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那天虽说阳光灿烂，小孩缠着我们蹦蹦跳跳，但想起母亲，我的心头却是一片阴雨弥蒙。
并不仅仅是因为母亲的去世令人伤感，生老病死是人生定律，生之淡然，去之若素。但母亲带着心里发不出的牢骚撒手人寰，不能不让人悲怆。
在母亲的遗像前, 我点燃了一支蜡烛，还放上一杯母亲爱喝的浓咖啡，默默地看着那影影绰绰的音容笑貌，母亲的一丝苦笑总在心头挥之不去。
夜深人静，母亲轻轻地来到我身边，捏着我的手长叹一声。不知这是为我的幸福祈求呢，还是为她自己生不能回乡见父母，死不能身魂归故里而叹息。
母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个一生何求惟重亲情的良家妇女。但她和千千万万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一样，承受着不可抗拒的人生坎坷。
其实母亲的家乡并不在中国，她出生在马来西亚霹雳州。小时候，她总喜欢在外公的橡胶园里玩耍，兄弟姊妹八人她排行第一。最小的妹妹五岁那年，日本人正在南洋耀武扬威。外婆带着小妹妹去看电影，游击队摸了进来，往日本人堆里扔了颗手榴弹，岂料日本兵捡起尚未爆炸的手榴弹甩向观众席。一声巨响，浓烟过后，惊魂未定的外婆发现身边的小女儿躺在了血泊中。在全家悲痛欲绝中，豆蔻年华的大女儿，把一头浓浓密密的披肩秀发盘起来，愤然投身了游击队。
外婆没想到，刚失去了小女儿，大女儿也不能留在身边。日本投降后，马共的游击队并没有放下武器，继而与英国当局对抗。母亲受到牵连，被当局拘捕并被永远驱逐出境。本来出境时当局允许有多种选择，可以去香港，可以到台湾，也可以送往中国大陆或别的国家，偏偏母亲和战友们都选择了中国。
母亲他们走的时候，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全然没体会到“永远驱逐”是什么滋味。
当时中国正处于政权易手之际，解放军挥师南下，直逼广州，国军退守海南岛，撤往台湾。母亲他们被送到刚刚解放的汕头港，登岸后即投身部队文工团，随南下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广州城。那时穿著军装、烫着短发的母亲确实意气风发，还与军管会里的大学毕业生结了婚，在军区大院生下了我。那年头实行供给制，虽然清贫，但有吃有穿有保姆，生活似乎无忧无虑。母亲给马来西亚家里写的信，想必也是欢欣鼓舞的，因为我的大舅看了信后竟然跑到新加坡买船票要到中国，然而外婆的眼泪最终还是把他留住了。
等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母亲已经调到地方工作，也越来越要为吃操心了。记得有一天，有人来把家里门窗的铁枝都割走，说拿去“大炼钢”。我们跟着街坊不时要对着蓝天敲脸盆铁罐什么的，说是“赶麻雀保粮食”。原先几分钱一个的鸡蛋，现在五毛钱也买不到，连蕃薯也很难见到。有一天母亲问我：“想不想见外婆？”当然想啦！我蹦了起来：“外婆不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吗？”
在珠江边上的一家旅馆，我终于见到了外婆。外婆跟照片一样慈祥，还和母亲说了很多很多话，说什么我不懂，只见两人又抱头又叹气又抹眼。走的时候，我们提着一大罐花生油，一大盒曲奇饼，一大瓶“美碌”（Milo），还有一大包母亲最爱喝的咖啡。嘴馋的我，高兴得合不拢嘴。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手腕上那块瑞士“劳力士”表，家里那辆英国“来里”自行车和德国“罗里弗史”照相机，都是外婆送给母亲的嫁妆。
母亲常常拿出南洋寄来的照片翻来覆去，还指着照片对我和弟弟唠唠叨叨：“看，外婆家就在铁路边，火车一过，我和弟妹都跑出来数数有多少节车厢……”。我知道，母亲很怀念马来西亚的家，很怀念儿时的生活。但母亲说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
母亲的资历和工资级别比公司的经理还高，但因背上了“海外关系”，又不是党员，只能当普通职员。她无所谓，只要生活安定就行了。但那个年代生活怎能安定呢？
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也和一些人一样被迫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游街，回到家里母亲帮他把牌子一摘赶紧泡好咖啡端上去。在《光明日报》工作的父亲被赶到北方的“干校”劳动锻炼，三九寒天，母亲也穿得臃臃肿肿的从南方赶去探望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嘴里出现了“你们中国……”的话。父亲故意问：“你不是中国人吗？”每当此时，母亲就一阵沉默。但一发牢骚，这句口头禅又自然而然蹦了出来。
文革的风潮过去后，毛老人家大手一挥，千千万万的学生被赶往农村“接受再教育”，我不知天高地厚也报名去海南岛。母亲知道大势所趋，惟有默默地为我收拾行装。登船远行那天，我没让母亲送行，不敢看她的眼泪。后来弟弟告诉我，母亲没有哭，只是在唠唠叨叨。她唠唠叨叨的毛病，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犯上的。
那个时候，我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干着野外的力气活。每顿的伙食只是三分钱青菜；每月杀一次猪，分到一口盅猪肉便狼吞虎咽。我不敢告诉母亲，生怕她既要牵挂北方农场的父亲，也要惦记海南岛的我。但我还是经常收到母亲寄来的香肠、腊肉、罐头等食物包裹，所以三分钱菜也能熬了那么多年。
我回城后，第一次看到了母亲头上长出了白发。母亲人到中年，就提前退休，为的是让刚中学毕业的妹妹“顶职”以免“上山下乡”。赋闲在家的母亲，每天拿着本子，跟着收音机念“ABC……”，但总在“咿咿呀呀”念单词的初级阶段。我对母亲的这个爱好有点纳闷，没想到，这“ABC”真的还派上了一点用场。
中国的国门渐渐打开，新加坡的大舅很想见我母亲，也很想圆她的回乡之梦，几经周折，终于申请担保了母亲去新加坡旅游探亲。我把母亲送过了罗湖桥，担心她只身从香港乘飞机不知会碰上什么麻烦。谁知很快就接到母亲来信，说旅途一切顺利，全仗着那两句“Please”、“Thank you”。在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母亲座位的左右都是洋人，她想上厕所，不敢跟洋人说，最后憋不住了，便按铃召来空姐，指着厕所方向说“Please”。空姐会意，忙请洋人让道，母亲回说“Thank you”，洋人笑了。
我印象中，母亲除了偶尔给大舅写信外，几十年来几乎从不动笔，但这封信却洋洋洒洒写了八页纸，母亲把第一次离开中国的见闻感受全倾泻在淡蓝色的信笺上。她说，在新加坡机场见到我大舅时，真有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惟有不变的是南洋的天空还是那么晴朗，空气还是那么清新……
我们从未想到母亲还这么能写，不仅文笔通畅思路清晰，而且有细节有场景更有情感，没有了平常的啰啰嗦嗦，唠唠叨叨。我们对着这封信愣了半天。记得以前父亲伏案笔耕时，母亲总是轻手轻脚的，即使做好了饭菜也不去打扰他，直等到父亲伸懒腰打哈欠时，才问他要不要吃饭？父亲发表的文章，母亲只是默默地流览，从来没有表示过什么意见。我们都以为母亲没有阅读兴趣，没有写作细胞，谁知她憋在肚里几十年的墨水，这个时候才真情流露。
也许是母亲压抑多年的情感找到了宣泄口，也许是阔别多年的亲人相聚百感交集，也许是外面的世界真不同，母亲写信的热情一发不可收，三天两头就来信谈家事谈见闻，把我们的心也拉到了新加坡。不过母亲也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进不去马来西亚，回不去儿时的老家，不能在外公的坟前祭拜。她只能站在新马边境的长堤上，遥看家乡的蓝天，心随白云北飘。外婆和舅舅们，只好从马来西亚赶过来新加坡见母亲。
令母亲辛酸的是，外婆一见面，竟然问：你是谁呀？母亲一楞说：妈，我是您大女儿呀！外婆摇摇头：我女儿在中国呢，去了很久很久。母亲说：我现在回来看您了！外婆似点头似摇头：哦，是吗？外婆得了老人痴呆症，胡涂了。看着语无伦次的外婆，母亲流泪了。
母亲回国后，又回复了昔日的样子，没有了写信的心情。虽然家里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社会也有很大改观，但母亲的口头禅“你们中国……”没有改变，父亲也不跟她计较，我们都知道她的心留在了老家。我妹妹远嫁澳洲，母亲很高兴；我移居澳洲，母亲也没有阻拦。她只叮嘱我们不要忘记故乡，有机会常回老家看看。
在澳洲一晃多年，我忙于生计，一直没机会回国看望父母，倒是父母千里迢迢来澳探望我们。当在悉尼机场接到父母时，我喜悦之中却带有某种心酸。母亲明显地苍老了，虚胖的身子，松弛的脸庞，灰白曲卷的短发，走起路来还一摇一摆。去逛街去游览，母亲不能多走路，总要几步一歇。我天天担心母亲的行动不便，没想到有一天她却突然中风，所幸及时送医院治疗，无大碍。但医生诊断出她脑动脉和心血管已硬化，肾严重损坏，身体又太弱，不能开刀做手术，只能保守疗法。
母亲走路虽然不便，但却天天一摇一摆地到书报店买六合彩。我说买这种东西干啥，中头奖的概率只有几千万分之一，白扔钱。她说没事，花不了多少钱，玩玩。我说您走路这么辛苦，不是受罪吗！她说练练腿，呼吸新鲜空气，不是挺好的吗！偶尔中了个末奖，母亲笑一笑，摇摇头，又继续她的“数字”研究。每天见她拿纸拿笔，着迷地划写着一长串的数字组合，似乎有一种精神寄托。
澳洲空气清新，生活休闲，医疗福利有保障，我本想让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留下长居，安度晚年。但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文化有异，父母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也不想增加我们子女的负担，执意要回国养老。我问母亲需要带什么回去？她遥遥头说，中国现在什么都有，不需要了。她只选了两包上好的咖啡带走。
母亲退休多年后，前些年落实了政策，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资历得到认可，捡回了“离休干部”的待遇。所谓“老干待遇”，就是多了一点钱，多了一点医疗费，多了一点旅游机会，多了一点逢年过节的慰问。但对年迈的母亲来说，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大半生都过去了。不过医疗优惠这一条还是至关紧要，因为她经常要上医院，有时还要住院。
我知道母亲的身体无法逆转，每况愈下，只希望她有生之年心情畅顺一点，但不知该怎样安慰她。七十八岁的母亲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每次在电话中她对身体总是轻描淡写，说自己还能天天上市场买菜，或说上医院检查过没啥问题，反过来还劝我不要太拼搏，人到中年要注意身体哟。
去年我生日那晚作了个梦，见母亲给我端来了杯咖啡，说：“你小时候很喜欢喝我泡的咖啡，大了以后很少给你泡咖啡了，今天你生日，再给你泡一次吧！”我一下扎醒，有种预感。过了几天打开电脑，赫然出现母亲追悼会照片，我五雷轰顶，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母亲安详地躺在棂床上，四周的鲜花中也有我一家和妹妹一家敬挽的花圈，父亲和弟弟憔悴地守灵。我长大后从来没在母亲面前哭过，现在看着闭上眼睛的母亲，我止不着泪流满脸。
我给父亲挂电话，父亲沙哑地说，这一段时间他正在住院，在我生日第二天，母亲也进了医院，医生诊断是尿毒症引致心脏衰竭，第二天便去了。
我问，您们进医院为何不告诉我们？
“你妈病发得急，走得也快，来不及了。”父亲沈默了一下，又说：“其实你妈跟我商量过，我们人老病多，三天两头要住院，随时都会撒手，你们在海外山长水远也帮不上什么忙，况且，你们和小孩最近都回来探过我们，所以我们决定，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等办好后事再告诉你们，省得你们操心，也不想你们为奔丧而影响工作。”
咳，母亲啊母亲，真不知该怎么说您！
父亲又说：“你知道吗？你妈在澳洲的时候，不大习惯那里的生活，本该早点回来，但见你还在为生活拼搏，就有个心愿，想中个六合彩送给你。所以她一再推迟回国的时间，一直用自己带出来的钱不断地买各种六合彩，花了多少钱也不在乎。可惜运气不够，她上了飞机后，惟有长叹一声。”
听了这话，我心头一震，眼泪快掉出来了。
后来弟弟告诉我，母亲一直对不能回乡在父母坟前烧炷香而耿耿于怀，根据她生前的意愿，他把外公外婆的照片放进母亲的寿衣里，让她追随而去。他还说，弥留之际，只听见母亲说了一句：我很辛苦。但不知她是说病痛得很辛苦呢，还是说活得很辛苦。
我无言。母亲确实很辛苦，为了我们，为了家庭，也为了她自己。
不久，弟弟来电邮说，春节他在梦中见到了母亲。接着，妹妹也来电话说，清明节她与母亲相逢了。我想，母亲也该来看看我了。果然，母亲节之夜她来了，听她唠唠叨叨，亲切而又心碎。
她唠叨些什么呢？我听不清楚，一急，醒了。
唉，母亲，您想说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