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记
发布: 2014-3-20 20:20 | 作者: 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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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我进城回家，骑着自行车刚拐入通向自家大院的一条小巷，母亲喊住我，她说在村中间的一根电线杆上贴了一张告示，叫我去看看。我把自行车停在院门口，来不及把手中从超市购买的水果和一些晚上看书吃的零食放在自家的客厅里，就把它们搁在干净的水泥地上。我来到那根村中间的电线杆前，看见志在必得的村委会委员和一个村民在用一种彼此根本不想理解的愤怒在对事态做出自己论战式的陈述。电线杆上贴的这张白纸黑字不是告示，而是一份财务的表格，表格里写着村前菜地征地款的数目与菜地拥有所有权的人的名字，以及在农村信用社的存折的账号。
我一看没我的名字，上面写着我母亲的名字，也就是说，政府根本不想与难缠的村民沟通，就动用权力弄来拥有菜地所有权的人在银行里的资料，不给村民任何交涉的余地，直接把征地款打入银行里。我纳闷在我没有签字的状况下，工业园的那些征地委员会的领导怎能如此蔑视公民的权益，竟然公开独断使用公民交予他们是为了让他们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的公共权力用来剥夺公民的意志，显然这些官员为了达到目的，开始用欺上瞒下的恶劣行径给地方的民主抹黑，以便在缺乏监督的真空中打算为所欲为，无疑他们的急迫揭示他们在处理群体事件时流露的无能而为了挽回官员的颜面所达到发狂的恼怒。在这张表格下面的空白处用钢笔写了一行粗体的汉字，用命名的语气催促村民自觉对留在菜地里的作物做出清理，它那不容置疑的确定信息只是一种吓唬人的虚弱，任何有理智的村民早已看穿了，村民早就准备好用消极的抵抗为了自身合法的权益坚持到最后的一天。
吃过午饭，我去厂里上班，在路过村中间的大明叔家门口，看见许多村民聚在一起围绕着代理村长和两位村委会委员。我停了下来，想听听他们在议论什么？代理村长叫志在必得去拿会议记录本，要把村民的意见写下来，好让他反映到高层为村民争取该有的权益，他狡猾地避开贴在电线杆的那张征地款表格的事实，好像它是无法改变的存在，它的存在所代表村民的屈辱就是现实，这种现实无需讨论，因为它是高层所决定的，高层的指令只要遵守，不能反抗，要反抗只能旁敲侧击提醒高层对下层民众的疏忽或他们百忙之中对基层工作考虑的欠缺：这就是现实，谁也不想揭示它，因为它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现实就不能有异议，只能沉默的接受。其中有位跟我年纪相仿的中年男子贴近我的耳朵说，我们就等着看戏吧，看这些信誓旦旦的代理村长和村委会委员是如何跟政府穿一条裤子，又是如何在民众面前做出正义的表情显示他们的纯洁和竭尽所能为村民服务的真诚？我恍然大悟，感觉村民态度的转变是如此的敏锐又自然：从他们最初的愤怒过渡到沮丧的羞辱形成了现在采取旁观者的冷漠，无疑村民已没有精力耗在这些艰难又遥远的目标上了，生活用尽了他们的汗水与智慧，为了在这个郊区拥有平静又安定的日常秩序，以便自己心安理得地在这个郊区存活下去并养活下一代：他们已经够疲惫与辛苦了。
听到这位明智的村民在我耳边的议论，我发现政府一直在操作权力的同时又在为权力本身搭设表演的舞台，也就是说权力献身舞台来展现它的威严与赤裸裸的丑陋，而那些操作权力的幕后者却躲在幕布后面，这让我想起中国传统的皮影戏：权力像傀儡一样在讲述规定好的故事，这些故事早已流传了几千年，而幕布后面的操作者只是在重复，或被舞台上表演的傀儡本身所复制，因为这些表演的傀儡所讲述的故事是永恒的，那么幕布后面的操作者只是重复的间断性，这种间断性并没有创造什么，它只是承担永恒不断轮回的媒介物，起到延续的作用，并对这种延续本身也不能作出任何的思考。
6
晚上下班，我走出厂门口向左拐与蜂拥而出的工人形成相反的方向，从人群中分离出来总给我获得一种自由的快感，这种快感不是疲惫的躯体从记时的工作效率中挣脱出来的惬意，而是来自内心的孤独，我渴望孤独，只有在孤独中我才可以享受思维天马行空地在大脑中形成我写作所需的逻辑带来的清晰以及在这种清晰中情感得以饱满呈现的秩序。我独自一人与下班的人潮越来越扩展的距离中愉快地离开两旁种着新栽下的杨树的水泥路迈向一条通向山坡的机耕道，这条机耕道通向一个幽静的水库，我就是在这个可爱的水库（我喜欢叫“它”为湖：一个被三面黛色的群山包围的小湖）的北面开垦了一亩多的地，种上一些水果树和蔬菜。
走上山坡是一条被拖拉机压出深深车辙的铺着乱石的土路，这时，路两边长着灌木与孤零零的松树的丘陵进入我的视野，给人一种荒芜又呈现大自然固执又杂乱的生命力。我没走向湖边，而是沿着一条下坡的小路进入狭长的山谷，山谷里有许多人类耕种的景物：菜地，竹林，在路边竖起的低矮的篱笆，山脚下一口无人关顾的水井。出了山谷就可以看见我居住的村庄，它呈带状地分布在一条小溪右岸的坡地上，我那栋新盖的具有徽派风味的小楼房就耸现在一排灰褐色的瓦屋之上，闪现有着我隐居所需要的灵巧与朴实。在这冬日黄昏里村庄显得给外的温暖，这种温暖是它以一种恒久的守望期待游子的回归，这对我来说它再也不是当年我憎恨以至用背叛的激情从它那被习俗与无尽的辛劳所束缚中逃走的可怕之地（年轻的我渴望世界的拥抱，想通过对世界的认识中来获得生命体验的多样性，而不是在一个贫瘠的山沟中忍受看不到边的苦难来耗费青春的抱负）。当然苦难始终存在着，这是我在外漂泊多年以后才领悟的，苦难对人生来说是一种经历的痕迹，它在你活在的时候就刻写在你生命消失的暗处，它被遗忘，被季节的轮回所遮掩，被驱赶，人类总是用一种理想来取代它，可理想也许就是人类在地球上用尽手段获取生存权所抱着的一种妄念，人类消灭其他的物种以证实它的智慧与无穷的创造力。尽管人类用科技的进步与文明的更替为自身在地球上的生存确立各种各样的合法性，但苦难总是用原始的报复性向人类索取记忆的代价，把人类拖回它那黑暗的深处以便人类从中感受到来自创世之初的混沌与塑造人性所付出的痛苦的历程。
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小村庄有一个自然又带有土气的名字：“株树岗村”，这是一个移民村，大多数是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从浙江移民过来的，我的祖父带着他唯一的儿子、媳妇、两个孙女跟随一个姓“方”的大家族来到这里。我的祖父是一个安守本分的木匠，正是他有出色的细木工手艺才被姓“方”的家族接纳，得以在这个阴深深的株树林中到处是坟墓的山岗上定居下来，在随后的时光里我母亲生了我三姐、我（毕家四代单传的男人）、妹妹，我听母亲说我是在茅棚里生下的。祖父在我三岁的时候去世，在我的印象中我只记到他的葬礼，因为在祖父出殡的那天我嚎啕大哭，谁也安慰不了我，我记得被人抱在怀里只顾自己的哭泣，好像世界因我的哭泣才存在，我当时不知道这叫“悲痛”，我只感觉哭泣是我唯一表达我存在的方式，我不知道这种方式在他人看来是多么的奇异与古怪，我只知道这种方式在那一天把我和世界联系在一起。我家七口人在我有了记事的能力之后一直住在一栋两层的土屋里，直到八十年代父亲盖了全村第一栋钢筋水泥结构的小洋房，那是我进入了国营武口茶场的中学读初一。现在我自己把房子盖在父亲那栋老宅子的旁边，是把原来紧靠老宅子而建起的柴房与猪栏拆掉以后建立起来的，它的外表带有仿古的格局与内部装修现代化的新时代的建筑，无论从审美和居住的舒适都超过父亲那栋粗糙又带有禁欲主义气息讲究对称与布局简单的老宅子，来得有着经济开放带来的新中国的富裕与优雅。我新房子建成以后，邀请父亲搬过来和我同住，可固执的他说习惯在老宅子里过日子，他习惯在节俭与苛刻的严厉中保持勤俭持家的老派男子汉的气概，我不反对他的保守，而是他为了把五个子女拉扯大保持几十年如一日的谨慎与辛勤的确容不得我采用嘲讽的语气来反对他，到是我经常跑到我父母亲那里去吃上几顿饭，并学会用耐心与拉家常的亲密跟父母沟通来消除代沟的偏见。最近村里征地的事闹得沸沸扬扬，但父亲显然不再关心这些，他满足跟村里的同辈们打扑克用小赌来消遣晚年的寂寞，他对我说，什么事都交给我去干，我听到我父亲对我说这句话，我还是很高兴：我终于从懵懂的少年度过了叛逆的青春到了审美性返回世俗的中年成为父辈眼中放心的持重稳健的男子汉。
显然，村里陷入跟政府对抗的被动与内部分化的趋势中我只能采取旁观的冷峻注目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我无力改变什么，我作为一个村民，跟大多数人一样对现实的境遇抱着随遇而安的消极情绪，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乡村的知识分子只能用笔记录下我的所见所闻，因为我将目睹我的村庄是如何在城市化的扩建中获得它具有主体性的重建？还是在政府的强迫与内部斗争的混乱中走向转型的无奈的衰败？我不能熟视无睹，因为我作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在此刻我感受到村庄的命运也是任何一个中国人所遭遇的现实处境，正是在这种紧张又充满混乱的局势的发展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人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把我们带向何处？我们又会以怎样的精神来整合局势的复杂性以便它获得多元化与丰富性的自由和活力？这无疑是我思考的重点，也是我连续用一种新闻报道式的手法来记录发生在我所在的这个村庄的现实，我想这不能只算我应该肩负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是历史的选择赋予我关注当下的使命驱使我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