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影：对镜之邀
最罕见的，是那种对古典纯朴的
镜式映照，它证明自我的朴实无华
——[德]拉德布鲁赫
题记所引文字截取自新康德主义的信徒、德国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写于1932年的一句话，它被刻意隐匿的前半句，或许依然适用于评判如今中国诗歌的写作与批评的现场：“这么多的声音，这么多的话语，彼此几乎难以理解；太多的机灵，很少有闪光点的奇智或让人震撼、令人愉悦的洞见。”（考夫曼编《法律智慧警句集》第492条）拉德布鲁赫曾笑言“很多诗人就是从法学院逃逸的学生”（警句集第68条），但他作为留守者，却歪打正着地道出了中国的异代同行们在叛逃目的地所遭受到的境遇。
拉德布鲁赫这里所谓的“镜式映照”，作为一种对古典的观照方式被赋予了“罕见”的意义，“自我的朴实无华”即由此观照而来。“镜”在这里意味着直面与吸纳、心灵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游动与弥合。相比于“镜”，“影”的语义可能更为混杂，它可以被认为是物自身的一个镜像，又能被看作是阳光受到阻碍而投射出的阴翳；在中国某些古老的祭祀场合，它（影，影神）还被用来指代祖先的神龛或画像，这种指代使“影”成为了追溯的线索与建立时间联系的通道。“影”的这一体三面，构成了本文所要谈论的话题之基本轮廓的隐喻：当代汉语诗歌的“临渊照影”，既是一种自我辨识与厘清，又意味着某种追索的可能性，同时它还与“传统的阴翳”相关——
多神教及祖先崇拜语境下的古典中国，将祭祀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及主要的伦理调节手段（《论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行为，便与汉语诗歌内部对既有经验（传统？）的返照有着同构性，它们指向过去与现在的关联。但对这种关联与互相生发性的强调同时又在现代汉语诗内部带来某种焦虑，这重焦虑的产生或许也可以表述为一项冲突的结果：汉语言强大的祖灵崇拜意识与源自西方一神教的现代诗体自身的进化范式面临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古典汉语内部，“传统”是一个“命题”，但难以成为一个“问题”，而在杂交的汉语现代诗这里，它却成为了一个“问题”。
在艾略特的那篇名文那里，欧洲语境下的“传统”意味着某种无法通过继承而得到的东西，它需要依靠永恒与现世相结合的历史意识、消解个性而归附更有价值的东西以及进入秩序并协同其新旧来获得。写作和“传统”发生联系，是“设法取得或发展一种对过去的意识”，并意识到过去的现存性（presence of the past）。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艾略特所说的“传统”是一个动态的聚合，它敞开着，并被不断改写，通过新的书写而获得经验的丰富与自觉。而在中国古典语境中，“传统”这个名词，概而论之，至少包含着孔子“信而好”和所祖述宪章之物、孟子等人所谓“法先王”所效之内容，也包括《诗经》里“其命维新”的那个“旧邦”、陶潜念兹在兹意图成为“羲皇上人”的时空指向。它意味着某种自然生成的经验集合、人为致之的制度维系与整体形态方面的价值归依，它们通过“教”（教育、教化、传教）而“习得”，通过“学”而被接受和纳入，更通过被重新认识而获得更新与改写的可能。
细化到诗歌上，时下的诗人们念念不忘接续传统，打通古典与现代，那么汉语诗歌的传统是什么，古典又是什么？诗、骚是传统，四言诗是传统，五、七言古体是传统，近体是传统，词和曲也是传统——它们各自呈现出了诗歌传统的不同面孔。但对于后来者而言，这些东西不外乎是前人所书写出的经验、以及这种书写所呈现出之具体形态的痕迹的集合。换句话说，它们是人类个体经验的公共呈现形态与语言表达的制度形态，有时候则呈现为书写者所追溯的一种价值形态。中国古典诗歌留下的“传统”，就是这样的“形态的聚合”，至于它们可能是什么，对当代汉语诗歌意味着什么，则或许将会在解决一连串的问题之后自然呈现，一如临渊照影，人或物与水中自身的遭遇猝然而直接，形象洞明。临渊照影，便是当代诗歌对其原初形象的审视，是观照自身的谦卑姿势，是它“自己创造自己”的方式，也是重新出发获得对自身更新认识的路途。
笼统而言，对于这个面目模糊的“传统”这过去之存在来说，或许海德格尔在追问“物”的时候的教诲值得我们诊视，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过去发生的事件，即绝对不再存在着的事件，可能是静止的。而且这种静止可以拥有存在和现实之丰盈，最终会本质性地在实际存在的东西（Aktuellen）意义上提升现实事物的现实性。”（《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作为历史在场的一种基本形式，我们所言的“传统”可以在这个语境中被视为是已然静止之物，但它不应当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谓的静止，而是内部“静水深流”式的静止，因为依然如海德格尔所明晰地道出的那样，“单纯过去了的东西无法穷尽曾在的东西，这种存在并活动着而形成其特性的东西，是发生着的事件的一种特殊的静止，其特性再度由已经发生了的东西来确定。静止只是本身维持着的运动，通常比运动本身更令人不安”。
迷雾：一段问题史
νώθι σεαυτόν 认识你自己
——古希腊箴言
第欧根尼·拉尔修所撰《明哲言行录》卷一载，有人问泰勒斯“何事最难为？”他应道：“认识你自己。”这句回答后来作为神谕，被刻在了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门柱上。在对待如今的汉语诗歌诸问题时，这句来自异域的古老箴言，或许该成为我们进入真正谈论前的提示：太多的谈论和太少的自知，过多的预设和过少的厘清；伪问题太多，“假想敌”太多，而正本清源式的努力则太少。要看见清朗的高天，则需要先清理笼罩在我们眼前的迷雾。
这迷雾之中，遍布思想的尘埃与话语的荆棘，书写者们却急着赶路。正是这赶路的急迫，不仅让批评家们局部丧失了对“陷阱”的敬畏与对“道路”的拿捏，也让这宗教精神原本稀薄和诸神缺席的汉语文化生态内部所养育起来的诗人们充满焦虑与躁动。大家都在急冲冲地找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和最大声的扩音器，以便于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寻找自身与时代的勾连，在这条道上，“传统”重新成为一个话题。现代语境中被谈论的“传统”（tradition，源自拉丁文traditio：继承），一直是个内涵与外延均含混不清的词，尤其在诗人们这里，它似乎已然成为可以被随便挪用的旗帜。百年来，尤其是汉语诗歌近三十年以来，“传统”这头面目模糊的庞然大物，一直是笼罩在汉语诗歌大陆之上的幽灵。
有关“传统与当代汉语诗歌”这个话题的所有讨论内部充满着各种变乱，但光因这个问题所产生的问题也足以构成一段“问题史”：汉语现代诗的血缘问题如何解决？传统与汉语现代诗的关系之成为一个“问题”，该起于何时？汉语现代诗的合法性焦虑和这个所谓的“传统”又有着怎样的联系？这个被无数人谈论的“传统”的范畴和边界具体在哪里？当代汉语诗歌如何被纳入传统、或者如何与传统发生怎样的联系？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成为了祛除迷雾的关键。但汉语现代诗拥有的近百年历史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本身便足以构成一段“问题史”。
即将满百岁的汉语现代诗——它拥有各种不同的名称，白话诗、新诗或者汉诗，自它诞生之日起就被各种不同取向的人们视为不同“传统”的产儿。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一文中提到催生白话新诗的两种影响，即清末“诗界革命”在观念而非方法上的推动，以及西方诗歌的译介对白话诗产生的影响，这可以说得上是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与西诗及译诗传统勾连了起来，使它们都成为白话诗的合法性来源。而邵洵美则认为胡适等人最早的那些白话诗，只是文化革新运动（具体到语言上则应是白话文运动）的孳息，只是从一个方面辅助了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在文学上“不过是尽了提示的责任”（《<诗二十五首>自序》）而已，并将汉语白话诗的最初来源归结到西方诗歌上去。朱自清和邵洵美等早期的汉语现代诗人们给出了最初有关新诗的几种“出身”方案，却也没有给出边界清晰的有关“传统”的疆域地图。甚至他们对新诗的“血缘”问题的讨论也只是点到即止，并未深入。
友人曾向我提过关于汉语现代诗最初的翻译问题，西方的Poetry缘何到了汉语的领地，便被自然而然翻译成了“诗歌”，而不是“散文”、“小说”、“诗歌”等之外的其它特殊名称？它们为何不该被看作是形式相似却本质不同的两种文类？这恐怕和中国人对待韵文的态度有关系。汉艺文志中有“文”、“笔”之分，散文的归散文，诗歌的归韵文，长期形成的一种分类学上的无意识，恐怕是将Poetry这种外来文学体裁直接和韵文中的“诗歌”（或“歌诗”）比照、直接在“名”的方面等同起来的原因之一。包括早期有关新诗创作的讨论中，这种自异域而来、掺合白话文运动和清末诗界革命成果杂交而成的诗体的最初创作者们，也经常不自觉地将它与中国古典诗歌相比照，譬如胡适。胡适在给汪静之的诗集写序时便不自觉地说“五六年前提倡作新诗时”“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并且在评价汪诗之“露”，拿来参照举例的也是李商隐和吴文英。（《<蕙的风>序》）这种下意识的参照，或许便是某种程度上“传统”所带来的最初焦虑。但为何参照的是元曲或李诗吴词，而不是西方诗歌或中国的小说之类的文体？只是因为视野不足或新诗血缘与汉语古典诗相近吗？这样似乎可以说，传统（狭义指东西方诗歌本身的传统）与汉语现代诗的关系，早在这种诗体诞生之初便成其为一个问题了？
汉语现代诗内部原生的焦虑伴随着它的每一个成长历程，而在每个历程，它或许都能被当时的人成为“当代诗”——此处它由一个历时性概念转而为一个共时性称呼，时间轴被删除了。如今的“当代人”关于传统与诗的讨论依然绕不过这个合法性问题，同时还由于共时性的作用，使这个问题中更夹杂了一个当下性问题：如果说汉语诗歌的最初合法性本就源自西方诗歌，它自异域移植而来后成为如今汉语现代诗的正祖，那么为何非得纠缠于汉语古典诗歌之于当代汉语诗歌的本质上的意义？
如今看来，传统（或许可以细化为中国古典汉语诗歌的传统）之于汉语现代诗的意义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似乎和现代性问题的产生不无关系。刘复生在其文《新诗发展史上的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中认为汉语现代诗（新诗）与传统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现代性问题在诗学上的回应，现代性焦虑在诗歌实践上的一个外在表征与反映”，是为洞见。传统之成为一个问题，始于现代性之成为一个问题，二者相互依存而生，更兼因有现代性问题夹缠其中，传统与汉语现代诗的问题从一开始便不是一个纯粹的诗学问题。汉语现代诗的第一次“临渊照影”，只是通过发现自身形象，开始感到自己长着一张怎样的面容。
于是它开始思考它的血缘问题。古典时代的汉语诗人是没有中国人、中国诗歌之类的身份和名目意识的。传统中国，民族国家的意识尚未形成，中国者，乃中原，乃华夏-夷狄视野下的中央之国。传统士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便也没有“中国人”的身份自我觉醒。而汉语现代诗（白话新诗）兴起的时代，也恰恰是民族国家意识确立、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出现的时代。这重“临渊照影”，好比拉康所谓的镜像阶段，现代中国在他的幼年，发现了其作为民族国家角色的自身；传统之于古典汉语诗歌不成为一个问题，恰恰是因为没有现代性焦虑夹杂其间，而汉语现代诗则在这次审视中，发现了自己是个混血儿的事实，?文化的领域内突然现出一个“他者”，迫使新生的汉语现代诗不得不考虑这个事实。如何将自我区别于他人，如何作身份定位，找到自己的父族，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汉语诗问题之历史的主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