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这是一本书的名字。里面描绘了一群自由民主人士和旧贵族的生活遭遇。往事并不如烟，更是一句感慨。时间本来就磨平了一切, 偏偏有几枚奇峰怪石伸出头来提醒人们早已消失了的存在。改革开放30年，我们恰好遇上: 从少年到中年这是人生中最精华的段落。我个人经历的那些风雨、人事和道路并不遥远，但是个中端倪却从未梳理，不觉濒临伤感怀旧的年龄。那就首先回到80年代，那诗的岁月，那热浪翻滚的青春起点。
最初已孕育今后一切的萌芽。一切都在酝酿中，一切都是可能的。
1980年元旦前夕，我站在学校空旷操场的月光下考虑约几个同学去东部沿海的某个山峰迎接80年代的第一缕朝阳。80年代意味着什么，我浑然不知,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已经醒来。1981年10月1日阴雨绵绵上午9点我去武胜路新华书店逛书市，购回一本打对折的《呼啸山庄》，午后一个人坐在圆桌旁阅读。惆怅莫名。窗外晾衣架上停泊一只麻雀,我起身上前看个究竟,麻雀飞走了。我回到原位继续阅读，越读越怕，越怕越读，一口气读完。那天我18岁生日。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喜欢秋雨。
1982年10月1号，房门被敲开，一个朋友送给我一本诗集，他在扉页上题写道：诗人是学不会的，诗人就是诗人。那天我还得到另一位朋友赠送的《美国诗选》，他惜墨如金，一个字也没有题写。下午我们一起去爬龟山，我看见了龟山上茂密的杂草。他们是我最初的诗友刘宏伟和吴俊。
1983年10月1号经过两次冲刺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女友卢冰熙约我去龟山相见，我俩从下午两点聊到晚上八点，她执意要用一天中四分之一的时间填写我的生日，其实她不知道她无意间填写了我的一生。1984年10月1号卢冰熙上午赶来，送给我一只带金边的相框，我们一起观看了邓小平阅兵的电视直播。那天阳光灿烂，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卢冰熙送给我的相框一直空着，我们并没有留下一张合影，更没有携手走进教堂。在我的局限里种植一棵树，你会感觉到我趣味。我后来这么深情地写道，但不是送给她，而是送给另一个女孩。在80年代最初的星空下我们似乎什么都没有，似乎什么都有，敏感可以让我们通达宇宙。
刘宏伟他们很快就不写诗了。我一个人快乐的写着，还以为篇篇是杰作。稍后我们组成了一个跨校园的读书会，成员有赵伟，李家新，周滨，胡元新，王立新，吴俊，卢冰熙和她的一个女同学。大家的主要兴趣在哲学，政治和小说方面，偶尔也涉及到经济学，他们并不热衷于诗歌。有天在吴俊家，我和他听了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激情难抑，他提议两人合写一部著作《时代的抉择》，还兴师动众的列好提纲，最后不了了之。除了频繁聚会，我们还经常相互写信。在通信手段不普及的年代，我们相互写下了多少生涩自傲的文字。
读书会断断续续维持了两年多时间，较为系统选读了欧美及俄罗斯文史哲方面的经典著作。读了谁的著作就学谁的腔调说俏皮话，模仿谁的文笔舞文弄墨。1986年暑假王立新带来一本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我一下子被征服，如此强烈的荒诞感与鲜明的时代气息首次遭遇，以至于稍后阅读加缪的《局外人》再次无地自容。从甘阳到李泽厚，从尼采到钱钟书，我们的阅读从古代返回现代。四处赶场，到处寻书，买书，窃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是前女友卢冰熙从武汉大学图书馆窃来的1949年7月的版本。
后来卢冰熙和周滨分别去了北美，王立新去了德国。我知道他们都爱国。
武汉地处中部被长江和汉水分割成三镇鼎立，境内湖泊众多，码头林立，素以“江城”之称。地气水气很足，但稍欠优雅。一切喧哗与骚动源于1987年那个阴冷潮湿的2月。上年度武汉举办了诗歌大奖赛并于1987年2月组织全省诗歌改稿会。原先封闭在校园，同仁读书会和各路圈子里的诗歌爱好者都跳出来，迅速游走，竞相认识，在80年代中后期掀起了社团高潮。这个时间点上，比起四川，上海，北京和江南的诗歌浪潮，是晚了点。
我和宋同健相识于长江边一艘退役的邮轮上。我们没有微笑也不打算哭泣。当宋同健和我与众诗友高谈阔论之时，有一个女孩圆圆的脸上架一副眼镜，一言不发的看着我们，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感觉女孩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几天后我走下邮轮，带走兴奋和这个名叫李艳的女孩的印象。后来她成为我老婆，这是后话。宋同健中等个，因消瘦而显得高大，一副愤世嫉俗神情。他江汉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汉机床厂工艺科工作，由于在相同地区工作距离近，我经常抽空到他的办公室看他画图。有次谈兴意犹未尽，下班后冒雨去他远在武昌东亭的家，吃过晚饭，泡上咖啡，继续谈诗论艺，两人决定要为诗歌做点事情。那是一个残忍四月的夜晚，雨声急促，窗外不远的湖泊空灵而神秘，像一个寓言。在柔美的灯光下我们倾听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激情回荡在他一人独住的洁净的三房一厅。第二天他给我邮来一封信，敦促我加快寻找优秀诗人的步伐。
我和杨晓阳的初次见面是在武昌中营街十六号。那是一栋破败独立的二进式民宅，坐落在纵横交错的深巷之中。附近一条小街叫八卦井，这个名字不知道暗藏什么玄机。以后我多次来此还经常迷路。杨晓阳面部轮廓分明，口含乡音，肤色黑红，散发着明显的诗歌冲动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他从大悟山区来到武汉一家广告制作部打工数年，主持“江平”文学社，并已出油印本《江平文学》第一期。杨晓阳欢迎我们参加。《江平文学》第二期由我挂名主编。
中营街十六号以后几年成为武汉民间诗歌运动的活动中心。类似于坚的尚义街六号。中营街十六号像一根浪女的拉链，从来是不上锁的，此宅为杨晓阳老板的私人财产。前宅的两间房是诗人聚会地，后院晚上住着民工，白天无人。在中营街十六号我相继认识了周勇，范道鉴，钱省，李恩国，韩学义，钱峰，方舟，吴秀花，唐琴，张辉等人。
我们有时相约而至，有时随兴而来，或高朋满座，或空无一人，或冷不丁冒出一两个陌生的怪客来，这情形特别符合80年代的浪漫气息。也有失约，我有过在中营街十六号傻等一个下午的经历。
一个暮秋的夜晚，凉意正浓，在中营街十六号我们刚送走一个彪悍的流浪艺术家，又涌入几个人来。我见到张辉，圆脸上冒出一些胡茬, 眼光凝固徐缓，以过来人的口吻讲述第三代诗歌运动在全国的风起云涌。重点讲了四川。他随即从包里抽出几本诗歌民刊：《非非》，《汉诗》，《他们》等。
我看了整个夜晚。现在想来这是我在中营街十六号度过的最重要的时刻，这是一个受到震撼的时刻，我预感到武汉诗歌在某些方面偏离了跑道。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张辉，今后还会多次相见。我的意思是张辉当年可能还没有做好做一个绅士的准备，偶尔会冒出一些令人不悦的小动作，牺牲了他个人的形象，但是不要忘了他是一个执着的诗人，他从外省带回来的诗歌资料对于武汉民间诗歌，至少对于我有绝对正面的意义。
主张滚动主义诗歌原则的张辉和主张自由生活方式的林志勇在武昌武泰闸合开文学酒家。经常搞诗人聚会，有次武汉三镇诗人沓至，50多人欢聚一堂大吃狂饮，歌声，叫声，欢呼声连成一片，有一条小河从文学酒家的后门流过，诗人们站在河边指指点点，仿佛在欢呼皇上下船。
第二天上午熬了通宵的我躺在文学酒家用椅子临时拼凑的床上睡得酣畅淋漓之时，林志勇摇醒我，塞给我两个鲜肉包子，我美美咽下。这个动作传递我一个强烈的信号：林志勇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三年后我和范道鉴踏雪去监狱探望林志勇时，内心还在感念这两个鲜肉包子。林志勇说监狱里的生活很苦，寒冬腊月还要跳进冰冷河水运石头和沙子。从炼狱里熬出来的林志勇，写出了《幻象大限》。
范道鉴中文系毕业，满脸络腮胡，介于士大夫和流氓之间。这些年他不但结婚，生子，打架，生殖力十分强悍。他是最早参入武汉民间诗歌运动的诗人之一，又有广泛的交际，假如他的诗歌保持他对女人的那股持久力，他会留下比表妹还要漂亮的不朽诗篇。
在中营街十六号见过几次钱峰，他二十上下，清瘦怪异，一副眼镜架在不规则的脸上，神经兮兮，来去匆匆，像一阵风。好像有什么伟大的事情等他完成。我和他交言不多。再见已是二十年后，依然是那副模样，但是减去了神经质。读了他的《高草》，《冷抒情》系列诗，不觉这是武汉诗歌的意外收获。
钱省高挑沉稳,颇有名士风范,在一次聚会中他在中营街十六号临窗的书桌上给我留下他家的地址,仅此一面之缘,奇怪的是他的留条和其它诗歌资料一起至今还保持在我书房抽屉里.
最早与野牛相逢在80年代中期武汉的车站。后来又与野牛，野夫相会于90年代从长沙返回武汉的车上。我们在广东也见过面。新世纪没有见面。不知道他昨晚吃的是泡面还是鱼翅。
我和宋同健夜色中前去汉阳区文化馆探望向新华，他是那个圈子的孩子王。不过是一个腼碘的孩子王。他不久就结婚了，我们送给他的礼物是：离婚。向新华的文字很温柔，他的行动更生猛。他创造了一个纪录：武汉最早结婚率先离婚的诗人。
江平文学社发生过争夺主导权的暗流。首任理事长周勇是一个有趣的小个子，他华师大毕业来到一所中学教书，衣服总是显得过长，见面很少谈诗，身上有一种坦荡的自负。他有一个目标就是开办农场养殖牛蛙，他向我们推销他的理念并拉人入股。那正是四川刘氏兄弟养殖鹌鹑发财致富的岁月，周勇确乎是市场经济的先知先觉者。1987年冬季杨晓阳由社长接任理事长，周勇从此销声匿迹，在武汉诗歌圈内从未见过他略带疲惫的笑容。《冉春》文学社的曾革新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小个子，他时常游走在中营街十六号和众诗友之间，在谦恭世故的笑容下面抱有一统江湖的野心，可惜诗人们太散漫，我们辜负了他的抱负。
这茬人年龄多在18岁到25岁之间，很多人已参加工作，初尝人生滋味，文学又是时代的主流之一，做一个职业作家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家的愿景。时间证明这个想法太天真，如果不能从个人情绪中摆脱出来，跨入心智的风景线，贡献出独特的诗歌文本，一切交流和争斗都不过是青春的瞬间插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