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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大约七点二十分，我在书房里上电脑。突然父亲在楼下叫我，我下楼一看，只见黑乎乎的院子里隐约站着四五个人，没等我开口问什么事，父亲就叫我拿出身份证，我又回到楼上取身份证。带着莫名其妙的感觉走进院子，看见一位村委会的委员和一位打扮邪气的工业园管委会的干部，那位村委会委员是一位我们都认识的大叔：在村里以游手好闲又不务正业而闻名。打扮邪气的工业园管委会的干部以前是一个地头蛇，如今已是有房有车的在当地一霸的暴发户，就是他靠威胁利诱的三寸不烂之舌帮助政府征用土地而得以被收买，成为管理几个自然村的乡级干部。
我平时很少跟这些人打交道，依我高傲又隐逸的性情来说，我对这种人需远离两百米以保证我易怒的脾气不至于爆发。还有两位是一对母子，是住在我家前面的邻居，母亲用祈求又哀怜的语气独自述说她内心的焦虑：三个儿子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共用一个厨房，她一厢情愿地恳求政府解决土地被征收完以后，一直没兑现给她的屋基地。她的儿子是80后出生，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刚当上国家总书记的习见平向人民许诺以十倍的补偿来征用农民手中的土地，我听他这样一说，就问村委会的委员，要我交出身份证干什么？他说从银行里打钱给我，我问是什么钱？他说是村前征收菜地的钱。我马上想到我在几年前在南山的阳面坡地开了一块果园，它有一亩多地，一部分靠近山谷里的水库，一部分接近坡地上的松林，靠近水库的一部分我种了一些蔬菜，靠近坡地上的松林那一部分，我种上了心爱的板栗，桃树，杨梅树，橘树，它们现在已经进入收获期，也就是说我每年可以吃到我亲手种的水果。这块地是在我早年失业时期开的荒，是作为我在现代社会里过上一种隐居生活的象征，是我亲近大自然的一次劳作的实践，我知道它不能让我完全像陶渊明那样地生活，但是这块地的存在在我的想象里是培养隐逸性情的唯一的内在力量，也就是说它的存在是我得以在这个南方小村庄里过上一种以世无争的理想生活的唯一依靠：亲耕、松土、浇灌、抓害虫、修剪树枝、给自留地围上篱笆，这些辛苦又碎屑的活动曾带给我真正的快乐：让自己在一个经济开放的时代里，我可以享受一种在大自然的庇护下得以自在释放逍遥又孤傲的心志。
一听是有关我那块地，我的内心就感到一阵绞痛。我冷静下来，问征用给多少钱一亩？村委会委员以专断又势利的口吻答道：钱的数目早已做好表格，并送到银行，你就只要交出身份证，钱明天银行就会打在给你新开的账号上。他这种答非所问的果断语气是出于什么？出于他狡猾又自以为是的狂妄？还是他把我当成傻子所认定可以吃定我的一种蔑视？也许仅仅是他的愚蠢才使他如此对村民做出草率又简单的决定？我记得当初代理村长在测量我的地时是说以三万元征用的。我知道我必须适应时代的改变，用一种接受无常的摆布来调整我对应生存所采取的准备心态，因为消费一体化的资本时代的到来，意味人类被卷入一种按性能优化的系统所控制的计算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类被自身的人为制造物所围困，大自然变成另一种空间：只是人类为了自身发展与延续所开采与利用的对象。虽然这种绝望的预想常常使我陷入一种糟糕的颓废状态，但我想不管历史怎样变化，我们必须以一种积极的实践精神来审视自己，并用批判性的精神维持人的尊严与爱。
那位打扮邪气的工业园管理干部一边听80后的青年的申述，一边用解释的方式来使问题具体化，他说这次征地是在十八大之前开始的，他目前没收到任何来自上级政府新的补偿规定，他只能按目前的补偿条例办事。他一边正襟危坐地做出一个地方官员按公平公正原则处理事情的冷峻，一边用利诱的蛊惑语气说，我们给你送钱来了，你不要跟钱过不去，拿了钱再说。80后果断地说，他目前不缺这些补偿款的钱，等你们召开村民大会给我们一个明白又合理的解释再说。我听他一说，赶紧把要交出身份证的右手缩回来，好像前面是一个可怕的陷阱，我差一点掉下去。我发现穿着睡衣的父亲一句话都没说就转身回屋，他也没交出手里握着的身份证。我礼貌地送这些不速之客走出我的院子，舒心地关上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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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七点，在村里的茶叶初制厂召开一次村民集体大会（满十八岁的不管男女必须参加）。我到的时候，发现这个初制厂已租给一家私营企业（从事门业的生意），里面摆放各种古怪的机械和废弃的木料，在拥挤又带有杉木的清香的厂房里站在许多到场的村民，他们围着一张简易又粗糙的工作台，我挤入这些带着激愤又充满疑虑的表情的村民当中，像一个闯入者（因为我平时很少关心集体的事情，我有我的理由，总感觉任何集体的聚会都是一出事先导演好的戏剧，幕后的操作者总是稳操胜券，任何的意外只是插曲，给整个木偶似的活动增添人间的庸俗与起哄式的狂欢）。今晚到场的有代理村长和三位团结在代理村长身边的村委会委员，奇怪的是有一位村委会委员站在门口的寒冷的黑暗中，不知道在搞什么阴谋。总之，我来了，我很想听听村民在说些什么，那些主持会议的领导又在说什么。
我带着倾听的谦虚与准备参与的好奇挤在人群中，一位还穿着寒酸厂服的中年男子对着代理村长不断地提出带有抗议的质问：你们在没有取得全体村民的同意就私自跟政府签订征地协议，而且协议里既没有说明补偿的明细，也没给失去土地的村民争取得到任何的社会保障，他越说越激愤，那一脸的委屈与痛苦扭曲了他的人性，以至他用叫嚣来取代审问以表达他心灵受到打击的无辜。接着一位长得苗条又性感的母亲用商量的口吻同代理村长沟通上了，她在打听政府答应给我们村一块集体盖房子用的宅基地落在何处？显然代理村长没有给出令她满意的答案，她又陷入沉默的苦闷中。这时，一位志在必得的村委会委员大声喊道：今晚讨论的是已签订的协议是否合法的问题，你们只需要表决同意或反对就行，同意的村民请在协议书上签字，不同意的就推翻这份协议。这时，响起的是一片村民陷入沉思的静默中所激发的无奈的呼吸声。头顶那盏昏黄的节能灯迷失在它散发出的惨白的光亮里。突然，一位粗壮的中年男子以辩解的语气提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推不推翻这份协议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们瞒着村民跟政府签了这份协议，既然你们有能力承担责任，就要对村民负责，要落实村民应该等到的合理又公正的补偿。他的发言激起一阵的议论，有人说：你们（指代理村长和三位村委会委员）私下拿了好处就跟政府签了协议，现在又来作秀忽悠老百姓。又有人说：政府必须兑现给予我们的集体宅基地与村民加入社保的许诺，他的发言立马遭到驳斥，那位志在必得的村委会委员指出需要拿出政府什么时候答应这些条件所签署的文件，还发出威胁的警告：不要糊口乱说。含辛茹苦的母亲们显然想不出好的对策，只是在私下里抱怨遭受的不公正与交流彼此绝望的情绪。
我挤到粗糙的工作台旁，拿起那份夹在黑色文件夹里的协议书，这份协议由一种对话体的形式构成，一位是代表政府立场的官员用至高无上的指令式的陈述：表明工业园的发展对地方经济的重要意义，以及这次征地所必须完成的事宜做出执行的判决，他在征收土地的款项上却故意留有余地，用了“参考以前征地的价格”这些模糊又笼统的含混的句式，是参考五年前的征地价格？还是十年前的征地价格？他不想表达清楚以显示他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另一个是代理村长，他在领导的询问之下做出回答，拿村民做为他推卸责任的借口，说村民不合作增加他工作的难度，渴望领导引起对他的同情与关注，他在申辩的理由中根本没提村民的需求与希望等到合理补偿的迫切，而是强调他作为基础干部所付出工作的艰辛没能得到村民的理解，却一厢情愿地恳求领导注意他处于无所作为的困境中，并奢望得到应该的奖励与支持。无疑这份协议只是指令性的文件，目的就是要村民做出牺牲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来给政府贴金。在协议的下方空白处落落大方地有代理村长和三位村委会委员的体面又充满自豪感的签名。
我通过认真的倾听得知这次征收的是生产队的集体茶山，它是本村最后一块可以卖钱的地了。村民对这块地抱有太多的期待，希望用抗议的方式来同政府周旋、拖延、阻扰、谈判来获取最大的优势，希望政府出于良心的发现而解决失去土后可以得到有保障的生活。显然村民的期待再一次落空，协议上的签名表明村里的上层又一次出卖了无可奈何的村民，村民只能用愤怒的激情与绝望的叫嚣来发泄内心的痛苦。我置身其中感觉摸不着北，一方面村领导显然带着有所准备的挑战来面对村民，因为他们背后有强大的政府支持，他们的镇定与村民的慌乱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知道这些村民都是一盘散沙，各自在内心盘算自己的利益根本无法达成一致的立场来回应他们的傲慢。村领导带着看戏的娱乐心情让这些被激怒绑架的村民尽情发泄，发泄他们的绝望与无辜的羞辱。
面对如此的局面，我只有感到悲哀。这些村民根本不会听一个毫无权威的知识分子的劝告，也不会通过协商的方式取得共同的认知，他们只是囚禁在自己的孤独中像一只无处逃窜的野兽互相践踏，慌乱地寻找根本不存在的出路。村领导仗着强大的势力最后赢得全面的胜利，用挥霍的狂欢与嘲讽的蔑视来消遣这些落后又愚蠢的被剥削的下层农民。我只有感到悲哀，悲哀屋子的村民过于精明而失去团结的斗志，悲哀自己任凭一个骗局就这样获得如此真实的结局：村民带着无力的愤恨与彼此互不信任的猜疑回到绝望的洞穴，继续忍受生活的困苦与梦幻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