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腦袋裏裝滿了故事，有的人卻只記住了幾個意象。我是連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故事都記不清的人，但有些意象一直不曾遺忘。
我躺在地板上望著天窗，那長方形的天窗，象一張火車票的形狀，布著幾顆星星。
《帶星星的火車票》是前蘇聯作家阿克肖諾夫的成名作，1963年做爲“黃皮書”（所謂“供內部參考批判”的書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文革”期間，這批“黃皮書”在北京悄悄流傳，據說是“地下文學”的主要啓蒙源泉之一。我第一次讀《帶星星的火車票》該是1973年，三十多年後，這部小說的情節我早已忘卻，我只約略記得這個片斷，好象是出現在中譯本的第二十八頁，當“我”聽到了死亡。這張“帶星星的火車票”在我的生活裏雖然只是偶爾，但總還會想起，不知不覺間，就成了生活某一部分的象征，和小說本身既有關連又不相幹。在讀北島的《船票》時，我想他自然是讀過阿克肖諾夫的小說的，“歲月並沒有中斷/沈船正生火待發/重新點燃了紅珊瑚的火焰”，票的意象總有些相似之處。
想起“帶星星的火車票”，就會回憶起少年時的閱讀經驗。
我在1968年秋天上了北京府學胡同第一小學，每天跟著三哥去學校，學些“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身體健康”之類的句子。大約兩個月後，三哥的班主任忽然被打成“反革命特務”，學生們被要求去揭發老師罪行，劃清界限，否則學生自己就要被批判。母親是很有原則的人，在她看來，揭發老師是絕對不可的事情，鼓動小孩子這麽做更是罪過。在當時情況下，三哥除了休學別無選擇，我也就跟著不去上學了。這一輟學就是八年多過去，要到1977年春天，我才回到學校。
在這八年多裏，我習慣了沒有同學、沒有朋友，連同齡玩伴也經常一個都沒有的日常生活；我習慣了獨自在北京城到處遊蕩、在父輩或兄長的圈子邊緣張望。除了家人，沒有人進入我的生活，而家人也更多時候顧不上管我。童年與少年時期經驗對于一個人的影響，隨著歲月日益顯現。我再回到學校後，很自然地被認做另類，而我也很自然地我行我素，極少想要知道別人怎麽看我 — 我已經習慣了沒人看著我。也許有的人是天生另類，就象天才極少也總還會有一樣。但我自知不是，我知道自己是那種智商不怎麽高，情商也不太低的普通人，只是經歷略有不同罷了。
因爲沒有上學，我的識字過程也就和別人不同。其實，我在六歲左右就開始“記字”。那時家裏有一些《三國演義》的小人書，差不多是60集一套裏的三分之一。大約1967年春天以後，父親從單位的學習班（現在所謂“牛棚”）被放出來，更多時間是在家寫檢查和各種外調材料。閑的時候，他就給我念這些小人書，反複念幾遍，我就背了下來，到後來漸漸就可以自己讀了。母親見我開始認字，就給我一個400格一面的作文本讓我寫字。于是我一邊畫一畫趙雲，關羽或姜維，一邊畫字。1968年秋天時，我已經能用左手寫不少字，開始讀字書；到1969年“九大”時，我已經能讀會議公報了。
就這樣，沒有誰專門教過我，我自己稀裏糊塗地學會識字讀書。這事聽上去有點玄，說穿了也很簡單。我從小就有輕度軟骨病，兩歲多才會走路，七八歲時還不會跑。別的孩子們會玩的遊戲，我要麽不會，要麽笨得沒人願意帶我玩。玩“官兵捉賊”分撥，我是剩到最後才被挑走的那一個；玩“攻城”，我是第一個被從城裏拽出來的俘虜。我雖然脾氣好不在乎，久而久之也未免無趣，只好回家自己一個人玩。那個時代，除了讀書還真沒有什麽有意思的玩法。
不能想象如果沒有那些多已卷邊缺頁、紙質低劣的書籍，我會怎樣度過這八年時光。如今我回憶往事，覺得自己很幸運：在那樣一個反智的、焚書坑儒的時代，我居然有書讀；也許更幸運的是，在我還不知道自由是什麽，有多麽重要的時候，我就曾經活得遠離人群，基本無拘無束。把那個時代描寫成“陽光燦爛的日子”那樣打鬧戀愛，固然有歪曲歷史、稀釋苦難的傾嚮，但日子總在過，無論怎樣的時代，那底色其實依然是瑣碎人生。在那些瑣碎無聊的日子裏，幾乎是唯一令我懷念的，就是書中的景象。
我家裏書不很多，好看的書更少，但有兩本書，深深影響了我的道路。一本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一本是德熱拉斯的《新階級》。這兩本書也都是“供內部參考批判”用的，卻啓蒙了我對于文學、知識分子、社會與時代的基本認識。尤其是《日瓦戈醫生》，到中年重讀，有了人生的體會，竟然更爲感動。那種對內心的堅守，是中國小說裏最缺少的，或許，也是現實生活裏最缺少的。
小時候什麽都不懂，逮著本書就看，連《育嬰常識》都翻過一遍，還是沒明白孩子是怎麽出來的。讀得比較多的，是《文史資料選輯》，《辛亥革命史料》，《紅旗飄飄》這類書。有相當一段時間，最讓我激動敬佩的人是“黃花崗72烈士”之一的喻培倫，“當時年少正翩翩/慷慨悲歌直入燕”，于是“前胸挂一大筐炸彈，...攻占總督大堂”。死時僅二十六歲的喻培倫，是同盟會暗殺團創建人之一，擅長制造炸藥，不知現在喜歡翻案的文人，是否會把他翻成恐怖份子？即使今天，我不再有虛妄的英雄崇拜、也對革命更多懷疑，還是不禁感歎：上個世紀初那一代青年士子的激情與理想，在後來的人裏，似乎是越來越少了。
另一篇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廣東文史資料選輯》裏有關民國初期廣東妓院生態的文章，好象是分成五種，或在陸地，或于船上，有“半掩門”之類的名字。當時讀來宛如天方夜譚，不料二十多年後在芝加哥聽潘綏銘教授講演，再讀他關于國內“小姐”的研究報告，才知道歷史有時還真可能精確複印。
書中的景象還有太多，然而想到它們又不能不憶起那些與書相關的人們。關于讀書，我畢生感念黎澍先生。在他的家中，有一間大約15平米的書房，裏面是一排排書架，整整齊齊地擺滿幾千冊今天看來也還是質量很高的書。這個書房的存在，在那時已是極其罕見，而它居然歷經劫難始終安然無恙，多少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黎澍先生是十分愛惜書的藏書家，並不輕易出借，卻對我們兄弟幾人格外渥待。如果不是從那間書房裏找到那麽多書，我是不會在十七歲之前就接觸到許多西方文學經典的。這些經典爲我打開了通嚮另一個世界的門，雖然我那時能讀懂多少，後來又記住了多少，我不很清楚，但也許根本就不必去弄清楚了。
黎澍先生相貌方正，深棕膚色的臉上是一雙明亮而嚴肅的眼睛。在我的印象裏，他雖然待人態度溫和，言談卻在認真中隱隱予人以凜然之感。1966年7月，黎澍先生在第一次被批鬥後毫無失態，而是衣冠整齊，頭發一絲不亂地跑到照相館照了一張標准像，其倔犟性格約略可見。1976年後，黎澍先生是最早反思“封建遺毒”的黨內知識分子之一；做爲歷史學者，他的史觀也早在1984年就有如下表述：“歷史科學的首要任務不是如一般所說揭示歷史發展規律，而是揭示歷史真相，清除意識形態對歷史的歪曲，反對歷史科學爲現實政治需要服務、給歷史以新的歪曲。”（《我的主要學術觀點》）然而二十多年過去，他所認清和反對的事情還常常發生。天不假年，他在1988年一跤摔倒，從此長眠。或許這樣也好，不然以黎澍先生的個性，會有更多的遺憾。
我曾是一個也想研究歷史的學生，對于做爲歷史學者的黎澍先生十分尊重。雖然在許多基本觀念上，我知道我會走得更遠，但那只是因爲世代的不同。我在對父輩的懷疑與批評裏長大，但我對他們一直尊重，因爲我知道，年青並不意味著妳擁有否定的權利。隨著自己年輪的增加，我越來越理解父輩，正如我越來越懷疑與批評同齡人以至年青一代但也無意苛求。
然而我終究沒能成一個研究歷史的人。由于無可逃避的命運、也爲了活得誠實和自由，我突然離開了書中世界。有許多年，我不讀書也不再想讀書。畢竟，生活有很多層面，而我的性格又從來不是非要如何如何的。回想起來，竟是少年時讀的“閑書”最多。我曾戲言自己是“十多歲時泛讀，二十多歲時精讀，三十多歲時不讀”。如今到了四十多歲，是不是要再多讀點書呢？對于歷史的閱讀以及在幾個不同文化裏生活的經驗，已使我對自己並不在意，而且我一直反感精英意識和自我中心。在茫茫天地歲月之間，一個人包括其選擇是那樣微不足道！對于我個人來說，也許重要的僅僅是那張帶星星的火車票，引領我從少年走到此刻，沒有目的與意義，我也注定不可能知道哪兒是終點站。
是一張帶星星的火車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