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是各个国家、民族，各种语言深处那共通的部分。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正在于它的千古不易，在于它作为各个国家、民族最独特的，又必须超越于本国家与本民族的部分。不可想象，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传统，如果不能给其他国家与民族以启示，那么，这所谓的传统终将在时间的深处因自身的偏狭而枯萎。
传统一直在这里。但传统又需要一代代诗人反复地激活，又需要每一个单独的诗人再一次地发明，需要诗人用他（她）身体深处的寂静与幽暗来将它不断地照亮。俄罗斯的诗歌传统，曾被普希金、以茨维塔耶娃为代表的白银时代的诗人们，以及他们之后的布罗茨基们反复激活，汉语也曾被老庄、孔孟、李杜、苏东坡、曹雪芹们反复激活过，但我同样如此深切而不无遗憾地感受到，现代汉语在近百年中，在几代诗人的持续努力下，传统并没有被我们有效地激活。如果我们能正视这种差距，并能从中找到两种语言深处那共同的秘密的话，无疑会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一种真正的启示。
“上帝之死”，可能是现代地球人正在共同面对与承担的一个最大的现实，无论是一种不幸还是幸运，这都构成了一个时代那共同的命运。或许在若干年之后，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在那些更新的人类的回望中，我们今天置身的是一个巨大的时代，一个大开大合或大破大立的时代，或者说，这是一个过渡的时代。虽然原先那些世俗的宗教总体上瓦解了，但西方，包括俄罗斯那些最优秀的灵魂并没有陷入绝望，或者说，他们依然在绝望中希望着。这种希望正是因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上帝作为真理，作为道的一个侧面，一个通道坍塌了，但真理依然在这里，它从来在这里，真理千古不易。所以，茨维塔耶娃在诗歌中写道“地球上人的唯一责任—便是整个存在的真理。”反观我们自身，现代汉语在今天依然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我们在打破了一种几千年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与通道之后，我们的诗人们并没有从这片共同的废墟上为我们开掘与揭示出真理、道得以显现自身的缝隙，而这样的开掘与揭示是重要的，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中希望得以生长的种子，是一种新的信仰得以孕育与确立的一个契机，是传统在现代汉语中重新被激活的可能。
或许，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初的现代汉语诗人是幸运的，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回望者。在刚刚过去的九十年代并非是沉寂的十年，而是现代汉语在语言与技术层面上迅速成熟的十年，这也是一种语言在完成自身的道路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十年，甚至是二十年，是一代诗人与另一代诗人那共同的命运在语言深处的隐秘的相连。一代诗人并没有老去，而另一代诗人已在这最新的滋养与祝福中迅速地成长起来。我愿意把这两代诗人比作一个终将完成他自身的百岁老人在二十九岁与三十岁之间的不同。我们只有在一个人成长中的相邻的年份之间的竞争中才能真正理解两代诗人使命之间的不同。孔子说，三十而立。三十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标识性的年龄。我们那共同二十九岁已然过去了，但我们的三十岁并不会随之而来。或许，三十岁是漫长的，它可能跨越几代的诗人。而三十岁注定成为这样的一个瞬间，那是一代代诗人持续的努力中，那是现代汉语之烛，穿越那世世代代的幻象，将道，将真理，将那千古不易的幽暗与寂静再一次照亮的一瞬。
一次共同的辨认
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召唤，以及被召唤者对这样的声音的辨认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者说，你听到的一定不是对方的声音，而是你的心灵，是你身体深处固有而沉睡的部分，在这样的召唤中的苏醒。事实上，我第一次接触到米沃什是在１９９７年，他几乎与帕斯同时来到了我的书桌前。但帕斯向我敞开与分享他的洞见时，米沃什之于我依然是陌生的。直到七年之后，直到阿米亥、沃尔科特、曼德尔斯塔姆们纷纷与我分享语言的秘密与生命的启示之后，直到我渐渐理解了，１９９７年的第一次相见，并非一种拒绝，而是在酝酿，并积攒出一次真正的相遇，那如电闪雷鸣般的辨认。
２００４年对我是重要的，它是我迄今持续了８年的诗歌笔记《诗之思》写作的起点。而它之于一个诗人的成长的意义还没有来得及显现。我是在完成了近两百个章节的书写之后，才意识到它之于我的重要性的。它们不再是一些语言秘密的梳理，而是一个生命在语言中不断得以澄清与完善的契机。
“文学不是一个竞技场，它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文学的终极意义不是为征服或超越一座大山，而是去化解大海中迎面而来的大浪。写作的意义正是为了一次次将我们自身从生活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在山的另一侧，当道贺的人群向我走来，我想，我不是翻越了一座大山，而是化解了一个固体的波浪。”（《诗之思》第５４节）。
几乎在我写下了这段文字的同时，米沃什向我敞开了他，或许同样作为二十世纪中最为深刻的洞见。１９４５年的米沃什，一个几乎与２００４年的我相同的年龄。“不能拯救国家和人民的／诗歌是什么？／一种对官方谎言的默许，／一支醉汉的歌，它的喉咙将在瞬间被割断，／二年级女生的读物。／我需要好诗却不了解它，／我最近发现了它有益的目的，／在这里，只有在这里，我找到了拯救。”（《献辞》米沃什）
诗是什么？诗是一次次自我争辩吗？诗一定是我们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在语言中的凝固。诗是对事物真实的勘探，是我们必须独自穿越每个时代那如此纷繁复杂的幻象后，与事物的本质，与那深处的真实的相认。在更多的时候，诗人被誉为“预言者”。但真正的预言并非作为一种发明，而是发现，是他对事物的洞察为他成功避开的“历史的傻话和种族的激情”的诱惑之后的澄澈。
或许，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纷繁复杂，也最为起伏激荡的一个世纪。二十世纪并不始于二十世纪，它始于“上帝之死”，始于信仰的坍塌，始于意义的被驱逐，始于恶之花，始于这可恶但我们必须与之生死与共的“现代性”。但二十世纪又是现代性的负面因素积聚到一个临界值后集中爆发的一个世纪，是恶之花结出了它的累累硕果的一个世纪。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仇恨，那么，这恨有着更为遥远的孕育。
诗人一定是一个时代中，那最敏锐的器官。所以，米沃什的吟唱才会这样动人心魄。“真希望最可怜的恶魔，地狱的侍者，／从报春花的叶子下面露出他的角，／真希望伐木的天堂的使者／拍打着小小的翅膀从云上飘落。／／请理解，当人类必须从独自在地球上／去发明新的天堂和地狱，是多么的艰难。”（《艾德里安·齐林斯基之歌》米沃什）是啊，当人类必须从地球上去发明新的天堂和地狱，是多么的艰难！
二十世纪已然过去，但现代性带给我们的困境依然在这里。
“这注定是一个绝望的时代吗？或者说，这个时代的写作是一种绝望的写作。
这甚至是这个时代形式主义盛行那根本的原因。艺术退缩为一种纯粹的技艺，它不再作为我们悟道的副产品，不再是我们对真理世界探索过程中那些沿途的风光。
但诗人必须成为这样一个艰难的时代重获信心与勇气的那根本性力量的一部分。当我们发现真理世界从来在那里，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盲目而发生一丝的晃动与坍塌。我们曾经的绝望，不过是在两片广阔的陆地之间的一截狭窄，但并不漫长的走廊。
那么，我们将不再为当下形式主义盛行的艺术潮流，不再为那些专注于技巧与语言的打磨的诗歌，那些用放大镜来观察肚脐眼的写作方式所困扰。是的，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要广阔得多。我们的诗歌也不仅仅能触及感官，更要触及我们的心灵。我们必须在语言中构筑起通往心灵的通道。”（《诗之思》第４５５章）
在米沃什去世之后的第四年，我写下这些，同样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次致敬，是在这薪火相传的致敬中，我们共同完成的辨认。
诗之思（节选）
0
诗是寺人之言。或者说，诗是一个悟道者的言说，是万物无言而道自说。
264
一个风格独具的作家或诗人不会着意于标新立异。因为他懂得，所谓的“新”与“异”不过是他在通往真理的途中，那条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通道与通往同一个所在的道路两侧的风光的，那些细微的差异。
372
所有的词语都是平等的，所有的言说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当一个词语，当一种言说从虚无之中为我们召回，或者说，更清晰地呈现了真理，那么，这样的一个词语，这样的一种言说，因真理在这一刻的揭示，而获得了那高贵的磁性。
373
是的。我愿意作为一个“真理那高贵的言说”的倾听者与转述者。
374
在两军对垒，或者是两个阶层、集团的对垒之间，这种寓于对对方阵营的仇恨，而激发出的对同一阵营，同一个国家或族群的热爱。这种爱因我们对自身局限的屈服，而被一种更恒久的力量所放弃。
375
一种真正的爱必须拥有足够的智慧，以超越于仇恨，超越这种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壁垒而标识出的分别。
是的，你要爱你的敌人，爱你们共同的部分。
479
沟通的艰难不仅仅在于语言，更是对在一种质朴的言说中，那弦外之音的茫然。
480
相对于隐喻的微妙之美，我更愿意信赖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那些最质朴的言说，我更信赖这些灵魂深处的颤栗支撑起的精致而宏阔的宇宙。
585
现代人最大的不幸，不是因为“上帝死了！”
上帝在那里，或者从来不在。
就像密闭的房间中的一个我们曾经得以仰望天空的窗子，我们因一种角度的固化，因对它持久的注视中意识到了它对天空的遮蔽。但如果我们因此最终放弃了对天空的仰望，如果我们对一种僵化方式的克服没有成为与真理与道相遇的一个最新契机，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真正的丧失者，一个不幸的“现代人”。
594
知行合一的艰难，或者说，行的艰难，归根到底是知的艰难，是从小知的斜坡向大智的峰顶，那接近九十度的岩崖之上跋涉的艰难。
595
不是我们不够善良，而是我们不够智慧。
一个大善者一定是一个大智者，他不会为做善事而去做善事。他只是说了他心中所想，他做了他想做的，而无一不成为善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