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輔電話號碼］是劊子手們爲娜傑日塔·曼德爾斯塔姆的回憶錄加編者按嗎？她甚至活得比他們和“全部暴君的名字”還要長。詩人的遺孀是詩人的“第二本書”，是加了暴君的名字的“第二本書”，而這個暴君的名字是死亡。這２本在1970年和1972年出版的關於詩人的回憶錄在中文世界裏我們還沒有看到，但那戴了死神鋼盔的“繆斯女神”卻早已變身爲在我們身邊不引人注目的小姑娘，背誦著上個世紀初的詩歌，但所有的詩歌都會被歪曲，曼德爾斯塔姆的詩歌也不例外，而我們在他的遺孀的書信以及這2本回憶錄裏，找到的是繆斯女神丟失的“基輔的電話號碼”，那被死神從詩歌裏偷走的“答應保持緘默的鈴鐺”。
噩夢是經過“化雪了的空山”嗎？化雪必然經過雙重的流亡或者時光，透過格魯吉亞作曲家坎切裏的流亡賦格裏的“化雪”，透過從來不理解曼氏詩歌“晦澀的桂冠”的肖斯塔科維奇那同樣晦澀的“24前奏曲”的異議主義的“化雪”，或者透過俄國異議女作曲家古拜杜麗娜在北京皇宮眺望她的德國流亡家書的“化雪”，以及另一位俄羅斯作曲家施尼特克的鋼琴家遺孀那帶有燒焦了的夜晚味道的“化雪”，我們才能握住那由娜傑日塔傳遞過來的高速旋轉的紡錘，曼氏詩歌在被解密的漫長的世紀裏，我們看到，隨著噩夢離開的流亡之神的真相，不比暴君的名字強大，也不比任何一名守夜人的來歷神秘。他幾乎是不被人注意的，過時的“我們那嫁出去的姐妹們田野的名字”。
夢是怎樣被紡織爲噩夢的，以及我們爲什麽會孑然一身，在娜傑日塔的回憶錄裏有“醒著的描述”。“我只有在夢裏才不感到可怕------”而這樣的經歷有“20年，甚至30年”，這和我讀俄羅斯導演塔可夫斯基的義大利流亡日記的時候讀到的一樣，他們總是在等著“每當晚上，只要有汽車從我家門口開過，我都會豎起耳朵仔細聽它是否在我家門口停下。”正是這樣的被逮捕的恐懼感，大過了噩夢所帶來的恐懼感，所以，詩人的遺孀才在噩夢裏找到了“涉過冥河的赤腳的農婦和鐵舟”，而這一切，又是詩歌所能完全說明的嗎？
在這段回憶錄裏，寫到娜傑日塔在夢裏夢到曼叫醒了她“快起來，這次是來抓你的，因爲我已經不在了。”而她在夢裏回答：“反正你已經不在了，我也就無所謂了。”她翻了個身就又睡去了。而這個夢那開局的“刺目的鈴鐺”是外面的院子裏開來了一輛卡車。在詩人的噩夢裏從來不會下雪，那些經過彼得堡街道的被遺忘了的天使們，穿著流亡者的鐵鞋，難道這樣的行走還不夠讓大雪融化嗎？噩夢在回憶錄裏呼叫，沒有逮捕者，也忽略了告密者，因爲所有的流亡之路都要睡去，也是因爲世上的一切不是能被消滅。許多年後的今天，讀著曼的遺孀寫下來的無聲的記錄，比如她從視窗遞上去探監許可證，比如她總是排隊買錯了食品，比如她總是把丈夫的詩篇藏在“平底鍋”裏，我們會感到比任何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得到的心靈震撼要大得多。流亡的鹽被自由的呼吸所交給了天空，鐐銬是不會懂得，沒有比詩歌更容易的事情，也沒有比詩歌更難的事情了。而---在那樣的歲月裏，詩歌做不到的事情，交給一個寡婦的噩夢來做，那繆斯女神高傲的爲一本書的審判將在哪里？詩歌是不理會劊子手們的絞刑架，總有新的黎明從那裏逃脫，也總有受難者死去，但“誰會懂得這個呢”？
“當你回來的時期，我已經不在了。”這個是一個女人最後的信箋，這使得我們可以背出曼的詩歌：“世紀的野狼啊”----讓我們依靠前生來取得安慰。2006年的最後幾天，我讀著中國女詩人瀟瀟寫于上個世紀的“外省的雪”的時候，我想起了曼的詩歌，曾被徹底消滅了的詩歌。甚或，在我透過“世紀的鐵篩子”重新讀到被扼殺的林昭的詩歌的時候，我毫不懷疑天使並不只是拿著愛神的箭和翅膀來佑護我們，她也會戴著鐐銬，先於我們去接受世紀的瘋癲。林昭——中國的聖女貞德，那被瘋狂的世紀烙在春天的牢房裏女癲僧----在我們的祖國，幾乎是唯一的了。而子彈是昂貴的，是“五分錢的子彈費”，足以抵擋住那個女人用刺破自己血管的方法寫在牢獄裏的詩歌，會被哪個世紀重新背出來呢？繆斯總是被遮蔽的，信仰有的時候，也是在“第二本書”裏----“可以在暗中推動我的手像犁一樣”。
世紀經過“化雪”或許不能夠重新煥發那些田野上被湮滅了的名字，但是有暴風雨就夠了，噩夢的鐵錘以及看似毫無用處的詩歌，會讓我們重新回答“那引喻性的終篇”，那過時的來念我們名字的新世界，也會如悲歌一般，爲我們留下秋天的鐐銬，和彎曲成更安靜的河流的“木制的笛子”，它並不是只歸於詩人與恐懼的繆斯所有，它是經過無數無名的，用那不再戴戒指的手撥動出基輔電話號碼的女人的手，把我們的那叫祖國的名字鐫刻在她們代替我們背的“鉛十字架”上。在娜傑日塔的信件裏，她並無畏懼，但是她寫到，如果一本書也會被“趕出公寓”----“每一個小時都歷歷在目”，“但你卻總不肯回答”，我們手握的繆斯的名字，已成比黑夜還要黑的火焰，來到“難以駕禦的夢中”。
復活的聖火：繆斯啊“被異邦的神明掠奪”。
[第二本書* 流亡者的耳語] “在今天，我就是那個叫曼德爾斯塔姆的人。”這個是最沈重的繼承，甚至是丟失了繆斯豎琴的一重繼承。或許因爲這一承諾，我們失去了朗讀曼的詩歌的權利，一切回憶或者回答皆是“流亡的語速”，還好，娜傑日塔的姓名裏“趕在死亡來臨之前的很久”已經合法擁有了“曼德爾斯塔姆”這一對詩歌而言最沈重的鐐銬，最沈重的“世紀性的耳語”。時間的機器並不是如這個女人所說，擱淺，生銹。“不幸的是我們要繼續藏起我們的經驗。”
在這個女人的回憶錄裏，多的是這樣的“瘋癲”之言，昨天夜裏的閱讀，在2007年的最初幾天，我的眼睛錯過了下面這句話，我把它抄錄下來：“當然，要達到此一目的需要很長時間，因爲我們缺少語言，缺少標準，缺少指引我們的燈塔，有的只是怯弱和恐懼”。
在繆斯女神那裏，猶如我們背誦過的阿赫瑪托娃的詩歌一樣，在那最漫長的歲月的暗夜裏，“恐懼的繆斯/在代替我們值夜班”。我的這些淩亂的資料來自《散文與人》雜誌，模糊不清的複印件，而在那已經化雪了的寂靜神秘的森林那一邊，繆斯在攜帶著笨重的打字機渡過冰河，在那一邊曼的詩歌不會被丟失，也不會被讀出。他的詩歌還沒有被寫出來，卻預言了巨大的世紀的混淆，在他的晚期流放時代的詩歌筆記裏，他的詩歌轉換了方向，像是握住的豎琴成爲可以使用的利斧，快過劊子手們的閃電，也快過了告密者的星空，偉大的天才在被夭折前，記錄下來的斷斷續續的警覺的新聽力，來贈答這個世紀，是的，不是朗讀出，不是詩歌那如蜜糖般苦澀的聲音，而是帶著恐懼的新聽力，這樣的警覺讓地平線遼闊起來，警覺的天際已經褪下了他身體的鐐銬，他說，給我郵遞一點錢來，是對誰說呢。“一切都不能被重新描述”，即使是他的活下來的妻子，“讓賤民們入睡了”的《第二本書》，也如被毀壞的舊家具，回不到那被“加了大清洗的鹽”的星空裏去。
《被融雪壓彎的葡萄藤或馬克斯·鄔裏克的慢鏡頭》
[被融雪壓彎的葡萄藤] 我請德國畫家馬克斯·鄔裏克（MAX UHLIG）爲我簽名，德語裏樹群的雪乘著電梯急遽地下降，我是最後一名觀衆。17點38分，畫廊的燈光暗下來，我們，要躲過警報器，打著雪亮的手電看畫廊裏的大幅油畫嗎？我的名片交到了女翻譯手裏，我努力記住她的名字，但是她記不住我詩歌的傲慢。
37幅繪畫作品，來自德累斯頓；我被通知參加MAX UHLIG的開幕酒會，但是找不到一瓶德累斯頓的紅酒，那有著德文名字的“被融雪壓彎了的葡萄藤”在畫幅上怒放，每一個名字裏都有鎮定的止痛藥，我頭暈，我朗讀我從未寫出來的詩歌；
1937年出生的前東德畫家MAX UHLIG名字裏有靜悄悄的異教徒的火，我們交談於他不曾畫過的我的肖像，用1分鐘的時間葡萄藤使那融雪冒煙，安靜是藍色的，MAX UHLIG的那些畫在現實裏從來就沒有存在過。走出畫廊10分鐘後，我才開始頭痛欲裂，我的腦海裏出現了強烈的UHLIG的大幅作品，那些召喚來青春的色塊們，極權的鐵和鉛變成有力的海鷗編織方陣。一首保羅·策蘭般神秘的詩歌，我從我店鋪般顛簸的浩淼秋天之海裏，拿出雪亮的簽名，如果你朗誦過你就有羞愧的權利。
來的人命令我學習著黎明拱起腰的寂靜來進入一位70多歲的老人的大的樹群，肖像般把我們遺忘的樹群，你的詞口吃並結結巴巴地問路：躲避著秋天的畫廊，身體的畫廊，我像搭車人那樣扭過頭去不說話，我說話那些咬緊了雲彩止痛的鳥兒們就不呼吸。我說話你就不會嫁給我，你會騎著自行車讓我的肉體夢到微弱的閃電，用鉛筆連接到a點到b點或者無窮的藍色的紅的曲線，請偷偷記錄下你的位址。我問路般地羞澀，你來安慰我我就知道我看完了100幅MAX UHLIG的作品你把白貝殼藏在手心裏。
上世紀80年代，德累斯頓薩克森新畫派藝術家MAX UHlIG被大的樹群突然照亮，而在他65歲從東德藝術學院退休後才找到東方式的安靜，這是他的大藉口。但是起碼在2009年4月14日下午4點他的北京畫展開幕上他說，他有100多枝毛筆，比中國的畫家們更會運用毛筆，而他是從哪一年開始“悄悄”地和一家中國的南方小毛筆廠訂做毛筆，是一種畫家的天命呢？還是一種古怪的迷信。那些借用了我們信仰的人，在被融雪壓彎了的葡萄藤上，找到了被僞裝成家鄉話的春天的牢房。在畫展的外面空地上，運送MAX UHLIG大幅作品的松木箱還淩亂地放在那裏，畫展的開幕式畫冊甚至來不及被送到展覽現場，匆忙趕來的不多的觀衆互相認識著，是什麽使這位德國老人的畫展如此匆忙地舉行，爲了趕在什麽前面？我在那帶著布的鈴鐺的住址上找著答案，徒勞地如蜜月般樹群有重復又相斥的引力，我在一幅作品前，誰在樓上的另一幅UHLIG作品前讀出“藍色的花束和融雪般壓彎了的葡萄藤”，沒有被沒收郵票的交流不是野獸主義的，落拓的詩人在義大利市場被截住要求看手相；我要求著你的新娘----讓我們聊天吧。
[我在陡峭的樓梯上睜著眼睛] 秋天的花束啊；是秋天的花束使事物的曲線發亮：不是因爲火，而是腦波圖掃描過更浩淼的黑暗。數群肖像，妹妹們穿著僧衣遠離碗缽的邊緣亮著，如果你是這樣忍受如融雪般緩慢地襲擊著你的葡萄藤，如果你厭倦了我園丁的敏感燒掉的信件：爲了花朵把那些“脖子抽筋”的渡輪拉回幽暗的海面，我著火般地把手提電話扔給女詩人G，她用家鄉話藏起在北京東郊匆忙進行的畫展開幕式，那些在船頭有木制聖像的X光機，從被掃描的飛越航線的海鷗的心臟裏讀出我的名字：uhlig max ---uhlig---UHLIG，口吃的星星們如被纏繞了融雪的葡萄藤雜燃燒，我還將放棄寫作嗎？太陽或冰，雪亮的手電從在夜間巡邏的人手裏借到了被撫慰的波浪，我的耳朵聾了，1937年走在強烈的陽光裏的速寫；
丟掉行李吧，MAX UHLIG對我說。如果模特兒安慰著被他丟掉了行李的悲傷，他會把密集的釘子釘到那些葉子的眼睛裏，他會用德累斯頓的X光機掃描每一頂炊煙的帳篷和那些在登記表上作弊的護士們的心。
[航線扭曲了輪轂的突然爆炸的花，不在乎夜的白色] 鑄鍾者使用一部舊電影膠片來掃描那肉體的帳篷，被融雪的葡萄藤壓彎了的遊魂般的畫廊女主人該一起跟著被關閉了的房屋祈禱嗎？熄燈的憤怒的海岸線，鳥兒們的腦海裏浮現出的舵讓我和 UHLIG頭暈並把握住那馳進的黃金的大船。
觀察一位70歲老人的把我領入睡眠的簽名，姐妹們再次來晚了；爲什麽我沒有在電話裏通知瓦裏亞娜，小小的被領入了星空的傲慢啊，在那裏出現在模特身上有力的黑色曲線，是爲了讓事物的燈亮起來。
迷信幾乎接近信仰，寧靜把人群留在大地上重新煥發了我的青春；慢鏡頭的雪，在震耳欲聾的集市上沒有爲每個人打開的牆都有強勁的等著熄滅的燈，都有擁擠的旅行者穿越時留下的歎息，我的鞋子如火焰般燃燒，道路上的神疲倦了，和我一樣光著頭伸手請求搭車，但是我們的傲慢沒有目的地。
肖像的寧靜與憤怒都有大的樹群。
[黑帽系的表現主義畫家] 田野上的風景正在撤消著雷霆的傳單，我起晚了。挂著身體的帳篷上唯一的一盞燈泡眺望著這我與他共有的一個秋天，去追趕夜鶯吧，不要在乎這裏含混的命名，我的拜訪還沒有穿著襪子，不要在乎敲門聲，我不知道黎明是從哪里出發的。
我幾乎不知道爲什麽黎明在我轉身的一刹那就用舊了他的傘？爵士樂的樹群擋住了小提琴的神秘。我現在領悟了，我在等待的時候領悟了，我不再被你帶著的時候領悟於迷途的雪。
親愛的WICKS：你將代替MAX UHLIG的名字挽救我於昨夜的世界。瓶子從桌上憤怒地飛出，雪肯定忘記嫩葉，我的姐妹安靜地睡著了。
來自德累斯頓的表現主義畫家MAX UHLIG抛開他的首次中國個人畫展去頤和園，買鳥的叫聲的北京話。有一個孩子認出他了，與我相反的瞬間，我用每一棵樹的X光機掃描波光明耀的水波和用舊了風景的老靈魂，我也戴著墨鏡去排隊看荷花，每一場地震開始用中文來統計生者和死者夢到夜鶯的次數，這對於無名的懷著小小的傲慢來這裏的人來說幾乎是徒勞的。
昨天，我和德國畫家MAX UHLIG各自緩慢地在他的作品樹群前交叉行走仿佛是排練，每個人都沒有帶小提琴就可以用秋天的麥克風說話，但連接我們荒謬的噩夢的是18歲的中國杭州的女翻譯，請認真地握好我好嗎？沒有買票的人在離開秋天，我不知道該在這一幅畫還是那一幅畫面前看她們在照相，論文比集權的裙子更荒謬，系著安全帶的孩子們在參加唯物論的考試，少年們的足球跳過那些黯然失色的葡萄藤，燒焦了的天空開始在多年後化雪。
戴著小黑帽的表現主義畫家，用雪亮的說不出中文的手電在國家的走廊裏摸黑行走，像一名剛收留了流浪貓的詩人要全力應付他的私家車年檢。石塊上浮現出藍色花束的臉，這是多年前的慷慨的恥辱，請解放這些人體的葡萄藤吧如鐵幕後波濤滾滾的鐵蒺藜，請解救這些要徹底地消滅著融雪的葡萄藤，或者我的姑娘們忍于把這些鐵蒺藜和大師畫中安靜的葡萄藤編織到一起，我推遲了和我的客人們見面的時間，踏滿了波浪的草鞋走進鐵的欲飛的樹群肖像。
黑帽系的殘酷的星星啊，熱的幾乎是梯子般陡峭的星星們啊，秋天那“自由的牢房”脫掉那融雪的葡萄藤的外衣，我在桌前急促地寫信，打字機是每一個剛剛掙脫了狠狠纏繞了鐵蒺藜的、帶著夜空下降的降落傘。
在max uhlig的繪畫裏，那些如鐵蒺藜般的噩夢纏繞的被融雪壓彎了的葡萄藤，以及憤怒地掙脫掉這集權的輪廓的肖像畫，讓我看到了他的風景畫的真諦。而回到田野上去，幾乎是他一生的努力，這位戴著小黑帽的，突然“倉促”地出現在北京的前東德表現主義畫家，交出了他的打著雪亮的不說中文的手電的夜空。
[戴防毒面具的女畫家] 3分鐘前，看到女畫家H的繪畫網站上她戴著防毒面具的新照片。仿佛老牌的持不同政見者，流亡的味道從這一刻蔓延嗎？如同馬克斯·鄔裏克的慢鏡頭在命令星星們口吃地說出融雪的火，和海鷗們爲了止痛咬緊的炊煙，而我已經沒有新的詩歌可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