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着人家的厕所，不经意地飘一眼地上，楞在那里。倒过头来，再看一眼扔在地上的<纽约时报>，是他，是他的名字，还有他的照片。197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犹太作家辛格去世了。“活了87岁，用意第绪语写小说……”读过的一些辛格的书翻译成的中文片段，这里，那里，就浮上心头。拿着清洁剂和刷子，蹲在那里，一目十行地看那篇不长的文章。
不是初次在人家的角落里悼念什么人。
那个时候，还没有落到异乡，更没有成为作家，没有出版过任何一本书，没有一本书翻译了十种以上的文字，那时候连大学也还没有考进去，在一家大医院，作一个小护士。
每天在一条走廊里奔走，对厕所并不陌生，端屎倒尿，对护士是很平常的工作，不过这样的工作，从来不会和父母说，父母会心疼，就这么一个女儿。在一个白底上绿色大字“静”的警告下，来来去去，居然五年。五年，始终怀着一个梦想:当作家。会当定护士，也只是被一个念头鼓舞:鲁迅、契可夫都是医生，护士离医生不算太远。然而绝不敢露出来。
想来很是奇怪。那时候，人有比自己的职业高的梦想，是一种很深的罪过。连你自己，似乎也知道自己怀着很深的，很见不得人的罪过。于是，当着同事，既不看小说，也不订报纸。每天，到医院大门口去看别人的报纸。到这时想想仍然惊讶，那时候，偌大的国家，报纸只剩下两种。还有一份小小的《参考消息》，是整个世界的窗户，而整个窗户，只有眼前这份平日也有好几十页的《纽约时报》的一页。而那一页，那时就是全天下。
在传达室角落里读人家的报纸，是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那一天，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死讯。一个苏联作家去世的消息。家里书架上，曾经有过他的全部翻译作品，长长地一大排。当然，跟别的书一起，早烧过，卖过，自动交过。他的作品，到这一刻在回忆里排列，表现着赫鲁晓夫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及政治文化界的生活，也写改革的苦恼。全部苦恼的程度，太粉饰，粉饰到没有什么值得留下。只留下粉饰本身表达的一类所谓灵魂工程师们的懦弱本分。但是，那一刻，坐在传达室里，久久看定报纸上小小的一块，久久地。
到这时候才想，在同一个那时，在同一张报纸上，世界上一定在发生大事。而中国自己当时也正在干一件大事，批林批孔。父亲就在那时又遇到政治麻烦，不再回家。而我初恋的人，那时被开除党籍，军籍，从军事科学高等学府发配到乡下去了。但是，竟然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事，在那个瞬间，可以分担角落里小小的一个我，在内心深处对一个作家死讯的悲哀。
那同样是一个夏天，窗户外边同样阴沉着，同样是要下雨之前，声嘶力竭的蝉渲染着阴沉沉的绿，人正把私人的话大声嚷嚷在公用电话里，看门老头一丝不苟盘问着来访者。坐在角落里一把没背的木头凳子上，肃穆，在心里完整拥有。
过了又十年左右才发现，那位作家和我更心爱的一位苏联作家，持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观点。我读到他当过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之类的一段简历，立刻的，以我们类似的经验，不难想象他陷害对手时候种种看不见的手段和无须手段的有力效果。你的仿佛只属于你自己的角落，到什么时候，才悲哀得对了地方？就是一个苏联文学界，在那五年之前，《日瓦格医生》的作者，已经死于病困；在那五年之后，爱伦堡去世了。你怎么能知道？那时候你连他们的书也没有读到过。而现在，那一排的辛格，在你的北京书架上。
这家主人，不仅在厕所里看报纸，还放了不少书。书扔在马桶前放脚的旁边，在水箱盖上，在窗台上，书翻开着，扣在浴缸窄沿上。不收拾，不移动。我知道，在这种混乱里，有一种自己才看得见的秩序。比起我干活的另外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一本书都没有的美国家庭，在这样的厕所里，你会看见以前的自己。
“辛格喜欢写鬼，写灵魂，他坚信它们与我们同在。”继续干着活，眼睛落回到那条死讯文字上。我看见，一颗回家的灵魂，此刻正路过头顶，看见一双无形的手，在一个个此地犹太小铺的一份份意第绪文报纸上一行行文字中，来回弹奏华彩。报纸写到，“1904年出生华沙附近的辛格，曾在神学院接受传统的犹太教育，但是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他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不作拉比，宁愿成为一个作家。”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当你的生命在这条路的边缘上如此走过着，读到二十世纪开头时候的一个人私人人决定，虽然人家后来是个大人物，你仍然会为当初那个不知深浅的年轻人迟迟地倒吸着一口气。
好个灰姑娘，在没有人的角落里，你可肆意幻想。过去你不敢露出想成当作家，现在，你也从来不会对主人们说，我是作家。我感觉丢脸。当你用充满乡音，结结巴巴，时态不准确的破英语和人打交道的时候，你不要他们任何人有任何一点想象，以为中文也是如此的语言。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身分，便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这样一种感觉:作家？这词好象很滑稽，很说不出口。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使在我的作品，我们的作品一次次被批判的时候，我也没有过这种感觉。
现在，只在你自己的脑子里，用中文不出声地抠磨着你的小玩意儿，到生命结束的时候，这种练习便结束。究竟为了什么？没人指定你作下去。只因为已经写了半生，琢磨了半生，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它连生计也不能维持，要作工来“贴补家计”。这是不是近似迂腐，而且明明错了世纪？你在人家进神学院的年龄，作了农工，在人家决定不当拉比当作家的年龄，开始学护士，在人家当报纸编辑的时候，作了舞台导演。现在，在这个地方，在向每一个人宣称同一个有效的句子“重新开始永远不晚”的美国，你也应该重新再开始？写作，就应该是一件个别的、秘密的嗜好而已？
“然后，他又作了一个更重大的决定。那时他用希伯来文写作，但是当他发现东欧犹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沉重打击和移民，在他生活的环境里已经没有人再说，一个远古的声音关闭了，于是，他决定用意第绪文写作……”
读着，心不由地抖起来。于是，在清洗好的马桶盖上坐下，在别人的角落里，为自己沉默了一会儿。
（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