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单调的书，二十余个短篇，一篇一个故事，篇篇都是讲述两个字：饥饿。
按作者的说法，定西孤儿院五千多个孤儿，每个孤儿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这让他找到了挖掘一个年代的突破口。作者不承认故事很单调，他说虽然都是饿死，但死法可不一样。而我的阅读体验并不好，开篇的深度震撼之后，边际效益开始递减，读到后来，每篇故事都成了数字的排列组合，父亲母亲姐姐死了，奶奶母亲哥哥妹妹死了，姐姐妹妹弟弟死了，或者都死了。持续的震撼，持续的刺痛，到最后都是无边无际的麻木。
这本小说的形式比较怪，照理说应该是一本小说，现实主义，有点魔幻现实主义。但作者会急了，他说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你们觉得不真实，那是因为生活本身的丰富性远远超越人的想象。如果细节都是真的，那应该是一部新闻纪实作品，或者叫做报告文学。但是，如果写成报告文学，说它是真实的，发表就很难，而以小说的形式写，那就属于想象的范畴，就是虚构了，这是作者的两难。
在述说苦难的小说里，余华很好，但我喜欢刘震云，他在《故乡相处流传》里，这样描写曹丞相：曹军军纪严明，不像一同到来驻扎在延津黄河之南的袁绍军队。这里不肏小羊，不肏处女，二十万大军不肏，只剩一个曹丞相玩玩媳妇寡妇，实在不值一提。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曹丞相也是人嘛。有次曹丞相问，我的生活是否有些特殊化？猪蛋啐口唾沫答：什么特殊，我们延津几十万人，连吃带日，还管不起你一个！”相比刘震云在嬉戏中讲述历史，杨显惠的小说几乎谈不上手法，白描，只有纯粹的白描。
如果按刺痛程度排座，本书的一个特点是高潮倒置。第二篇，《独庄子》，爷爷死了以后，母亲已经饿得抬不动爷爷了，叫人又叫不来，只好把爷爷摆在炕上。后来父亲回来了，没几天也死了，也摆在炕上；不久又死了妹妹，又摆在炕上。当他和他母亲、他奶奶在土炕里睡不下的时候，要把死了的三个人在炕上挤一挤。他爷爷已在上面摆了两三个月了，想把爷爷推出去又推不动，就搬起来把他骨碌一下翻过去。孤儿平静得像讲述别家的事情，作者的描写也像记流水帐。这是史家的写法，是一部县志的风格，“某年某月某地，人相食”，没了。《独庄子》之后，再苦的故事也都没有感觉了。
我曾经怀疑是作者刻意采取的白描手法，但随后我告诉自己，当事人当时就是这么讲的，作者只是保持了原汁原味。我做出这样判断的依据来自我家老辈的故事，我的奶奶和父亲都对我讲过，我的某个老爷爷是懒死的。我对懒死这个说法很有疑问，父亲告诉我，大饥荒的时候，家家都半夜去偷生产队的庄稼，只有老爷爷不去，躺在炕上，别人叫都不动弹，结果饿死了。经历太丰富了，情感的触角就会钝化，去老乡家里听听，再悲惨的过去，也只不过是家长里短。
杨显惠是一个轴人，杨显惠的价值，就在于顽强述说，抵抗遗忘，在于他说的”我是个笨蛋，所以只有靠两只脚“。朱学勤曾经骂过，文化人有一种本事，就是把回避说成超脱，把软弱说成迂回，把自私说成无欲，把世故说成深刻，把形式说成实质，把嬉戏说成解构，把自欺说成勘破……把一些迫不得已的形而下生存哲学，涂抹成另一种形而上的高贵时尚。他们智慧反衬了杨显惠的落伍，他木讷的视线只看得到眼前那一片土地。但那些大腿退化嘴巴发达的聪明人，面对这位文学的边缘人、史学的门外汉、新闻的越位者，是否会感到有愧？我感觉到了他们愧意，因为有愧，所以遗忘。
《定西孤儿院纪事》致敬辞
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小说。小说直面底层的沦陷与死亡，作家顽强叙述被遮蔽的历史，读者获取了炼狱般的阅读体验。将年度图书颁给《定西孤儿院纪事》，是向作家的良心与勇气致敬，是向同样伟大的《夹边沟纪事》《告别夹边沟》致敬，也是对“反右”五十周年（1957—2007）的纪念。
《定西孤儿院纪事》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把回避说成超脱，把软弱说成迂回，把嬉戏说成解构，把自欺说成勘破的当下，杨显惠用他寂寞的、顽强的述说，重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
这当然是一部小说，它之受到文学界冷落，并被推入史学的怀抱，显出了文学家的狭隘与软弱。2007年中国文学的最大收获，是这位文学的边缘人、史学的门外汉、新闻的越位者。
《定西孤儿院》是真正的苦难写作，而它的写作过程同样是一种苦难。本书的存在，让过去一年流行的所谓底层文学作品失去重量，让文学采风和体验生活式写作显得轻佻可笑。如果没有杨显惠，对2007年文学的致敬也许将失去意义。
2004年，本报首届年度图书颁给了援助艾滋孤儿的高耀洁的《一万封信》。两位老人，面对的都是孤儿，这不是一次巧合，而是本报书评价值观的一脉相承，”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思想、现实情怀“。
杨显惠与《定西孤儿院》的被发现，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关，与率先连载的《上海文学》有关，与有责任感的公共传媒有关，与文学界无关。
谨以此向仍在路上的文学圣徒杨显惠致敬，并将2007年度图书颁给《定西孤儿院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