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杨怡芬是2009年，浙江作协开的一次会议上。其时，我刚刚成为省作协会员，平生第一次参加省作协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去餐厅用餐，作家们呼 朋唤友不亦乐乎，我却显得孤零零的。因为我虽然能认出大部分作家，但是他们对我是陌生的。当我自告奋勇地向人介绍自己时，人家都要问我的名字怎么写。这 时，桌子对面的一位女士突然站起来跟我握手，说，我知道你，你就是陈集益呀，我看过你的小说！在那一刻，我仿佛得到了莫大的支持，终于有一个人知道我也是 写小说的了。
2010年，杨怡芬来鲁院学习，我和同样在京漂着的浙江老乡丁国祥去看她。我们谈论小说、写作，谈论自己受过哪些作家的影响。一些成了名的作家，在谈 论自己受过哪些作家的影响时，总是躲躲闪闪的。杨怡芬却没有这样的“坏习气”。她坦然承认自己受了谁的影响，并且心存感激，接着又很自然地提起她对魏微和 盛可以等人的喜爱，不吝赞美之词。这种对身边作家的赞美在我看来弥足珍贵。
我第一次读杨怡芬的小说是《棋牌室》。这是一篇俗世里的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女赌徒欠下巨额赌债后无法清还的故事。最后她为了还赌债与一个老男人发生了 性关系。这个故事的讲述很有意思，就像拉家常，经常跑题，却不觉得烦琐。而且这样一个涉及婚姻家庭伦理的小说，读起来干干净净的，即便女主人公做了“不该 做的事”，在读者这边也不觉得她有多么可恨。因为这是一个带有孩子气且有着几分善良的女人。
后来又读了杨怡芬的《披肩》《金地》《珠片》《含糊道》等等，发现这些小说大多是伦理道德、婚姻情感、生存困境等等交织的故事，这些题材贴近现实生 活，可又不是我们熟悉的现实。它远比我们身处的现实明净透澈。这是杨怡芬的小说不同寻常之处。小说选取的明明是“不美好”的人与事，可是我们似乎看不到不 可原谅的“恶”人，看不到你死我活的争斗，看不到惨烈的结局，不管进城做了男妓的男青年也好，为了丈夫升迁奉献自己的妻子也罢，他们为了达到目的，既没有 拿起刀杀人，也不制造阴险狡诈的计谋，而是选择牺牲自己的尊严或肉体。小说具有一种隐忍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善良之心的自然流露。正如有评论家这样评价： “杨怡芬有美的心灵，有把美的心灵传递给读者的能力。”“她的慈悲是一种凝神的忘我状态的体察和真心。”可见，杨怡芬的小说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且得到 认可。
与此同时，我在阅读时也有小小的疑虑。比如《棋牌室》里的女主人公。当她委身于老男人时，当《金地》里的男青年为了金钱与老妇女勾搭时……这些人物在 “受难”中，都没有涉及内心的抗争或思想的斗争，这在我看来是一种美中不足。虽然现在大部分小说都不直接描写人物的心理了，已成了一种时髦，但是我有一种 猜测，杨怡芬并不是有意的“留白”，而是没有进入这些人的灵魂深处。她一直在用纯真的、向往美好的眼睛打量世界，这一方面会获得上述提及的单纯的力量，同 时也会削弱纵深挖掘的力度。这或许跟杨怡芬从小到大都一帆风顺、没有苦难的经历相关。
不过，我的担心纯属多余。接下来，我看到了杨怡芬最近写的《接班人》《追鱼》《你怎么还不来找我》等等，没想到随着一篇又一篇小说的出炉，她的视野与 思路已变得开阔，内涵也更复杂。尤其中篇小说《你怎么还不来找我》，是最成功、最震撼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写一个姑娘渴望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可是因为残 疾嫁不出去，她爱上一个有妇之夫，想和对方怀上孩子，这男人又临阵逃脱，最后她“被”一个外地打工者怀了孩子，并且带着腹中的新生命逃离了她生活的海岛。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但是大胆追求幸福的残疾女孩云彩的饱满形象和敏感丰富的内心世界，刻画得细腻动人深入肌理，令人感慨嘘唏。云彩执拗地想要一个孩子，其 实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命本能的诉求。最终，云彩经历种种挫折与挣扎，完成了对不公的命运的突围和对世俗的抵抗。小说字里行间涌动着的人文关怀，构成了无边的 人性力量，拷问着每个读者的灵魂。杨怡芬终于咄咄逼人了一回。
有些人是博览群书、历经沧桑，多了几分理性后开始写作的，但也有些人是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成长的。杨怡芬显然属于后者。从这个方向上说，她现在虽然已 经写出了许多好小说，赢得了很多喝彩，但是随着生活逼得她老成，心灵遭受更多的磨难，随着她洞见这个世界更多的真相，她的小说还会越写越好。毫无疑问，这 样的作家上升空间很大，创作力也更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