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鱼”这个题目我想了好久，只能这样笼统地命之，不宜太细。如果太细反而易起歧见。比如我和鲫鱼，显得有点诡秘；我和鲤鱼又有点伪深沉；我和鲸鱼有点欺世盗名；还是我和鱼吧。
我和鱼打交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少年时期，那只是一个童戏阶段。一个阶段是青壮年时期，那是一个启蒙时期。最后是现在的步入老年时期，也是最用心的时期。三个阶段的体会都有不同。鱼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初次钓鱼是我十三岁的时候，上世纪文革刚刚开始，社会上轰轰烈烈地闹革命，街头上到处贴的都是标语，红卫兵四处砸东西。我所在的小学也不进行毕业考试，也不参加中考就停课了。先是内心狂喜，因为终于可以不必为考试成绩担忧了，因我的算术实在是一塌糊涂；继而开始烦恼，究竟革命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人其实是耐不了无事可做的，不用读书不用上学，也看不见同学，无聊极了。当然也有的同学为补贴家用就去拣破烂了。我家尚能过得去，可以不必与那些孩子争垃圾。而住同院会钓鱼的小朋友大鹏拉我去钓鱼。他的父亲是典型的旗人之后，钓鱼打猎样样在行，大鹏也就学会了钓鱼。我们去的地方是什刹海。那时候前海有不少人游泳，后海清静得像世外桃源，远不像现在酒吧林立，莺歌燕舞。
坐在银锭桥前，杨柳树下，把短小的鱼杆伸向绿水，忽地一下就有了感觉，虽然那天造化弄人，想钓鲫鱼却上来的都是青虾，可还是着了迷，就是这一天注定了我后来早晚还是要坐回水边的吧。
那段时间一星期要去个一两次，在家把棒子面、白面和好，上屉蒸熟后，把人都舍不得用的香油倒上几滴，鱼饵就做好了。有时也用水管子附近地下的红蚯蚓，我家的院子很给钓鱼人面子，红蚯蚓什么时候挖什么时候有。好像用面食很少钓上来过鱼，倒是用蚯蚓可以钓上青虾，有一揸长。引得一些想吃虾的人不停来问如何才能钓虾而不钓鱼。世间就这么奇，你想要的它不给，你不要的它偏来。好在小孩没什么目标，赶上什么是什么，自然界的一切都让他兴奋不已。一天下来，虽不过三五只虾，可油煸之后齿颊留香。那时尚不知道如佐以黄白之物更是味美。不多久家里有了意见，说咱家的油不够了，能不能不放油。那时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花生油供应，是凭票的。
后来嫌后海鱼少，便步行到动物园，从展览馆的铁栅栏翻进去，钓动物园池塘里的白条。狮虎山前的湖、鹿苑前的小河都是我征战的地方。先是没有人管，后来终于被捉，挨了一脚，没收了鱼线。因为不敢用杆，怕目标暴露，是把鱼线拴饵抛出，用手拉线钓浮。渔具没收后，钓鱼活动停止了。学校也复课闹革命了。没考试就都上了附近的中学，再不久都上山下乡去了。
少年时期的钓鱼是真正纯粹的游戏，临水必有茫然之乐，既不知道在什么位置下钩好，也不知道调漂，更不知道用多大的线组，可是把鱼线投入水中后就心花怒放，把一天的期待都押上了。只要鱼漂不动，就不抬杆，可以耗上几个小时。当然没有现在这么专注，经常走神，都是些儿童的胡思乱想，充满情节，大致也可以算是故事吧。再后来听说后海一带也不安稳，劫道的事情时有发生。我的小舅长我三岁，被人扒了一身新蓝军便服，一双白边懒汉鞋，赤脚裤衩儿回的家。革命和抢劫总是同时发生，就像鲤鱼和鲫鱼都吃饵一样。乱世中踏踏实实钓点鱼都难啊。
七十年代中期回到北京没地方钓鱼，净钓蛤蟆了。因为这篇文章说的是钓鱼，我就不谈那个了吧。钓鱼比钓蛙复杂多了。
再钓鱼的时候已然是1985年了。我在北京晚报当记者，跑戏剧口。一天，跑体育的女同事给了我一张采访全国第一次钓鱼比赛的请柬。她不想去，觉得不像其他竞技项目那样激烈，报道起来也没多大意思。我乐了，久违了，我的鱼！
比赛在通县，那时还称县不叫州。张家湾渔场彩旗飞舞，人头攒动。几百号选手按手杆、海杆分坑排开。再看他们用的家伙，我傻了。没见过。全是一水的玻璃钢杆（树脂加玻璃纤维），可以伸缩，退回去是一节，抻出来是好几节，构造就和拉杆天线一样，比竹子的又结实有轻。在阳光下，这些杆子熠熠生辉。海杆还有各式各样的轮子，可以把线打得很远很远。放长线钓大鱼嘛。这场比赛下来，我对海杆钓鱼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看见选手们把三五斤重的草鱼一条条拉出水，想想小时候钓的半两重的小鲫鱼，真是天上地下。
钓鱼比赛完了就是全国钓具展销，人比钓鱼比赛的还多。日本渔具最受欢迎，可是不是低收入的人玩得起的，动辄几百上千，那时候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一般的月收入是四十几块。买好的是休想了。我看中了台湾出的一种带轮子的一米五海杆，十五块钱，我买了两支，一大半工资没了。兴奋的我一宿没睡，拉出来，缩回去的比划这支杆子，轮子摇得吱吱响。这对心爱的家伙受到行家的嘲笑，说是哄小孩玩的，尤其那轮子，连轴承都没有，如果上大鱼必误事。
有了工具才知道鱼不好找，野钓没戏，池塘钓得上养鱼池。谁买单啊？于是只能和神通广大的钓手搭伙。他们走各种关系，许诺给鱼塘赞助，来换取钓鱼。有了渔场还得有车，钓手们就跟部队的老干部联系，他们没有渔场，但是有车，这边有渔场没车，于是一拍即合。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带我去，我是既没车也没渔场，还没技术，还得车接车送。可能是媒体工作的原因吧。
我先后跟两位老红军钓过鱼，一位是铁道兵徐副司令员，一位是装甲兵唐司令员。这两位都是大好人，不过口头禅都是枪毙了你！一般用在警卫员身上。大多是换饵不及时，抄跑了鱼的时候。警卫员只是乐，他们知道谁也不会被枪毙。我这才知道，他们钓一次鱼从准备到出发，到占领有利位置，再到剿灭一条大鱼，完全是按仗打的。和平年代的将军该有多么寂寞啊。
还有很多时候没有鱼钓，我就看书，《中国钓鱼》杂志成了我的必读物。有一段时间我都想调到那里去做编辑。他们的编辑可以全国钓鱼，到处都有人招待。可是我被婉拒了。什么原因不知道，后来听说只有体委的子弟才能去那里工作，才知道地盘早已划分了。我还梦想过帮渔场钓鱼，做一个职业渔夫。跟家里商量没有一个人同意。当然渔场也没有这样的工作岗位，倒是附近农贸市场卖鱼的缺一个宰鱼的帮手，我当然没有去。
鱼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我想首先是因为你看不见它，倘若水一眼见底，有多少鱼，有什么鱼，多大的鱼，吃没吃饵你都看得一清二楚，还有意思吗？未知的东西才对人有吸引力，人们在水边消磨一天就是想知道一下结果。这和人生一样，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再苦都不悲观，因为还不知道结果，总有希望。老年的时候再热闹也打不起精神来，他知道不过如此。
漫漫冬夜，河流湖泊都已封冻，池塘没法钓了，就在灯下抚摸着鱼杆，读些有关钓鱼的文字，想“独钓寒江雪”的蓑笠翁，一定是岸钓，而不是冰钓。如果是江面也封冻了，他就不会独守江边，一定到更远的地方去，凿几个冰窟窿，把钓丝垂下。我更喜欢唐诗里的“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我渴望有一天有了自己的住房的时候，一定把卧室布置成芦苇丛，床就做成渔船模样，屋顶画满星斗。那时我女儿都一岁了，正是嗷嗷待哺的时候，我还是那么不切实际。有一天她们母女一起发着高烧，我依然抱着鱼杆跟着司令员跑了，因为我怕他枪毙我。上车以后才知道他也是打着给心脏病的老伴换氧气袋的名义跑出来的。
我单位的一个钓鱼前辈，借给我一本日本人写的怎样钓鲫鱼的书，是手抄的。别人读《嫚娜的回忆》，我读《钓鲫》。这本书里的图都是手抄者手绘的，什么样的位置是鲫鱼爱呆的地方，鲫鱼怎样吞饵，漂是如何送上来，鲫鱼吐出什么样的泡沫，春天在什么位置钓，夏天在什么地方钓，秋天在什么地方钓；晴天怎么钓，阴天怎么钓，说得一清二楚。我想过，这样一本书，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写呢？后来我想到，是出版界的问题，他们喜欢宏大主题，像这样讲究情趣的书出了也不会受到上级的奖赏。不知是也不是。那时候没有录像机，更不要说互联网视频，只能从文字上去领会动作。而文字的表达终归有捉襟见肘的时候，就不知所云了。而且就是这样的文字也很有限，不久就读完了。于是再从文学作品，历史轶闻里搜寻。《老人与海》看完了，《白鲸》看完了，《北冥有鱼》看完了。也知道了姜太公、严子陵，连戏曲的《鱼肠剑》都看了好几遍。我觉得中国的关于鱼的作品，大都说的不是鱼，像洋人那样纯粹的太少了，于是我断定中国人钓不好鱼。要不怎么成语沽名钓誉出在这里呢。《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鱼钓奸周西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滨。”（“奸”，读音干，地名，即兹泉。）《括地志》载：“兹泉水源出岐州岐山西南凡谷”。《吕氏春秋》记载：“太公钓于兹泉遇文王”。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注曰：“磻磎中有泉，谓之兹泉，泉水潭积，自成渊渚，即太公钓处。”太公怎样钓鱼呢，直钩无饵，离水三尺，愿者上钩（《说苑》）。多少有点行为艺术，比之嵇康打铁又早了许多。偏偏就有爱看热闹的文王相中了他，君臣成就了周朝八百年基业。白居易说他是钓人不钓鱼。其实姜太公也许真的是钓鱼，严格的说是甲鱼，也就是鳖。用缝衣针穿羊肝可以钓鳖。缝衣针竖着入鳖嘴，提杆针便横了过来，休想逃脱。商朝末年还没有人工养殖的，野生鳖很少，枯坐几天也未必能钓着，偏偏这时候文王来了，一看这老头儿大智若愚啊，于是委以重任。姜太公也年纪大了，反应不过来，也就将错就错了。你看他打仗从来没有真正军事意义上的部署，都是装神弄鬼。因为他实在只是个钓鳖的。当然屠狗的也可以成为将军，比如樊哙，又当别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