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我写小说,也有八年了。有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八年间,连散文和小诗,也被我放弃了,我心小,一根筋,执拗,认死理,单只守着这个小说了。这些执拗的毛病,被掩盖在我平常还算宽容和温和的表象之下,所以,看上去,我是个比较正常的人。这正常的意思是说,能和人正常交往,不怎么以自我为中心,好歹还能顾着人家的感受。但也有例外,在爱人面前,我“作”得很。每回无理取闹之后,我都很为自己如此“小女人”而汗颜。这毛病,什么时候能都改了呢?怎么在他面前,我就不能如朋友们夸我的那样“大气”呢,怎么就不能像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们那么通情达理呢?
我刚开始写小说时,我的女主人公大都比我大上八九岁。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又都不是“我”,这个本该很明了的虚构和真实的关系,写作之初的我,竟然那么犹疑。我不愿意人家在我小说里捕捉我的影子,于是,就自作聪明地在《披肩》里写了个比我大上八岁的女子。后来,《作品与争鸣》“争鸣”我的另一个小说《含糊道》,该评论家先生(对不起,记不起名字了)竟然也和写作之初的我一样,分不清真实和虚构的关系,把小说中的“我”和作者之我混为一谈。现在想想,普通读者,大概,也是不分真实和虚构的。前两天在课堂上听到,国外竟然不把我们的小说放在文学类,而放在社会类。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大概,最简单的,也是最难让人明白的吧,比如为什么1+1就等于2。
当初,我怎么就有自信能把比自己大一截的人写好呢?那是因为我的小阿姨,她就只比我大了八岁。从小,我就是她的跟屁虫,她读初中,我敢跟她进教室,我几乎跟踪了她从少女到女人的整个成长过程,她又唱又跳“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兴奋样,我到现在还记得。早期的几个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是小阿姨这个年纪。为了逃避,我把我的女主人公继续往老里写,《金地》里的女主角是我妈的年纪,《带鱼和枫树叶》里女主人公是我奶奶的年纪。对此,我也颇有信心,我是奶奶带大的,自以为对奶奶辈有相当多的观察。四五岁,我就有记忆了。当时家里发生了一个大变故,父亲被当作“邓小平的阶级基础”锒铛入狱,世界就这样轰地砸到我眼前了。世态种种,人心冷暖,叫人唏嘘,至今,我还不敢去动这些记忆。好在爷爷、奶奶和妈妈强势地保护了我们,童年的日子并没有因为父亲的不在场而暗无天日。父亲被判了十三年,服刑八年之后,挑着一担书“平反”回家了。那一担书,古今中外的名著都有,是父亲在那里省吃俭用跟人换来的。前年,我去了父亲服刑之地,站在现已废弃的老院子里,看着院中的菊花,想着是不是父亲咏过的那株。看到好几个女作家在创作谈中说自己的父亲曾是爱好文学的青年,那么,我也是文青之后。这,也算宿命吧?当中,也曾有过抗拒,比如高考时,我就选择了税务专业,就是要以数字来抵抗文字。生活嘛,就是要实在,文字,太虚妄了。跟父亲别扭着,直到我三十一岁那年,因为偶然,我终于也写起小说来了。之所以我能把起初的几个小说写得还有点模样,父亲的这担书,功不可没,但我并不会因此说,父亲的服刑就值得。那段岁月,是值得我们几代人反思又反思的。但愿它永不再来。
写作之后,最大的乐趣,不在写作本身,却是阅读。如果我不写小说,我应该不会去读我现在读着的那些书。对人生,那是多大的一个损失啊,想想都要出一身冷汗的。写我的第一个创作谈的时候,我还曾把自己阅读的书分为男人书和女人书呢,这很好笑,是吧?但我老想让自己记着这个状态,这是一个普通读者的状态:书是有性别的。真的把自己当成“作家”以后,我的阅读没有性别了。2004年吧,我开始读纳博科夫,从《洛丽塔》入手,绵延至到我眼前的他的每一本书,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旦你留意了,你想要的东西,迟早,它会出现在你面前。纳博科夫对小说的一些观念是很合我那时的“要求”的。纳博科夫说:“一个有创意的作家必须仔细研究竞争对手的作品,包括至高无上的上帝的作品。他不仅生来必须具备重新组合特定世界的能力,而且生来必须具备再创造这一世界的能力。”那时,我又读到格林厄姆·斯威夫特鼓励年轻的作者要大胆地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的论说,于是,完美地、克制地、具体而微地,用虚构,创造一个离自己的生活比较远的世界,就成了我那时候的小说理想。到现在,也还是我的一个理想。生活本身是如此庞大,个体的生活又如此狭窄,没有强大的虚构,难道要我们先把自己实践成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不成?《棋牌室》就是在这样的理念推动之下写的。我不会打牌,麻将,更不会。当我听到一位老师说我很熟悉《棋牌室》这种生活时,我想,我赢了。我还是在写实,但是,我尽我的能力虚构了。我的小说一直在关注现实,甚至,还抱着丁点儿启蒙的企图,想抢在人家之前看到一些新东西,比如,在我新写的小说《鳗秧》里,写到街上关于流产的广告,它是那样温馨。它可以这样温馨吗?而我们大多数人对此熟视无睹。我每每见了,总是难受,没有健康的子宫,哪有我们后代健康的体质?而我们又有多少女性意识到自己子宫的存在呢?我的眼光,一直在现实里,但现实和人心,有我许多去不了的地方,我希望能借助强势的虚构,到达那里。
我是个业余作家,就时间分配上,写小说,只是我在工作和家务之余的“爱好”;在意识分配上,它却那么强大,贪婪,它兵不血刃地开疆拓土,我真怕,有一天,它会侵略我的日常。也许,它已经侵略了。我唯一能做的是,尽量不让写作和生活对立起来,在两者之间,走我的平衡木。近两年,我被一个强烈的愿望驱使着,想用文字来呈现我在成长中看到的那个时代,但这是长篇小说的承担,而我,这个要上班要做饭要带孩子的我,没有时间来写长篇小说。于是,我就傻想,难道中短篇就只能以一个点或一个截面进入这个世界吗?只要有合适的形式,中短篇一样也可以呈现一个时代。这一年多,我在自己的几个小说里实践了它,那就是用碎片化的叙述抵达整体叙事的效果。我写了《追鱼》,我真的让我小阿姨辈的人物“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了。在《追鱼》之前,我写小说,是在钩镂空披肩,尽管有来回编织,但依赖的还是手中这条完整的纱线。到了《追鱼》,我是在做百衲被,线是断的,材料,也是分离的。在《追鱼》里,我弱化了常规的情节,叙述的重心转向自我感觉和情绪的表达;我还弱化了中心,这个小说里,很难说谁是主人公。我弱化了这些,想突出的,是“长白岛”这个主体。弱化这两者之后,叙述就被碎片化了。同时,《追鱼》里还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仙”角度,在我的初稿中,他是很强悍的(一开篇就是山海经的味道,我曾经为此得意过),但在修改过程中,我也把他弱化成若隐若现了,因为我不想让他的叙述笼罩“长白岛”,我只想让他成为一条绵软的线,是长白岛人心的投射,把小说的叙述碎片缝合起来,到达整体叙事的效果。
写完《追鱼》之后,我还不过瘾,就在短篇里继续实践,于是,就又有了《忘潮》和《鳗秧》,我还去除了那条“全知全能”的线,让每一个声部自由说话,整体若分似合,不离不弃。我的意图,就是想让中短篇有比较大的容量,让它们成为一个丰盈的容器,让读者有更多维的阅读感受。但也许,我这样的想法是错的,中短篇就该是中短篇,长篇就该是长篇,我应该分而治之。但,就当是我这个成长中的作者在勇敢试错吧,让我试试,错了,我再回来。
满纸“我”字,劳您受累读了。写了八年,我还是爱瞎琢磨的学徒心态,还没出师呢,有时候也焦虑,要是永远出不了师可怎么办?在鲁院的这两个月,我一直在读《安娜·克列尼娜》,在八年不断花样翻新的阅读之后,重归托尔斯泰,就像重回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似乎,少了好些焦虑。最近,我还给自己找了个“偶像”: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一个79岁依然笔健的美丽老太太。不管怎么着,如果我能写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也能老得美丽,那该多幸福啊……
2010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