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好”
1991年11月18日下午两点零五分，芬和兄嫂一行抵达昆明。“在机场出口处，泽莹、志勇、泽敏、小波、娟娟、小淳淳早已在出口处等待我们。”（1991.11.18）随后，他们便乘坐泽莹单位的面包车前往哥哥家里，“在家里有小毅、世英、杨艳等已为我们准备好了午餐（饺子，面条）。大家一齐都聚在（客）厅里，笑声、讲话声不绝，真是热闹非凡，直到晚上快11时，他们兄妹才各自离去。”（1991.11.18）对于昆明，芬并不陌生。从日记的表述中看，至少六年之前，芬和丈夫春就来过昆明，同时并不排除六年之前他们还曾屡次到过昆明。
有意思的是，虽然芬在南昌的家里生活的十分怡然，身边也有她最亲的亲人——儿子和孙子，但这些并不代表她对于南昌这座城市本身的认同，在初到昆明后，她大凡购物、逛街，都会时不时地将昆明与南昌放在一起比较，而结论往往是昆明真好！
“原计划早饭后上街购物，因时间晚了，改在下午五饭毕收拾一下即上街，径直来到正义路。谁知时间不巧，适逢正义商场盘点，还有另一个商店也盘点，这就只好去另外一个百货大楼。自我和春85年离开昆明后，这里确实有很大的变化，无论是街道或商店都有很大的改观。百货大楼物品繁多，玲珑满目。”（1991.11.22）
“中午世英来了，他又买来了葡萄，并洗净，午饭毕带着振宇的一件毛线衫一并去换大号的，没有想到竟能换到，看来昆明商店的服务态度比南昌要灵活些。”（1991.11.27）
“晚饭后三老和一小（“三老”为芬、兄嫂，“一小”为淳淳。——笔者注）到广场文化宫附近逛逛，这里的夜景确实美，喷泉与柔和的灯光看上去很协调，给人以朦胧温和的感觉……北京路经过改造、拓宽，加之明亮整齐的路灯，给人 以开阔感，马路两旁高楼耸立，灯光灿烂，昆明确实越来越美丽，这些新建扩建的街道，给春城更增添了美丽。”（1991.11.29）
“下午三人又上街闲逛，（游览）东风路，穿心鼓楼至北站的改造后的面貌，昆明在前进，在不断改进和建设，各条大马路两边新建筑物大厦之类不断拔地而起。在昆明吃穿用一切都丰富，这里人是很幸福的。”（1991.12.3）
“下午快4点，哥称出去买菜，结果买了只母鸡归，毛已褪尽并开过膛取出了肠之类，只花0.6元的手续费，看来比南昌便宜。”（1991.12.4）
城市面貌的变化、第三产业服务水平的提高、“屠宰费”的低廉，这一切，在芬看来，都是春城“美丽”、春城“幸福”的表现，当然，这种结论的得出，一定是基于某一事实参照物之上——南昌。对此，既需要感性的认知，也需要理性的推断。感性的认知便是对于芬的以上认知并非要全盘信以为真，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敲，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她初到春城，对眼前的一切都有耳目一新之感，故而她所感受到的春城印象势必夹杂了她个人非理性的成分，那么真正的春城到底是不是如她笔下那样“美丽”，是不是“商店的服务态度比南昌要灵活些”，是不是一只母鸡的“屠宰费”要比南昌便宜，进而在宏观上比较，是不是“春城”真的就比“洪城”幸福，对于这一严肃的结论，并不能因为芬一个人的认可而全盘认可；理性的推断在于芬在得出以上结论时所依据的那些“看不见的事实”：虽然芬的结论不可全信，但有一点却可以完全相信，那就是在她所对比的种种“事实”中，处于“劣势”的那些“事实”必定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她觉得“昆明商店的服务态度比南昌要灵活些”，背后所隐藏的事实便是南昌服务业的态度“不灵活”，但是这些事实究竟是什么，却无从得知。不过，透过大的时代背景来分析，多少还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90年代是经经济模式“激烈动荡、国退民进”的年代，在这一时期，私营经济大举扩张，并开始在日常生活领域扮演渐趋重要的角色，他们无论从经营模式还是服务模式上都在借鉴西方“顾客是上帝”的理念，不断用各种“精灵古怪”的营销模式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而众多国营单位依然保守残阙，固步自封，享受着最后的“老大哥”地位。根据当年《中华工商时报》的一份报道：“国营、个体的摊位泾渭分明，前者的受摊人缩着脖子，躲在柜台后面，一副十足官商作风，个体练摊的则又是叫卖，又是拿着样品比画，热热闹闹地吸引绝大部分的顾客。在刺骨寒风中，个体练摊的照旧天亮出、天黑收，而国营的推销员却按部就班，实行8小时工作日，若要延长营业时间，就涉及奖金，加班费，牵一发而动全身。”（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上》）我们无从得知，让芬觉得“服务态度灵活”、“屠宰费便宜”的那些商家是不是天字号的“国营商店”，但能够肯定的是，在这些对比的背后所存在的那个“劣势”的“隐性事实”一定与数量众多的“国营商店”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早在南昌家居时，芬就抱怨过当地物价奇高，生活压力大，联系这些事实来看，让芬觉得服务业的态度“不灵活”的那些事实，应该有据可查。
同时，昆明之所以让芬感到舒适，可能还与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有关：在即将到来的1992年，昆明将会举办第三届全国艺术节，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集会，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层面，都受到了官方的极大重视。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说到。
一件小事：第三届中国艺术节
芬的日记中第一次提到“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是在11月月26日的日记中：“志勇他们政协委员去检查工作，为迎接第三届艺术节，所要求的重点工作共272项，全天在外，中午在高级饭店吃饭。”（1991.11.26）志勇是芬的侄子，作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位“民主人士”，他亲身参与了这一盛会的筹备工作，同时，也因为自己是为艺术节的“一分子”，而使得芬及其他家人在日后得到了看得见的实惠。“下午志勇回来后，催促早点做晚饭，饭后可去大观楼欢看花灯，即《春城灯展》，如自己掏钱，门票白天3元，晚上5元，但志勇已经和有关人员讲妥，可免费进入。……重点是电子化的湖上灯，喷水灯犹如出水芙蓉，新颖，别致，各种造型，巧夺天工。……回来时路过东风路，百货大楼和正义路等高大楼房都挂满了‘满天星’和彩灯，照得通街光亮耀眼，犹如白昼，把春城装点得绚丽多姿，更加美丽。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明天第三届中国艺术节。”（1992.2.17）如芬的日记所记载的那样，第二天便是第三届中国艺术节的开幕式。但芬当日并没有亲往开幕现场观看，志勇的“权利”也没有“讲妥”有关方面为这一家人行个方便，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开幕式当日，芬和家人聚集在电视机前面“欢看由万里揭开艺术节的序幕，李铁映致开幕词。鸣礼炮五十六响（五十六个民族），各族献上各族的吉祥物，各民族的组舞开始，犹如百花争艳，最后为一百六十人组成的京剧大军作为各民族的压台舞，随后是云南各地少数民族的舞蹈，都各具民族的特性。”（1992.2.18）
这就是芬所经历的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对她而言，艺术节并不是这一年生活中的大事，但对于她所旅居的这座城市而言，却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根据今日可见的一些记录，当年的第三届中国艺术节被官方最终定调为高扬“‘团结、繁荣、进步’的旗帜，以鲜明的民族性、广泛的群众性，融文化、经贸、科技、旅游于一体，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生动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欢庆的盛大节日，是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盛会。是云南省最具民族气氛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民族艺术活动。”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的艺术节规格的确非同一般。而其中的原因，也与90年代整个中国的时代大环境密切相关。早在两年之前中国成功举办了北京亚运会，这是中国自建国以来首次主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赛事，它极大地增强了国人的自信心和民族意识。笔者至今还记得，在1990年代，那首慷慨高昂的《亚洲雄风》曾一度飘荡在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虽然在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那并不是当年官方版的亚运会会歌，但它带给人们的震撼和冲击却久久不能消散，至今犹有绕梁不绝的效果。迎着这一股强劲的势头，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拉开了举办各类“极富特色”的公共节庆、赛事大幕，各种规格不一、大小不等的比赛、运动会、艺术节、交流会遍地开花，从城市到乡村，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人们的眼球。这些活动，一方面增进了区域经济交流，对于商业的推动和发展功不可没，另一方面也由于各类活动质量层次不齐，导致了众多公共资源被浪费或变相地牟利。但是，作为当时影响力极大的“中国艺术节”显然给昆明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这一点，在芬的日记里也能看得出来——就在当年，昆明借助“艺术节”的难得机遇大搞城市建设，芬所感受到的“昆明在前进，在不断改进和建设，各条大马路两边新建筑物大厦之类不断拔地而起”，便是这一时期的事实。只是这届艺术节是否在实践过程中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实惠，或者也像眼下一些城市热衷于主办各类运动会，大搞“运动会经济”、最终折腾的老百姓鸡犬不宁，便不得而知了，唯一能看到的是，芬的那位侄子在当日检查完工作后，去了“高级饭店吃饭”，从语气与用词上揣测，芬对此多少有些不爽，不要忘了，她可是一位“老愤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