话，他一听是因征地的事就用官员的腔调无情地叫我就地返回，因为他早已知道此事并告诉我说婺源县政府会解决的。我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手，原指望他站在文友的份上给予一些指点或帮助，这使我在同来的村民面前很失脸面，我就告诉他们，我的朋友出差了，看来要靠我们自己解决问题了。经过合法的手续，我们一行四人坐在一位官员办公桌前的一张长木椅里，这位官员看上去是一位稳重又和睦的中年男子，他问我们来干什么？我作为代表介绍我们此行的目的并简洁陈述了关于我们村有关征地所受到政府不公平的待遇，酒糟鼻子及时站起来把上访信以及村民收集的材料与照片交给了他，他浏览了一下，没表示任何的关心，只是傍着一张严肃又无表情的面孔说出令我们失望的话：他说你们先回去，等我们了结情况再说。他这简洁又具有指令性的陈述听起来就让人火冒三丈，我们强忍着内心的失望与痛苦还是做出一副可怜又委屈的下贱模样恳求他一定要为我们村民做出公正的处理。他不耐烦地挥挥手叫我们滚出了他的神圣的办公室。走在夏天午后刺眼的大街上，炎热已不是我们身体感受到的气温的上升，而是它聚集的能量是如此强大无疑是对我们无助的虚弱的嘲讽。我们不知该走向何处？既然出来伸张正义了，不能让村民等到的结果就是那位官员如此草率又看似合理（从他作为政府雇用的一位职员的角度来说）简单的一句话。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在行人稀少的大街上，时间变的如此的沉重又漫长，它的凝结吸收我们生命中所有的能量，内心的寒冷就是此刻我们六神无主的迷茫。
突然酒糟鼻子大叫起来，他仿佛有神灵相助使他变成另一个人，他的兴奋表情好像整个人恢复了人性的活力与机智，我们被他突然的举动吓坏了，以为他变得神志不清了。他激动地说道：去南昌。去省里上访。我摸了一下钱袋，感觉剩下的余款足够我们去省里一趟，我马上接着他的话说：去南昌，出门了就把事情干到底。坐上开往南昌的火车，我们四人心情有了明显的变化，大家有一种从迷茫中解脱出来的虚假的兴奋，好像事情有了新的期盼，好像去省里的这种念头本事就是一种救赎：把我们从绝望的深渊中抛上吉祥的云间。当晚我们就到了南昌，这次我吸取了教训，不再给省里的文友打电话，这些洁身自好的文人只顾经营个人生活的安全与舒适，根本就没有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而采取反抗的意志，即使他们有反抗的意志也只是表现在文字游戏当中，在现实中他们也是政府颁布法律下服从的良民。我们住进一个80元一夜的标准间的招待所，洗完澡就上床呼呼大睡。事情比我们预料的还要顺利，尽管今天是星期六，省里值班的门卫收下我们的上访信和其它材料，他出乎意料的善良与热情给予我们无限的希望，他不但答应我们等下个星期一信访局的官员上班以后，他会亲自把材料交给某位领导并把这位领导的电话号码给了我们，叫我们过了半个月以后打电话给他询问情况。我们大喜过望，连声向他道谢，由于我们的单纯一时竟忘了买一点礼物送给他。
回到家里，我到村委会去交代我们此行的预期的效果，结算完这次上访所用掉的经费，我终于可以从紧迫的俗世中脱离出来，投入到我隐逸的梦想中，我想做一个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厌倦残酷的政治斗争与他的时代来个干脆利落的了结，用自己的神秘性情结合大自然的永恒的隽秀来营造内心的空间，这个空间是用文字建构成的虚拟国度，正是这个国度的形成完成了自我的塑造：一种通往内在的精神运动所释放的沉静又完美的光芒。我在南山阳面靠近湖边的坡地里用艰苦的劳作来追随先人的意志，用沉浸自我的喜悦享受在大自然中的自在与轻松。过了一个星期，同去上访的三位村民找我，叫我打个电话给省上访局门卫给我们的某位领导的电话，电话拨通后，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中音的温和的嗓音：他说他已收到上访的材料，正在进行调查之中，并用安慰的口吻叫我耐心等待同时感谢我们及时反映地方上的信息给他。我把这个值得高兴的消息转告给同去上访的三位村民，他们总算安心下来，感觉这次花了村集体的钱有所值。我后来听说县政府派出一个副县长带领乡政府官员在一个夜晚访问我们村，并当着村委会的面许诺给予征地进一步的补偿。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们村又面临征地的问题，这次包括我那块当初处于一种逆时代而做出的勇敢的举动：我开垦了一亩多地，得以种上我心爱的果树与蔬菜。现在想起来的确让我感觉吃惊，因为我当时忍受家庭遭受贫困的打击，而我还是一意孤行地去实现心中的理想：作为一个诗人产生对古代先哲们的崇敬而自觉效仿他们的行为来填充当时内心的空虚，这种空虚是对自身经历的时代的怀疑所产生的，无疑这种空虚滋养了我兴趣的稳定性与均衡感，也正是这种空虚使我有别同时代那些热衷于追逐金钱与感官享乐的人们，也正是这种空虚让我学会在孤独中思考，在孤独中写作，也正是这种空虚激发了我想当个作家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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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是一台挖机，两辆铲车，就在进入2013年迎来的第一场大雪之后的一个下午，在我们村南山阳面的一个小山谷中已有三台挖机，两辆铲车在作业。就是这些大型机械的登场，意味着政府的“株树岗南侧三通一平”工程正式拉开序幕。跟以往的不同，这次即没有政府主办的哗众取宠的开工典礼，也没烟花爆竹用振奋人心的激动把古老的祈求包裹进它那强烈的乍现中，也没记者和围观的群众来为这经济与政治的联欢助兴与呐喊；只有冷酷又强大的机械隆重登场，它们用永不疲惫的意志和高效率的功能征服大自然，大自然在遭受的伤害中变成人类建设的外部的景观，好像它的存在只是人类不断陷入自身的人为的深渊中可以消费的一种美学性的资源，它诚实又稳定的形象是人类在充满狡黠与欺骗的生存游戏中为自身的合法性找到满足的一种娱乐性的符号。机械是人类发明用来实现自身的文明比地球上其它的物种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的手段。这次政府及没有举办仪式来纪念地方经济振兴的伟大的一刻，也没发表冠冕堂皇的有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和谐的观念中如何享受到新时代的发展带来的团结一心的浪漫的讲话，而是机械的登场，用直截了当的赤裸宣布一个政府作为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只承当功能性的作用，所以机械的登场正好是作为功能性的政府发出的指令性的陈述：不许怀疑。不许讨论。不许反抗。
奇怪的是这次村庄显得异样的平静，没有人出来组织村民去阻扰机械的进一步的蚕食，也没人站出来带头去政府抗议，也没人要求村委会委员召开全村大会讨论对策。这种异样的平静中我感受到一种冷漠的疏离，是村民彼此之间失去农业时代的贫困中那种助人为乐的真挚与热情，失去农业时代村庄作为一个共同的经济单位所发挥出的互助又宽容的友情，农业时代的消失是消费主义的资本时代的到来，村庄不再是单一的经济模式下屈服共同生存观念与价值的群体性的劳动组织，而是单独的个体与家庭成为生活唯一关心的目标，它引入竞争的机制使村民陷入互相在物质与社会身份的比拼而显现每一个人都从自身的利益与梦幻出发来思考问题。难道是村民厌倦与政府进行绝望的斗争？还是与其耗费多余的精力为了争取人权的平等与公正，不如去钻营人情世故以便从左右逢源的好兆头中赚取更多的金钱？也许是时代的推进带来村里发生结构性的改变？村民不再屈服统一的劳动形式，而是在工业时代的发展带来的分工与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每一个村民在为了自身的欲望的奋斗中走得太深，以至无法回头看待过去的痛苦与束缚，这些村民都急于摆脱自己的落后的过去，用新时代的流行的各种混乱又丰盛的价值重塑自己？总之，我在村庄里感受的这种异常的平静其实是一种新的不平等的现实所造成的：这种新的不平等就是贫富分化的加剧。有钱的人享受物质带来的欣喜与社会地位的改变使他们变得傲慢又骄横，他们再也看不起穷人，而喜欢攀附权贵以显示自己脱胎换骨的虚浮与冷酷的人性。穷人受到世俗的影响，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只顾在卑劣的自残中放任自己的仇恨与无能的抱怨，他们一方面对政府抱着根深蒂固的憎恨，另一方面对先富裕起来的村民充满嫉妒又采取自甘堕落的沮丧安慰自己还有着一颗渴望被道德救赎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