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风骚的历史学家。这样评价刚刚去世的唐德刚，但愿他不会对我很严肃的赞美生气。他当然是口述历史的大宗师，一位有情怀的史学家，但我对他的喜欢，是从他“风骚”的文字开始的。
六七年前，我在盗版书摊上发现了《晚清七十年》，15块钱一本的黑皮书，马上被优美的文字和性情张扬的议论迷倒，从此成为唐德刚的粉丝，自号“糖豆”。一年之内，至少买了十本《晚清七十年》，逢人便送，反正盗版也便宜。并开始扫荡书店，将老唐的书一网打尽。从《史学与红学》、《袁氏当国》，到李宗仁、顾维钧回忆录（顾书太贵，没舍得买），再到《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直至《五十年代的尘埃》收尾，能找到的都读了不止一遍，算得上铁杆“糖豆”了。
唐德刚带给我最大的阅读享受，是他说书人一样的讲史风格，和他半文不白、亦庄亦谐的文字。唐德刚笔锋常带感情，忘情之下往往不顾史家的身份，跳出书本对“亲爱的读者”说几句话。如《晚清七十年》中对长征的长篇议论，每每读到，都让人几欲泪下。但他著李宗仁的口述历史，则在严格考证的基础上，保持了传主说话的原汁原味，让李长官的语言鲜活的不得了。
读唐德刚的书，我经常遗憾得拍大腿，写历史著作还能够掌控节奏、制造悬念、绘影绘形，真一个天才说书的，这才是百家讲坛的真命天子，可惜观众无缘得见。这不怪百家讲坛，大学者要么洁身自好，要么晦涩难懂，登台都鼓唇摇舌戏份很足，却独少了历史养分，像唐德刚这般的，实在是没处可找。
唐德刚天性诙谐，喜爱舞文弄墨，纸上能跑马，为正统历史学家所不喜，斥其太“骚”，但这正是唐德刚的高妙之处。所以我对严肃正经的大家敬而畏之，但对没架子的唐德刚亲近有加。试想一下，能跟鬼见愁李敖沆瀣一气，而且让李敖承认“白话文某些方面写的比自己好”，赞其“现代中国最活泼最优秀的历史家”，那得“骚”到什么程度？唐德刚是郭廷以的学生，在美国又跟随胡适多年，但他对胡适冷嘲热讽，玩“师”不恭，一点不比李敖干的少，这又是多么的离经叛道？
但是，如果仅仅以上，唐德刚至多是一位善演讲、好文字的历史学家，实际上那只是海面以上的唐德刚，在有趣的文字之下，我们又能感受到他深沉的情怀。写梅兰芳的《五十年代的尘埃》，就对唐德刚的内心层面有细致入微的体现。
唐德刚写梅兰芳，写到解放前夕为止，对梅后来的命运没有触及，但他对梅兰芳有更深的寄托，那就是他自己说的，“他看过多少权贵的兴亡，五十年来北京王的此起彼伏，正和兰芳舞台上的变化初无二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五十年他看过北京当朝多少跳梁小丑的兴亡！”五十年代飘扬的尘埃早已落定，唐德刚作为流浪在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的语言文字难免有一些留恋的温情，他写梅兰芳就是写“一点点五十年代的梦痕”。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批知识人流落海外，他们看着曾经的家园改天换地，看着冯友兰、沈从文们轮流“洗澡”，自己在彼岸“隔岸观火”，只能“叹息又彷徨，像阿Q一样苦笑”，那种孤魂一样飘零的心境，谁又能体会得到？唐德刚在书中写梅兰芳，写五十年代的海外学生，其实写的都是“孤魂”的故事。他们被赶出家门，又找不到栖身之地，状如丧家之狗，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从唐德刚、余英时那一代人的字里行间，总能读出两个字，孤愤。
我相信，这也是唐德刚内心深埋的情绪，他写太平天国，写毛泽东的1949-1976，评得那样深刻、沉痛，他写梅兰芳写京戏，写得那样婉转哀伤，写晚年胡适，把胡适的凄凉晚景写绝了。这些都丝丝缕缕地映出了他自己。他写历史三峡论，对第二次历史大转折如此寄予厚望，对200年走出历史三峡的预测又是如此观，应该也寄托了自己对于故园的某些理想。
艾奇逊五十年代初说过一句话，“等到尘埃落定再说。”五十年后，三峡早已成了平湖，唐德刚心里的尘埃，还是没有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