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2000年，一个又黑又瘦的高个儿女孩走进编辑部，拿来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读后感，具体写的是什么我早忘了，只模模糊糊记得她穿着件黑T恤，牛仔短裤。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一头浓密的卷发，让我想到很久很久以前，上小学音乐课时，学过一首澳大利亚民歌《剪羊毛》，我想象中从没有见过的美丽诺绵羊的羊毛就是这样的。
不过，文君倒是一直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她说，我当时毫不客气地把那篇读后感枪毙了，原因是写散了。我才又模模糊糊地记得，她的作品留给我的印象和许 多有文字天赋的女孩一样，情感丰富，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因需要倾诉选择写作，文章充满灵性，常有锦词妙句，但因为没有受过系统的写作训练，不知道写作 也是一门很专业的技术，控制比表达更重要。倾诉往往是因为孤单，当她们的生活状态不再孤单或是不再感觉到孤单时，自然会放弃写作，也没想走多远。后来，文 君到红楼梦研究所读博士，难道生活就像写小说，情节峰回路转，总在细节处埋下伏笔。
再次见到她，也是个夏天，她穿着一件白地红花的旗袍，袅袅娜娜来到编辑部，办公室的同事之后告诉我，文君的装扮与做派很像张爱玲初成名时，爱穿着奇装异 服到编辑部送稿。那时，她刚在《莽原》发了个中篇，至少在许昌，是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她来，是我约她谈那个发生在民国时期以许昌地方掌故为背景的爱情 小说的。有的作家处女作即是代表作，但文君显然不是，这是个不成熟的作品。但奇妙的是，它展现了作者拙劣的叙事技巧与极高的文字天赋之间的冲突，作者对古 典诗词营造的诗性氛围十分迷恋，同时，又有十分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对两性关系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十分关注，文中不乏对男女性爱十分张扬的描写。在文君之后 的作品中，叙事上有了巨大的进步，可以说越来越成熟老道了。但那种古典氛围和现代精神的冲突一直持续至今，由此带来的艺术张力成了她作品鲜明的个人风格。
再后来，她调入文联，离开了以前供职的中国银行。有人感慨她为了文学居然可以放弃高薪，在当今这个唯利是图的年代，真是太难得了。我却感觉到她张扬的外表 下隐藏的拧巴和脆弱，在银行这样管理严格的商业大机器中，听起来好像处在火热的经济建设前沿，在她的小说中流露出的，这是一个市侩的、封闭的、压抑的世 界。她应该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不单单是留一头罕见的卷发、穿旗袍才与环境格格不入。在人群中，随大流固然平庸，但至少是安全的；特立独行，尤其是一个女 人，要有一颗多么强大的内心！所以我不觉得那是为文学奉献，只能说这是一次人生的取舍，也是对命定的庸常生活的反抗，有点冒险，个中甘苦，冷暖自知，我不 愿多言。如果眼下可以阶段性总结一下的话，用她自己的话表达，大概就是“选择了文学是大不幸，被文学选择是大不幸中的小侥幸。”
文君到文联后，我们有了许多在无聊的会议与饭局上见面的机 会，常常躲在某个角落里开小会。两个人谈话就像打乒乓球，言语间的机锋能心领神会，如接到球再挡回去才有乐趣，文君是少数能让我感到谈话乐趣的人，无聊也 变有聊了。尽管，有时她还戏谑性地喊我郭老师，但我们就是从那时起成了朋友。
最初，我们在一起谈阅读，她告诉我，《红楼梦》是对她影响最深的一本书，至今还活在它的阴影之下。她也看外国小说，我们聊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谈它精密复杂的复调结构，像教堂与古堡繁杂的通道，构成叙事的迷宫，和中国小说的线性结构迥然不同。她十分勤奋，那些我认为只有 静下心才看得进去的书有些居然是在她班车上看的。她还告诉我，写小说是个体力活儿，我能理解，用文字凭空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像编造一个巨大的谎话，每个 细节都要像真的发生过一样，是多么耗费心力，套用她最喜欢的《红楼梦》上的话，“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
一个人最初开始写作时，素材往往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和生活环境，用什么方法去表达，则取决于影响他叙事基调的阅读。到文联后，她的小说中呈现出更加丰富复 杂的世界，不再仅仅是家族记忆和在情天恨海中不能自拔的痴男怨女们，以怨女居多。成为一名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为她接触社会各行各业的人群提供了便利，《天 河》中对剧团生活的了解应该来自调到文联后。人们每每拿《天河》与毕飞宇的《青衣》比较，有一个甚高的评价说《青衣》隐喻了改革开放以来女性为实现梦想所 作的最大努力与落空后的幻灭。其实，它们不过是碰巧都写了女戏曲演员的命运起伏而已。《天河》中延续了文君对女性精神成长的关注，秋小兰纠结在情与性的渴 望与抗拒之间不得解脱，所有的力量都是向内的，是一个人的搏杀。
《天河》之后，文君又写了《开片》。许昌下辖禹州是中国陶瓷文化之乡，“开片”原是陶瓷工艺的一个专业术语——指瓷器坯、釉膨胀系数不同，焙烧后冷却时釉 层收缩率大造成的自然开裂现象。记得有一年圣诞节，刚下过雪，天生冷生冷，她陪我去禹州采访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钧瓷柴烧工艺，一到地儿刚赶上开窑。当 窑工把尚还温热的钧瓷从窑炉中捧出，我们一人拿一个欣赏着、比较着，这个盘子里窑变出一朵兰花，那个月白釉上挂紫斑，怎么像雪地里来了背着礼物的圣诞老 人，四周清脆的开片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瓷器在岁月中的最终命运就是破碎。”这话一听就是文君的语言，她是个悲观主义者。很久以前，和文君聊起我在一家钧瓷窑口见到两个大花瓶，同样的形状，釉 色却截然不同，一个是绯红色艳若云霞，一个是幽深的蓝，像秋夜的天空，放在一起正好是“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文君说，如果她给这对花瓶起名 字，就叫“爱情”。不单单是因为这两句诗出自描写爱情悲剧的《长恨歌》，而是这样的釉色，变幻莫测，就像爱情的美好、易逝与最终归于不可把握的空幻。我笑 了，如果是我，会给它起名叫“流逝”，岁月流转固然伤感，但毕竟生生不息。她比我悲观，也比我决然。这和人生经历、成长环境无关，也和阅读眼界无关，这是 天生命定的，或者说，这是先验的。
这种悲观，对女性能否拥有爱情和幸福的怀疑， 答案接近否定，其实深深渗润在她笔下的人物中，诸如此类“格言”还有“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没有婚姻，爱情死无葬身之地”。但是开片，它不是完整，也不是破 碎。按照科学的解释，是由于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造成的。它不是玉石俱焚，也不是委屈求全，它有那么一些固执的坚持，也有一点点残缺的遗憾，不完整，依然 可以说是圆满。哥瓷、官瓷等瓷种会在开片工艺上做文章，把这种残缺演变成别具一格的美。我喜欢钧瓷，不掩饰、不装饰，和釉色、纹路融和在一起，自自然然展 现出来。如果有一种生存状态可作比拟，那就是婚姻。
而文君则用 “开片”隐喻女性领悟自我主体价值的状态，非常的独特而又贴近。因为《开片》，还有编辑这本杂志，我们有过几次密集的通话，感觉像回到了过去，躲在无聊会 议的一个角落里开小会，或是在某个茶馆里泡一壶清茶、普洱或铁观音，漫无边际地聊天。她说，女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就像是发酵程度不同的绿茶与红茶。我说，这 杯茶真是幸福，遇到了懂它的人，否则，三泡过后，滋味尽失，就像是女人遇人不淑，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不过，现代女人和过去不同，她们内心的归宿或许不再 是婚姻与某个男人，而是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再按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对女性身份的自觉反省一直是文君作品的母题，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响起。
有时，我们也谈共同的身份——70年代生人，是怎么有幸抑或不幸见证了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创造的物质奇迹，还有它对人精神世界和社会关系带来的巨大的撕裂。上大学时，我的一位外国文学老师给我开玩笑：“是雨果在《93年》里的郭文吗？”那时，我还根本不明白，一个人无法逃脱他所处的时代，就像无法逃脱他的命运。文君接着说：“如果有一天我为我们这一代人写了一本书，像雨果的《93年》，我这一辈子也不算白活了。”
至今还记得她说这句话时的神情，还记得她说过，《红楼梦》是安妥曹雪芹灵魂的一本书。她，是有野心的。一转眼，我们认识10年了。10年来，我们都变了，上次从北京回来，我调侃她：“计老师已经成名人了，百度百科里有你的词条，我们以后要上网获悉你的近况了。”
老师纯属调侃，在我的心中，她一直是与我分享人生经验的朋友，通过她可以看到我自己的朋友，时髦话应该是闺蜜。作为闺蜜，最后，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她的卷发不是某个美发中心的产品，而是天生的像绵羊的卷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