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在他的名著《单行道》中，曾经这样描述“中国货”——誊本（即手抄书籍）：“乡间道路的力量是很特别的，不管你是在上行走还是坐飞机从上飞过；一个文本的力量也是如此特殊，不管你是阅读它还是抄写它。”他认为，抄写的文本指挥着抄写者的灵魂。
或许因为书法几乎是中国汉文字所衍生的特有艺术，本雅明继而得出结论：“因此，中国誊抄书籍的实践就这样无与伦比地成了文字文化的保证，而那些誊本则是解开中国之谜的一把钥匙。”（《单行道》/译林出版社/王涌译/2012年10月第1版）
在中国，70后作家的确有很多区别于之前的60后作家和之后的80后作家的独特之处。这其中，除了写作内部的某些区别，70后作家还是第一代从手写过渡到电脑打字的写作群体，因而可谓一代人特殊的写作史。这是70后一代无法被“抄袭”的经历与记忆。
在没有电脑之前，我们用钢笔写作。而在没有手机之前，我们写信。我与70后诗人余丛，最早就是通过信函结识的。那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余丛已经是一位具有先锋写作姿态和一定知名度的70后诗人。他与世中人、安石榴、黄礼孩、符马活等70后诗人，是率先推出最早的几个70后诗歌专辑或选本的贡献者。
2000年7月，以香港银河出版社书号推出的一次70后诗人作品展，以《诗文本》诗刊特辑的形式面世，题为《诗歌的革命——70年代出生诗人作品选》，主编者正是符马活、余丛等。因为我的习作也忝列其中（而当时我还在工厂，信息较为闭塞），余丛成了我在外省第一位建立联系的70后诗人，继后是黄礼孩编选《70后诗人诗选》。
现在，十二年过去了，但一切仿佛就在昨天。又仿佛是注定的，一本老朋友般久违了的特别选本，又摆在了一代人的面前，它就是由余丛编选、暨南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1月出版的《见字如面：70后诗人手稿》。见到这些或熟悉的笔迹，我们的确仿佛又见到了久违的朋友。尽管书中很多诗人至今依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面，包括我与老朋友余丛君。
2013年2月8日，收到《见字如面：70后诗人手稿》一书当天，正值临近蛇年春节的腊月二十八，我携妻带子赶回父母家过年。传统的节日与怀旧的手写相遇，不由得让我感慨于人类文明或者说时代记忆在我们身上留下的深刻痕迹。
就个人的写作经历而言，我曾经在绘图纸、旧信封、烟盒锡箔和日记簿等很多物件上写作过诗歌。在电脑已经大量普及的今天，我的确是一位依旧钟情于钢笔写作的人。比如近年，我个人篇幅最长的作品《日记簿》（共计106首短章），其初稿就是全部用钢笔在日记簿上写成的。而那支钢笔，是我在超市仅用了五元钱买来的袖珍钢笔，自然是不在于品质而是为了便于随身携带和随时使用。
或许，我们在用笔去写作之前，并没有想得那么复杂，比如为了不让人类完全被技术化或网络化之类的，而只是因为起初的一种书写行为习惯。甚至道理更为直接，因为手稿书写区别于电脑打字，体现了我们个体的性格气质。而且，那上面可能还附带着当时的更多气息，比如汗臭或香水味，酒气或泪痕，欢愉或忧虑，豪放或纠结……这些气息也是具有文学性的，而且可能也是每一位写作者无法被别人“抄袭”的部分。
作为曾经手写或仍在手写的一代，70后可以留给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或文学艺术更多特殊的记忆与价值。所以这本《见字如面：70后诗人手稿》的出版，是必要的。它是打开70后一代人精神史的一把钥匙。
2013年2月26日于绵州景福园
（此文刊载于《延河》2016年第7期下半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