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记
发布: 2014-3-20 20:20 | 作者: 龙安
3
阴冷的雨下了起来，它停了一会儿，没等天空从愁闷的忧郁中变成开心的蔚蓝，又淅淅沥沥地接上它一直没叙述完整的故事。有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骑着自行车穿过村中间的一条水泥小道，看见贴在一家围墙外的告示消失了，不知是被风给刮走了，还是有人故意撕掉以表达内心的不满。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张在白纸上用电脑打出来的宋体的黑字，明白无误地传达出刻不容缓的讯息：由于株树岗南侧的三通一平工程即将开工，政府已完成对征地步骤的实施，希望村民自觉砍掉自留地上的树木以及坟墓赶快搬迁，以便工程按期顺利进行。
我的那块一亩多地就在株树岗南侧，我根本没有收到任何的征地款，也不知道政府征地的价格是多少，也没任何的村委会干部进一步对我们村民有关这次征地召开解释与动员的大会。可告示上说政府已完成了征地任务，而我们老百姓却什么也没得到。也就是说，我的那块象征隐逸的自由与快乐的一亩多地肯定要消失了，消失在工业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消失在政府的规划与建设对大自然任意的破坏中。我的那些亲手栽种的青菜、萝卜、卷心菜、我的那些进入丰收期的果树，消失在机器的轰鸣与楼房拔地而起的景观中。我带着对封建士大夫们厌倦政治而在山水之间找到心灵的自在和愉悦的崇敬而亲耕的实践活动证明是个人的行为是多么的脆弱，政府只需一张廉价的告示就可以摧毁它。显然隐逸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内在化的精神活动，一旦失去大自然的庇护就露出他们本体性的虚空与智识的贫乏，隐逸只是个人对性情的培养以此来获得自我满足的审美形式，它是封闭性的。隐逸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只是为了自我的修养而不至于被外在的坏境（局势）所污染，而保持心灵的纯净与道德的高尚，这种向内的精神运动一旦形成自身的体系就会固定下文学的主题总是围着那几个调调在打转：不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奢华生活进行赞歌式的献媚，就是对下层平民受尽打压与盘剥的凄惨发出悲悯的感叹，要不干脆陶醉在个人性的满足中完成精神的蜕变，成为山水之间飘游的自我耗费的幽灵。
我早已习惯接受历史的变化，正是在变化中我学会投入自身遭遇的时代与生活之中，用生存实践来满足个人所需的开放性的视野与承受的意志。至从我结束在外流浪的生涯回到家乡定居，一来是家乡必然是我记忆的源头，尽管这里有着许多纠缠在一起的爱和恨，但它的方言保持了一种本土性沟通的柔和与亲切，以及我可以迅速找到身份的认同感与活在亲人身边的那一份信赖。我之所以在南山阳面的山坡上开垦了一亩多地，其实它根本没任何的经济收入，倒是我投入许多的精力与财力不是为了得到物质上的补偿，而是有了这一亩多的自留地给我一种生活在这个南方小村庄的理由与实质性的回归，回到祖先在这里打拼并活了下来的信念。如果土地（包括我的那一亩多的自留地）被政府征收了，我们这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就陷在不断兴起的工厂的包围中，失去土地的村民不是被工厂吸纳成为新一代的无产阶级，就是在郊区的缝隙里像自生自灭的生物一样接受被时代淘汰的厄运。而我在南方的小村庄定居的初衷就破灭了，失去我开垦的一亩多的土地，也就失去我作为现代的一个知识分子对古典文化敬仰的现实依据，也就使我重新面对现实不再对过去有任何的留恋，因为过去只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消失，而我必须还得活下去。必须重新面对历史的进程审视自我该采取一种积极的生存方式来拯救人性的光辉与尊严，重新在变化中适应改变习惯性的思维，掌握思辨的精神使知识成为一种智慧的启发，而不是让它成为改善系统的性能从而控制人类自然演化的一种力量，因为这种力量是盲目的、专断的、排外性的，非人性的机械的循环。
村庄暂时恢复往日的平静，村民继续过着对劳动的执迷与习俗安排下的生活，但这表面的平静只是一种虚假的和平，其实对每一位失去土地的村民来说，他们的的内心早已被撕碎了，早已在黑暗中绝望地忍受不公正的待遇与强权的欺压，早已在失去对土地的支配权的同时丧失了生命主体性的自在与尊严。
4
中午回家，父亲告诉我，代理村长叫我今晚7点到已出租的集体资产的茶叶初制厂开会。我不用猜就知道是政府急于征用土地，因为工程已严重延期，政府做的有关株树岗南侧三通一平工程的大幅广告牌早已立在工业园的公路旁，按政府的预期应该在2012年8月份就开始动工了。可征地的实施步骤受到村民的一再抵抗，征地价格的不公开和对村民失去土地后的社会保障也杳无音信。村民带着再次上当受骗的恐惧和被自己的愤恨所焚烧的绝望来到会场。
我有一种预感，这次会议肯定又像前几次一样遭受流产的厄运。站在眼神狂热但表情痛苦的村民中，我的身体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沮丧感，显然同样的场景已发生过许多次，但每次结果造成的是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越加激烈，以至无法用协商的心平气和来解决问题，每次结果还造成村民对前景缺乏想象的激情，以至陷入无力改变现实的糟乱的心情里。但集体的事情还是要得到大多数村民的同意这种形式，迫使政府作出工作的努力来挽回在村民中早已丢失的信誉。可村民在每一次会议的参与中根本对政府毫无热情，对出卖村民的代理村长和村委会委员的憎恨在激增。在这种纠缠的混乱与对垒的境遇中使任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只会加速分散的冷漠在每一个村民的内心中蔓延。
今晚，到会的有工业园的书记：一个大腹便便的粗矮的中年人，一个工业园土管所的职员（政府的帮凶）：他曾参与强行征用我们村最好的一块茶山作为政府成立工业园的开工典礼，他的到场使村民勾起当年的伤痕，在耻辱与痛苦的煎熬中生活的村民，他们如今只是对未来充满孤独的梦幻却无法用轻松又自在的态度面对他人，这种紧张又封闭的情绪使村民无法坐在一起谈论任何有关集体的事情，我克制着思想的汹涌保持倾听者的谦卑以便目睹村民是如何走向彻底的溃败。空阔又暖和的厂房里站着稀松的村民（显然有些聪明人根本不理睬这些活动，用置身事外的清闲关起门来过自己的生活）。代理村长向村民介绍工业园书记，并对他从百忙之中抽空亲临会场表达欢迎，村民并没鼓掌，在遭受村民冷落的孤独中书记清清嗓子，好像他早已习惯于做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幸福感以表达对自己的崇拜。书记用规划的冷漠搀和许诺的热情向村民保证他力所能及的工作实践是出于服务村民的愿望，显然他宏亮的嗓音给他振振有词的发言增添了许多的魅力，但焦虑的村民只渴望现实的兑现，要有法律保证的合约来安抚自己受伤的心灵。可书记只是在县长的催促下要拿出工作的姿态，因为他只是传达上级的指示，根本不打算对村民为难他的要求作出任何的承诺与书面的决定。土管所的职员一边恳求村民的支持的虚伪，一边用欺骗的热情向村民表达政府的规划图中划给我们村用来作为村民房屋建设的二十亩地。无疑两位给代理村长和村委会委员撑腰的上层领导无法主导局面按计划进行，倒是激愤的村民用控诉的怒火指责政府的失职，用欺骗和强行的夺取使村民沦为弱势群体被随意宰割，可活在信息时代的村民们不再愿做待宰的羔羊，他们用对党中央的绝对忠诚反对地方政府的专制主义。
我细致地听取各方的意见，通过认真的观察与对争议主题的分析得出自己的看法，其实村民在口头上已答应以三万元一亩的价格出卖自己的菜地和村集体的土地，他们不是不愿意支持政府的工作，只是村民在以往跟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没能争取到自己的权益与该用的补偿，而是被政府最初的信誓旦旦给甩了。现在的村民在诚惶诚恐中一味保护自己神圣的私利，但又拿不出合理的策略与共同协商的真诚同政府交涉，他们只能用破罐子破摔的无奈糟蹋自己的尊严来发泄内心的不满。而代理村长和上层官员只是为了完成指令性的文件所下达的任务，他们只能以就事论事的方式来洽谈目前遭遇的问题，根本不想承担他们无权也无力解决的额外负担。显然代理村长跟工业园的领导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根本没考虑到村民的情绪，也许他们知道村民目前的情绪，可他们也没办法疏通这条早已堵塞的官与民的交流渠道。
最后，会议不欢而散。我有几次冲动想调节这种对峙的局面，希望村民信任代理村长在村民与政府沟通的努力中所怀有的一片赤诚之心，同时也期待代理村长说话更有为村民办事所表现的决心与底气，可他反复无常的作风不但没引起村民的理解而是激起村民的怀疑，怀疑他早已跟政府共穿一条裤子，为自己捞到了最大的利益而出卖村民，村委会委员带着投机的表情与话语中暗含恐吓的意图暴露出他们早已投靠了政府。我知道我无法改变什么，我只是在写作时是一个乡村的知识分子，可在村民现世的眼里只是一个在工厂打工的没出息的年近半百的中年人而已。我突然意识到我在世俗社会中只是一个边缘化的人，我的冲动冷却了下来，跟着失落又怀着故意报复的狡黠的村民走出了会场，在漆黑的夜里各自走回那个总是在原地等待的温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