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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别四郎三十春

发布: 2012-10-18 16:21 | 作者: 过士行



        近来很少外出,故旧亦难通音讯,往事多已尘封。忽蒙旧主召唤,命写当年《北京晚报》主办《四郎探母》始末,不禁喟叹,原来时光飞逝,已三十年矣。
        1980年,我还是《北京晚报》的见习记者,总编辑王纪刚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星音乐会》办得很成功,京剧也要搞一个。他的指示是借《四郎探母》推出新人。
        为何选择有争议的《四郎探母》而不是别的剧目,我当时并不理解。待走访了戏曲学院的贯涌教授后,记得是和同事沙青一起去的,才知道这出戏的分量。原来这个戏囊括了西皮的所有板式,光“导板”就有八个之多,还有生旦的不同“哭头”,是一部能够充分展示演员才艺的戏。历代名家都有传世的唱片。选择这样一部传统戏,对于检验青年演员的水平是再合适不过了。当然,王纪刚老师作为报人更看中了它的争议性,有争议才有新闻,有新闻才能引起关注。
        当时的首都舞台受解放思想的影响,已经把禁演多年的《四郎探母》中的第一折《坐宫》拿出来演了。这是梨园行的聪明之处,只坐不探,只有想法,没有行动,你也奈何他不得。而王老师要的是全部《四郎探母》,并且带《回令》,没有一个剧团敢揭帖。于是找到中国戏曲学院(前身是中国戏曲学校),得到史若虚院长的支持。他说我们是教学单位,以教学为理由,演全部的可以,但是商业演出,必须通过文化部的审查。
        这部戏的争议之处戏曲界自然知道,但是今天不了解戏曲的人未必知情。争议之处就在于四郎脱离战场,流落到敌国,隐姓埋名,被招为驸马,但是没有搞回一点有利于大宋的情报。反对意见是《四郎探母》宣扬叛徒哲学。赞成演出的意见是四郎并没有出卖战友和国家机密。言外之意是四郎当属统战对象。如果不让四郎探母,台湾怎敢回归。双方都拿政治说事,思维都是政治第一的模式,这部戏就愈发变得敏感。反对意见还认为四郎有变节行为;说老实话,以四郎的行为,即便是今天的美军也得送他上军事法庭。赞成意见还有文姬可以归汉,四郎为何不能探母?这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这是拿今天的民族政策来解释当年的情况。文姬属于非战斗人员,四郎则系国家武装力量。
        《四郎探母》的政治态度比较暧昧,可是情商却很高,从“坐宫”到“盗令”、“过关”、“被擒”、“见弟”、“哭堂”、“回令”,可谓一波三折,环环紧扣,动人心魄。这部戏的演出红火年代正是慈禧当朝的时候,据说是西太后的统战阴谋。这个阴谋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麻醉人的力量很大。记得我当时负责报道,手虽握管,而忘情不能记一字,四郎一句“弟兄们分别十五春,帐上坐的同胞人”我已热泪盈眶,完全丧失了今人对传说中的古人的严肃政治立场。到老太君“一见娇儿泪满腮,点点珠泪撒下来”,她没哭,我受不了了。老佛爷何其毒也!
        经过党的教育,旧艺人的政治觉悟多有提高,张君秋先生就提出四郎有两个老婆影响不好。可没有后来的老婆铁镜公主,就盗不成出关的令箭,而有了公主,又如何见四夫人?此事惊动了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将军。还是政治家有办法,在法国主持过中美若干轮谈判的将军还能让这点事难住?不上四夫人可以但是不能没这人,马上改一句词“问你四嫂今何在?”“现在天波杨府把兵排”,没来。皆大欢喜。
        总算上了文化部审查的时间表,可是老没消息。纪刚同志催我,我就催戏曲学院。后来史院长想了个办法,说是在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看戏的时候让我当面问他。学院特意把我的票安排在他后面。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要和他交流,但是不知哪位学院的家属,一个老太太占了有利位置就是不让位,我说我有话跟他说,她说不看戏说什么说,林部长回头看了下我,我赶紧亮了身份,并且问跟戏曲学院合作之事。林部长说他没意见,嘱我们再请示一下黄镇部长。
        于是戏曲学院又搞了一次彩排,演出前,黄镇部长、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刘道生部长、北京日报社的张大中总编辑、北京晚报的王纪刚总编辑、晚报文体组组长李士民还有我在休息室见了面,戏曲学院的同志都回避了。王纪刚同志当面问黄部长《探母》能不能演,黄部长说他同意,让再问问林默涵同志。我说问了,他没意见,他让再请示您。王纪刚同志又提出要在大剧场演出。黄部长让中演公司安排。
        于是《四郎探母》演出开始宣传。1980年11月30日,《北京晚报》第四版发了演出预告消息和通栏广告。12月1.、2两天连续介绍来自学院大专班和中国戏曲学院实验剧团的主要演员:陈俊、翟建东、范永亮、李文林、郭玉林分别扮演杨四郎,王蓉蓉、徐美玲、张静琳、陈淑芳分饰铁镜公主,杨瑞青、刘国英分饰萧太后,徐红、郑子茹、李丽萍分饰佘太君,李宏图、吴许正分饰杨宗保,王汶璋、李朝阳、金正明司鼓,杜奎三、孙鸿生、刘镇国、郑重华、费玉明、杜凤元操琴。
        演出从十二月3日到9日在天桥剧场,一共七场,场场爆满,一万多张票一抢而空。
        在演出的某一天,张伯驹老人在孙辈的搀扶下来到后台,只为找一张戏票;我也没有办法,管票的是晚报文体组组长张滨龙,基本上没戏。还是陈国卿老师费劲周折,总算满足了老人。
        在演出的七天里,我负责演出报道,王纪刚等五位晚报编委撰写了五篇评论员文章:《百花盛开凭春风》、《京剧有危机吗?》、《让京剧舞台绚丽多彩》、《京剧需要八十年代的新星》、《如何对待掌声》。
        《北京晚报》头版还发表了我采写的史若虚专访《从事戏曲四十春》,标题灵感来自“弟兄们分别十五春”。
        事隔不久《北京晚报》作出深刻检讨,承认推出《四郎探母》的错误,并且接受社会各界的批评。王纪刚同志后患脑中风,半身不遂,调离了《北京晚报》。
        当年参加演出的青年才俊,今天多已成为京剧界的名家,继续为京剧事业发挥着他们的光和热。为他们的演出吃了苦头,长眠于地下的王纪刚、史若虚老人有知,也会为他们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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