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在尚在夜色中的大马路，周围是大厦与树梢浓密低沉的阴影，黄色的灯光恍惚迷离，城市处于蒙蒙一片湿漉漉的雾气之中。雨还在下，从前一天晚上持续到此刻的黎明，马路上不均匀地分布着雨水的痕迹，空气阴冷。前些天还是二十多度温和的天气，只因一场雨，便迅即降到十度左右。在这座北方的浮华城市里，时光总是有种猝然的畏惧姿态。这时的雨已然小而稀疏，她抱了抱臂，却也只是本能的对寒意的反应，脑中盈满的全是拥堵繁杂。经过停在路边的一辆车时，她稍稍回过神来，愣了一下，摘掉鼻梁上架着的硕大墨镜，后视镜里的女人眼眶淤青。咬了咬干燥的嘴唇，女人又重新将墨镜戴上，双手插进黑色小西装的口袋，没有表情地沿路走了下去。其实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高跟鞋的声音清脆坚定，在空旷的马路上敲击着，弥散进黎明的阴影里。
漫无目的地又走了两三个小时，路边的一家早点铺已经开始了准备，馄饨在大锅里翻滚着冒着腾腾的热气。她记得自己上一次吃东西还是昨天中午的事了，那也只是匆匆吃了几只糕点，十分甜腻。她总是在忙碌，总是忙碌，只是为了演出和赶场，只是为了能多赚那么几个钱，可是——她又一次咬了咬嘴唇，像是昨晚这样遇到喝醉了的客人就可能是这样的后果——被打得眼眶淤青脸庞发肿。她很饿，可是没有胃口，于是接着往“家”走，她觉得手中的烟让人不能清醒，她从来没有清醒过，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怎么就成为了这个样子，等她意识到停下来回头去看时，这条路已经不可扭转地往越来越难以理解的方向滑去了。
她从小唱歌好听，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唱歌的时候她很骄傲，课间的时候小朋友们和老师总会说“淑文唱首歌听吧”，于是她便昂着头站起来唱上那么一首，要是时间允许的话，大家要她再唱一首她就高高兴兴地唱下去。她是骄傲着的，但仅仅是在唱歌的时候。虽然在唱歌时她依旧是穿着那件洗得发黄发皱了的白色衬衫和棕色直筒的条绒裤子，虽然她依旧是穿着一双妈妈自己纳的毛线的千层底鞋子，虽然她的脸依旧因为干燥而龟裂着头发散乱，因为没有钱去买软软的雪花膏和那些五颜六色的头绳，但是她站得直直的，昂着小脑袋，好像自己站在一个正式庄重的舞台上，做着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她是受瞩目的，她是带着光环的小明星。
但更多的时候，她是站在桥上的，而不是舞台上。
忙碌而喧闹的街市里，拿着红白塑料袋和客人讨价还价、把客人要的蔬菜麻利地包进袋子里或者手指收钱找钱在脏兮兮的腰包里来回穿梭。母亲在这座桥的桥头靠买菜营生，虽然给她取名作“淑文”，却半点没依着这名字来栽培女儿的日子，每天在桥上帮忙吆喝是她从小的工作。她们没有门市，一块布摊开来就是她们的摊位，卖廉价的蔬菜，赚微薄的利润。而父亲就在桥的另一头卖水果，有一只小三轮车，装着苹果、梨这些容易储存的水果。有时候父亲去进货，她就坐在三轮车的侧栏上，脚踩在车斗里，迎面的风呼呼吹得脸生疼，可年纪小，也不觉得有什么，就是盼望着上完所有的货后父亲能在靠近门口的一家店边上停一停，能给她买上几只柿饼吃。
帮着父母来回倒零钱，在桥上来回穿梭。桥上还有好几家摊位，有的卖玩具，有的卖袜子，有的卖小饰品，当然也有的卖菜卖水果。倒零钱时她眼睛也机灵着，观察有没有城管。她不懂警察和城管的区别，总之见到有穿着制服的，就迅速地跑到两边，边跑边喊“警察来了”，于是一整个桥的小商贩麻利收拾摊位。总有些浑水摸鱼的，趁着这当儿砍价买便宜货的不算，趁乱偷拿东西的也有，她站在母亲身边，是这混乱里明了的眼睛，若是发现了有人偷东西就一把抓住人高声尖叫。然而若是邻居的卖家丢落了什么东西，她也是决计要收罗回来的，若是玩具或者小饰品她就收藏起来成为自己的小宝贝。但是她始终也没明白，为什么“警察”不去抓坏人来抓他们做什么。
钥匙转动，发出有些钝了的“咔咔”声响，她松开顶住门的膝盖，打开门，看见清晨的阳光倦倦地泼洒进了屋子，自己的影子跨过铝制的门槛斜斜倚向柜子。她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没有沙发，只有一只买来的二手老板椅，她窝了进去，却懒得脱鞋，于是一动不动只是盯着暗淡的阳光和阳光下那几只黯淡的破败家具，椅子汗闷闷地散发出化学元素酸味。空气中流淌着一种无数微尘爆裂的味道。
父母忙于生计，家庭里的对话几乎全部围绕生意展开，然而大多数时候是沉默。她从小学升入初中，一个自由散漫的中学，又是另一个自由散漫的高中，他们知道她关键考试的成绩，却不知道其过程，不知道她每天在学校的学习状态，不知道她的朋友们，不知道她关心着些什么，不知道她喜欢上哪个男孩，不知道她是否开心过哭泣过，只是知道她依然是那样默不作声的存在着的，依旧在课余时间里帮忙着家里的生意，卖菜卖水果收钱找钱算账。他们现在有合法的摊位了，这是他们几年来的努力值得庆幸的事。
多年的吆喝，对处在变声期的女孩还是有影响的，她的声音不再那么的好听，她也不再那样昂起头来唱歌了。她渐渐长大了，在新的环境里她知道金钱的重要性，知道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生才是骄傲的明星。除了依旧在记忆中的那些人，没有人再知道，当年的她唱歌有多么的好听。她很安分，然而对于歌唱的那份梦想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它早就种在了她的腹里，就像一颗被埋没的种子深藏于地下，然而只需要一缕阳光、一股细流的滋润，就足以让它猝然生长成一只冲天的豌豆藤。
那所散漫的学校，是一些人放纵堕落的温床，却是另一些人培养梦想的工厂。学生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一方面的安分，另一方面的因为自由的环境培育出的对于追求的价值观，她在无形中变成一个处于极端的人，很少有中间地带。她要的不再是父辈的生活，那种隐匿的向往一直在暗暗滋生。直到那一天，高考落榜，她好像猛地被什么激醒，要么继续卖菜，要么放手一搏，她必须做出个选择。她站在火车站上的时候还在犹豫，眼看着车门要关闭了她才终于迈了上去。看着窗外迅速掠过的家乡的树木和土地，她知道，这一去就没有回头路可走。
她只会唱歌。于是她到各个酒吧去试，可她实在太寒酸了，一身不入时的打扮便进不了人家的门槛。辗转了两个月，住了地下通道，但每天到公共厕所里洗脸洗头总是得把自己拾掇干净。天冷的时候捧着一只红薯在通道里喃喃自语“会好的，会好的”，然后意识到，竟然开始对自己说话，这并不是在喉咙里不自觉的一声“哎呀”那么简单，而是，一个人在寒冷的地下通道里瑟缩着，拨着一只烤红薯的皮，然后自己对自己说话。不禁默默哭了起来。
那天晚上她到一家叫“浴火”的酒吧去应聘，自然又是无功而返。红色的“浴火”二字辉煌妖娆，站在癫狂起舞的霓虹灯光下她觉得自己的脚步沉重得难以迈动，那时里面的舞台上女歌手正唱着《假想敌》，她不由得也哼了起来，一面唱着一面流着泪。
“唱歌挺好听的。”
听见男子的声音，她抬起头来。一脸茫然。
“我朋友也开店的，要不要去试试？”
他叫小圣，大家都这么叫他。因为他的关系，她得以到一家叫“迷”的酒吧去唱。她在二楼的台子，楼梯暗不见登程，铺着水红色布毡，两壁钉有一溜金属镜，暧昧吐光，映得人影扭曲。起先是他给她买了两套裙子，后来是她自己买。她每天就站在那个光怪的舞台上唱歌，唱给自己听。那样的声音并不计较是不是有另外的人在听，空灵又死硬，有自己的气度。于是就这样，她竟然有了自己的小众听客，得以让她就这么唱了下去，并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多接下场子。然而没有一个位子是白站的，那些磨砺与辛酸每天打磨着她和她的梦想，她不知道自己是距离梦想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
从她开始在“迷”唱的那天起，她便不再叫“淑文”了。那是多么土气的名字。他们叫她“安朵朵”。
有时她去他家，径直钻进他的杯子里把脸往他怀里扎。他下巴靠在她头顶，轻轻挪动，她的头发就跟着轻轻挪动，她闭着眼，感到一种安全。他们之间没有爱，有的只是关于依靠的一种需要。实际上她并不安全，从来都不。可是假象是一种多么丰沛的感情，支撑人们向前走的，永远都是假象。
她点燃一支烟，把椅子转了四分之三圈就可以反身够到桌子了，那上面放了一只烟灰缸，是从店里拿来的，方形的玻璃，又笨又大，四边可以分别卡住一支烟。桌面上铺着白色梨花的印花棉布，是房间里唯一一件她中意的东西，那是她在一家精致的小店买来的，对她来说并不便宜，可是因为太喜爱还是买下了，成为粗糙房间里唯一一个精细的物件。何况，她看到它的时候会想起母亲，母亲很爱花布，虽然过年的时候是家里生意最忙的时候，但母亲也总是会抽空购上些花布回家，做成一些漂亮的小东西，那时候是她看到的少数母亲停止奔波姿态的样子，在那个时候母亲终于可以安静平淡地归于生活，让她看到生活和家本来的温馨面貌。
而且，母亲也真的是不那么奔波了。后来她给她打电话，日子久了，什么都平静了。她依旧不需要知道她在做什么、在什么样的环境、认识了什么样的人。她只需要她在。她给她讲菜又涨价了、讲路边的海棠开了、讲父亲的胃病犯了，告诉她什么季节要吃什么蔬菜对人身体好，告诉她加减衣服、按时睡觉的繁琐零事。很多时候，末尾会顿一顿，然后说，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她在心里重复了一边，脸上就笑了。好，是个怎样的概念呢？
安朵朵把墨镜摘下来，想了想，还是给她打了个电话。
“……妈，我是淑文……”
突然听不清母亲的话，耳边只是重复着自己的声音“我是淑文……我是淑文……淑文……”蓦然不明白自己究竟是谁。房间里，金色劫灰滚滚浮起又滚滚沉下。她靠在椅子里，拿着手机，一动不动，直到挂了电话，烟渐渐熄灭了，长长一截烟灰还留在手指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