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无意在此谈论道德问题，关于《道德颂》这部小说，我所关心的是，盛可以如何讲述，以及她为何如此讲述？
在我们即将倾听的这个故事中，未婚女子旨邑遇到了一个已婚男人：水荆秋。故事由此开始，接下来，我们看到爱欲、爱欲反复经历侵蚀和修复、爱欲的颓败和消散。总之，如果不考虑当事人的感受，我们可以把它直接称为不幸的婚外恋故事——实际上，也几乎没有幸福的婚外恋故事，因为当婚外恋被书写时，书写者站在起点，目光已经看到了终点：那里必是一片废墟。不仅是因为道德，书写者们并非都是婚姻制度的维护者，他们只是看到了人类激情的自然限度，时光和庸常的生活必将它磨损得面目全非。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以一句如此世故的格言开始他关于婚姻和非法激情的伟大故事，这不仅是解说安娜和卡列宁，也是对安娜和渥伦斯基做出的预言——几乎就是一句诅咒。这诅咒并无恶意，托尔斯泰笔下那无名的叙述者发出的是老谋深算的生活的声音。
生活并不站在当事人一边，如果将此类故事的叙述权交给无名的、见多识广的“生活”，那么，一切必将归于虚妄。所以，在这个关于非法激情的故事中，争夺叙述权力的斗争至关重要：故事由谁讲？由谁作证由谁起诉由谁审判？谁可以将自身从虚妄中拯救出来？
所以，如果《道德颂》的声音完全归于旨邑我将毫不意外，盛可以当然会这么干，她将塑造一个女性主义战士，伤痕累累，孤绝而骄傲，坚守着她的堡垒。
但情况并不如此简单，《道德颂》视点游移，虽然是缓慢的，常常难以察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叙述追随旨邑，但仔细看就能看出缝隙和破绽，至少有几处，视点转向原碧和谢不周，有时叙述者甚至不慎暴露面目，他或她站在那里，自称“我们”。
一个小小的、但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我们”是谁？究竟出于什么意图，盛可以引入了“我们”？这个“我们”又为什么如此羞涩和闪缩？
简单的答案是，这基本上是技术上的权宜之计，作为书写者的盛可以任性、不守纪律，她无意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她粗暴地破坏规矩以应对规矩所带来的困难。鉴于在我的印象中小说家盛可以的美德并不包括守纪律，鉴于《道德颂》中视点的游移确实缺乏清晰的形式感，“权宜之计”的判断未始不能成立。
然而，盛可以其实有更为简捷明快的解决办法，她可以采用彻底的“我”，她也可以采用堂堂正正的“我们”，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叙述的难度都不会比现在更高，都会使局面清晰、稳定，使我们明确地领会作者的意图和立场。但现在，她似乎是犹豫着，摸棱两可，把情况弄得暧昧复杂——就一部小说而言，作者未曾写出的与她已经写出的同等重要，作者犹豫的、含混的地方比她信心十足之处更为重要，她的真正关切和焦虑，她向自己、向小说中的世界提出的真正问题，可能就隐藏在这一片她最终未能驱散的阴翳之中。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道德颂》的视点游移并非权宜之计，它是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复杂考量之间竞争与妥协的结果。
有一件事显而易见，盛可以明确地屏弃了“我”。这部分是出于对“自传性”的警觉，书写者避自传性之嫌，不想让人们产生联想——在作为小说叙述者的“我”和书写者的“我”之间，当他们的经验和观点和身份发生某种重合或具有重合的可能性时，都会由此生出一个暧昧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读者受到鼓励和诱惑，在两个“我”之间建立联系，进而穿透文本去指认那个作者的“我”。
每当此时，小说家面对的都是一个伦理难局：她要么承认小说中的“我”就是我，要么断然否认，前者虚荣，她像个急于出风头的“星妈”，她滥用作者权利，有意毁坏小说的边界以牟取小说人物并未期待的利益，后者至少是看上去不诚实，至少是冒犯了读者对她的书写的信任。
盛可以很可能考虑了这一问题，她排除了“我”，她无意诉诸自传性幻觉，她所写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名叫旨邑的女人，她在最低限度上维持旨邑的客观性，在旨邑与写作者之间保持一道缝隙：一个写作者得以脱身，由旨邑自己承担责任的缝隙。
尽管如此，盛可以并不想掩饰她对旨邑的喜爱，尽人皆知，作者认同这个人物，书写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追随着她，跟着她疼痛和歌哭，常常的，书写者直接进入旨邑内部，她和她接近于完全重合。
很好，盛可以原可以彻底地维持旨邑的视角，当然她也应该能想出办法克服由此带来的不便，但我的感觉是，她对旨邑强劲的、覆盖性的声音隐约感到不安，似乎有一种冲动在焦虑地低语：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听从这种直觉，她几乎是任意地要“破”，破开旨邑的声音，她要打断她，她要压制她对小说世界的垄断。
这种冲动由何而来？我认为，盛可以必是意识到，彻底地认同旨邑隐含着某种危险，将在可能根本上误导这部小说的主题方向。
这就涉及到这部小说的主题——“道德”，我不得不谈论这个如此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我知道很多人并不认为“道德”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之处，他们认为“道德”是一块磐石，正好可让他站在上面，看人们如何头破血流。
但我认为，道德肯定不是磐石，它经受着人类无尽的反思和求证。《道德颂》的题记引用了尼采的话：“没有道德现象这个东西，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恕我寡陋，不知这话出自何处，仅就字面意义而言，我以为这话就是表明，道德并非一个自然事实，它不能自我呈现，它有赖于人的体验和论证。或者说，对上帝而言——如果他在的话——道德才是“现象”，而当上帝不在时，道德就只能依赖人的“解释”。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拒绝解释的“道德”是僭妄和悖谬的，它将自身封为自然之物，它不再关乎人的境遇和体验，它独断、不可争辩，在极端状态下，它反对人的选择和自由、取消人自证道德的可能。
在这里，一个微妙的悖论是，旨邑的全部斗争就是要从“天经地义”之处取回道德，她力求在自己的境遇中做出解释，但就这部小说而言，彻底的独一视角至少在逻辑上是有自我封闭的危险——人可能在与对象的斗争中将自己凝固起来，变成一块同样僵硬的磐石。
我必须强调，旨邑本身并非磐石，她的声音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她自身的复杂、矛盾和变化、发展。旨邑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盛可以在她的身上做了高难度的试验：将近乎女学究的思想兴趣与经验、直觉、激情融为一体，她有身体，也有头脑，她的身体和身体、头脑和头脑、身体和头脑激烈地对话争执；当然，盛可以的才华依然在于强悍的直觉，当旨邑像个知识分子一样思考时，我常常觉得她更像一个背书的高手，但当旨邑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情人、一个可能的但最终毁弃了自己胎儿的母亲时，小说写得华彩纷披、步步精确，常常是剥皮见骨、直指本心。
但旨邑那一重女知识分子的声音并非全然无效，它丰富了旨邑的精神维度，在她的内部，这是一重轰鸣的背景音，低沉、笨重、自我干扰，它使旨邑的经验和生命变得严重、阔大，这个身处庸常激情故事中的女人最终竟大于她的自身，成为一个你不得不严肃对待的道德形象。
——是的，这部书确实就是《道德颂》，而旨邑，她是这个时代的小说所刻划的最道德的人之一，她彻底自觉地追求道德，她当然不是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她从未期待人群的称颂，她之道德不是出于畏惧和虚荣，而是出于绝对认真、绝对严肃的生命意志，她真的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体验到道德之艰难，她决不仅仅是攻击婚姻制度所凭依的道德律条——她不仅是个冒犯者，她的真正问题是：她决意做个善好之人，为此她不仅要与他人斗争，更要与自己斗争。
在这个意义上，《道德颂》是迄今为止小说对我们这个时代人的道德境遇和道德体验的最为有力的表达和探索。
尽管如此，盛可以的疑虑挥之不去。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关于何为善好，人类的观点和体验极为殊异。正如善与恶也许只有一线之隔，彻底的道德相对主义也几乎就是旨邑的敌人：道德绝对主义——每一个“我”都自我封授为“上帝”。这种危险大概就潜存于盛可以的书写过程的底部，被她极力压制。我甚至妄猜，旨邑为什么叫“旨邑”？是“旨意”吗？或者是“脂邑”——《圣经》中的奶与蜜之地？
可见，道德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迷宫，稍失警觉，人就可能千辛万苦地走回了出发之地。因此，在道德问题上，个人的生命体验必应敞开：“我”要走向他人，我的境遇要与他人的境遇交换，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的此事。《道德颂》的道德敏感也就在于此，盛可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每当她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她就忍不住将旨邑的声音破开——她是矛盾的，她如此强悍地在“我”的边界内申说道德，但是她也意识到，在任何真正的道德体验中，“我”必须扩展为“我们”。
但谁是“我们”？是由“我”所选定的人们吗？那么这个“我们”就与“我”并无区别；这其中包括“你们”吗？那些境遇不同，对何为善好有着完全不同的体认的人们？看起来，在这个问题上，盛可以极为犹豫。
这种犹豫反映在小说中，就是那个似有若无的叙述人称——“我们”，盛可以必是认为它应该在，但对它究竟是谁、它能够说什么、它的观点和态度全无把握，结果，这个“我们”就像现在这样，站在小说的高处，模糊微弱地闪动。
——类似星空，但是星空晦暗。康德将道德律与天上的星空并提，既是说人类良知之神秘，也是说，道德终究关乎星空，所有的“解释”并非绝对自足，它要指向解释者之外的某个地方——那里也许坐着个上帝，也许正是一片苍茫。
正是在这一点上，《道德颂》中那个微弱的“我们”表露着这个时代精神之病的真正要害：它应该在，但它破碎、微弱、难以确认，而《道德颂》就是献给这空茫混沌之“在”的一曲长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