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百姓打交道是很开心的事
记者（以下简称记）：听说你在湖南一处乡村盖了房子，过起了养鸡种地的日子。你盖的房子是个什么样子？那里的环境怎样？
韩少功（以下简称韩）：那是一个贫困山区，是湖南省汨罗县一个自然村。有山有水，还有 一条简易公路。村子边有座大水库，我的房子就在山下水边。盖房子的时候我在海口，没时间去管，就告诉建筑队，要把它盖成很传统的那种民居式样，砖墙、瓦 顶、木头门窗。等房子建成后我去看，发现村子里的农民早不盖我那种房子了。他们新建的房子都用铝合金门窗，墙上贴瓷砖，我的房子反倒显得古怪和特别。在乡 下我有一两亩地，地里种了粮食、果木，还有蔬菜，也喂了一二十只鸡。
记：哪一年开始到乡下生活的？当地政府给了你哪些支持？选择在湖南乡下盖房，那地方是小说《马桥词典》里的马桥吧？
韩：盖房子是在2000年以前。当地政府表示欢迎，但没有特别的帮助。地是我掏钱买 的，2000多元钱一亩的荒坡地。菜地由我们家人一点一点开垦出来。选择在那里盖房，是因为我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过10年，对那里的人文背景十分熟悉， 也能讲当地方言，易与老百姓沟通。小说《马桥词典》中的“马桥”一名是虚构的，但小说中许多人和事来源于我当年插队的村子。那个村子离我现在的住地不远。
记：从城市到乡村，要的是种什么感觉？
韩：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各有特点。城里比较喧闹；乡下显得清静。在乡下与动物、植物、 土地打交道多，离自然很近。在乡下体力劳动也会多一些，不像在城市什么都能买到，许多东西得靠劳动才能获取。我很喜欢这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方 式，也喜欢这种城里与乡下不断轮换的方式。
记：你还参与海南省文联的工作吗？
韩：我是专业技术人员，一直想从行政职位上退下来。在不能完全实现这一点之前，我只能 每年请半年的创作假，另一半时间，是海南文化活动比较多的时间，我就回海南参加省文联的工作。但这已经体现了领导部门和机关同事对我写作的支持。我很感 谢。其实，有时候阶段性地拉开距离看海南，也是感受和表现海南的需要。你知道，沈从文写湘西，不是他呆在湘西的时候，恰恰是他远在北京的时候。作者对于他 描写的对象，有时需要近观，有时需要远观。遥远的东西常常会更美好。我觉得海南对我也是这样。
记：你在乡下的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有一种信息闭塞的感觉？
韩：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晴耕雨读。有时也串门聊天，与老百姓打交道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至于你说到信息闭塞，其实并不存在。乡下现在也有电视、有电话，还可以上网，与外界联系挺方便。比方说我那里装了三个卫星电视接收器，可以收到很多节目。
别把我虚构成小偷再反对我
记：你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获得了内地和台湾省的很多奖项，也在国外翻译出版，但这本书曾经引起过激烈争论，甚至引起过所谓“抄袭”、“剽窃”的一场官司。是不是那场官司使你觉得文坛人际关系难于处理而有了归隐之心？
韩：不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妻子在我一本书的序言里，就表达了将来我们愿意再返乡下居住的愿望，比所谓“马桥风波”早了10多年。
记：你现在回顾《马桥词典》所产生的官司，有什么新的看法吗？打官司既耗时又耗力，当初为何坚持要打那场官司？
韩：你应该知道，那场官司后面是一次文学界剧烈的分化，是“道德”和“理想”在市场经 济时代是否应该取消和唾弃的重大斗争。这件事在“马桥风波”前已经闹了好几年，只是到最后才出现了“马桥风波”这样的构陷和谣言事件。当时几十家媒体一起 散布谣言，超出了法律底线，就只能用法律手段来恢复规则了。这就像球场上踢假球，吹黑哨，不强力纠正，就没法往下踢球。当然，诉讼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主 要目的是教育，不在于出气。我当时要求判决，但没有申请执行处罚，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希望宽以待人，希望那些犯规者在吸取教训以后还能有所作为。我 欢迎他们继续反对我，但不要把我虚构成一个小偷以后再来反对，那是一种非常没水平的反对。
记：一般公众也许只是看看热闹，并不了解这个思想冲突的背景。在你看来，这场冲突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
韩：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靠宗教来维系道德，所以中国的文学以及文化从 来都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撑。像蔡元培先生说的，是“美育代宗教”。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拜金主义的潮流涌现，文学也就成了敏感的风向标。看看那么多欲望挂 帅的文化垃圾出现，看看那么多所谓文化人的堕落，你就明白这些年中国发生了什么，你就可以知道腐败、冷漠、无序的大量社会现象，与部分文化人的迷失，构成 了怎样的同谋和同盟。我相信，这种冲突在一个发展中大国还将长时间存在，我们谈结果还为时过早。尽管这种冲突会时隐时现，会在不同的话题上以不同的方式爆 发。但我对此抱乐观的态度，相信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很多文化人对现实与历史会有更深远的视野，对人生操守、社会公正、责任感和道义感等等，会有新的 精神需求。对鲁迅攻击的退潮，还有《激情燃烧的岁月》火遍全国，不都是这种需求苏醒的一些信号？
作家挂职多少有点形式主义
记：我在与《天涯》新主编李少君聊天的时候，得知你曾挂职担任过海南省琼海市委副书记，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韩：那是1996年到1997年，在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以后，上面安排作家下去挂职体验生活，把我派到了琼海。挂职计划是省文联报的，上面批下来以后，倒是没有人愿意去了，我只好去。
记：你主要分管哪方面的工作？住在琼海吗？
韩：我没有具体分管哪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搞社会调查，去过工厂、乡镇、部队，也参与一些文化工作。当时大部分时间住在琼海，市委在招待所给我安排了一间房子。
记：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让你觉得很有收获吗？
韩：在此之前我也有过挂职的经历。在湖南的时候，就在一个州团委当过一年副书记，在一 个地区林业局当过一年副局长。说实话，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可以让作家熟悉一点领导部门的情况，熟悉一些面上的情况，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你毕竟是“客 人”，人家也都知道你是“客人”，所以你了解的情况往往比较粗线条，人家甚至习惯于来“汇报工作”，不一定说出最真实的情况。我曾经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随 信访办的同志下乡去解决纠纷。这种时候，当事者大多在气头上，要谋求具体利益，因此假话和套话可能比较少。但我还是不满足。这样了解来的情况，对于记者和 理论家来说，可能已经够用了。但作家不同，作家需要细腻地了解情感，需要在朝夕相处中观察性格，更需要在身陷其中的冲突中体会自己的各种心理反应，倒不需 要什么数据或者经验总结。总之，作家需要“采访”、“视察”以外更直接和更深入以及更平民化的方式。因此我一直并不主张作家都去挂职锻炼，尤其是时间很短 的挂职锻炼。
记：但眼下还是有很多地方的作家在采取这种方式。
韩：多少有点形式主义吧。看起来很热闹，有报道效果，但实际效果怎么样？至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见哪个省作家挂职多，优秀作品就出得多。事与愿违的情况倒是不少。
想精读外国文学时就搞翻译
记：上世纪八十年代你提出“文学寻根”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韩：当时是一个国门大开的时代，外国一些文艺思潮和文艺作品纷纷涌进我国。这个时期， 许多人对国外的东西模仿照搬，几乎像在移植“洋样板戏”。仿海明威，仿卡夫卡，一时都很热闹。作为吸收境外文化的初始阶段，这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也不应苛 求。但从长远来看，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不能以模仿代替创造，不能丧失自己的独特性。这就是我与一些同行在八十年代中期提出所谓“文化寻根”的目 的，希望在开门引进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走自己的路，不要忘记清算和利用我们的文化遗产，使之成为我们创造的资源。
记：你怎样对待批评，包括别人对你的作品的批评？
韩：批评家的队伍，与作家的队伍差不多：人多嘴杂，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林子大了什么 鸟都会有。作家总是受益于优秀的批评。旁观者清，良药苦口嘛。但也有些批评家素质平庸，甚至是一些文坛混混，在利益驱动下搞点哗众取宠的炒作。对于这样的 炒作，可以不去理睬，不必为他们浪费时间。
记：现在有些作家在构思作品时，会考虑到批评家将来对作品的批评。你在创作中会考虑这些因素吗？
韩：一个作家要是这样，就很危险了，很没出息了，至少会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太好的创作状 态。东张西望，瞻前顾后，看那么多人的脸色，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这好比一个球队队员上场，目的就是为了把球送进篮，如果还念念不忘观众席的指手画脚和说 三道四，还能打好球吗？我在创作中力求自己不考虑这一切，最好是使自己有一种忘我的状态。我想这才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写作。
记：除了小说创作，你还做一些翻译工作。比如翻译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佩索阿的散文集《惶然录》等等。是不是没有创作灵感的时候就搞翻译？
韩：也可以这么说。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想精读外国文学时就搞翻译。翻译就是精读， 迫使你一字一句地去理解和体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与韩刚共同翻译的，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感到创作的危机，但符合我停停打打的战术。我 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没法成为一台文学永动机，常常需要思想和情绪的慢慢积累。再说我的兴趣也不仅仅是写作。编辑、翻译，都是我的兴趣所在，所以常常放 下写作去干点别的什么。
记：1996年出版《马桥词典》，2002年出版《暗示》，其间隔了6年。这6年中你在做些什么？为何不像别的作家那样接二连三地出书？
韩：这6年中我写了一本散文，翻译过一本书。还有就是参与编辑《天涯》杂志，主持省作 协的行政杂务，在这些方面的精力投入很多。你问我为什么不能接连出书，我觉得我已经出得够多了，其实还可以写得更少一点，写得更精一点。作家与作家不一 样。有些作家愿意、并且能够高产和快产，那当然也不错。有些作家写得少一些，也不必对此焦急万分。法国有个作家叫梅里美，一辈子就写了一二十个中、短篇。 中国的鲁迅若论小说，也就是写了两三个薄薄的集子，印成一个集子也不算厚。但他们都是伟大的小说家。是不是？因此作家不必一味强求高产和快产。
记：2002年4月，你获得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是继中国作协副主席陆文夫后我国第二位作家获此殊荣，你如何看待这一荣誉？
韩：这表明法国一部分读者能够接受我的作品，我当然很高兴。但并不表明我就达到了多么 高的水准。现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评奖也很多。法国有法国的奖，美国有美国的奖，中国有中国的奖。而且文学的评奖不像体育和自然科学的评奖，常常有很大的主 观性，没有个统一和客观的标准，所以也有评得很臭的时候，评得不准确的时候。在这方面，我自认为还是有清醒认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