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抵万金
20年前的中国，电灯、电视对于普通的城乡家庭而言，已经不算什么新鲜的东西了，但电话却迟迟未能像前者一样迅速普及，至少像芬这样的丰裕之家，还没有私人电话可用，更不用提今天的即时通讯工具了。在这种境况下，书信便在个人、家庭、社会组织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很难想象，在一个电话尚是“奢侈品”的时代里，如果连“通信”都不自由，那么每当“洛阳亲友如相问”，又该如何回答呢？恐怕只有“凭君传语报平安”了！好在芬知书达礼，她自告别长沙到达昆明之后，便一直与远在南昌、苏州、上海、北京、长沙等地的亲人朋友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在这些书信中，有的是礼节性回复，比如在达到昆明之后，芬便写信给长沙的泽寰，告诉他们自己已平安抵达，这仅仅是一种礼节性的告知。但在一个通讯极不方便的年月里，这样的礼节性告知却尤为重要。我至今还记得20年前每当我的伯父回家探亲返回城市后，我们一家人最期待的就是他回去后寄来的那封平安信，有时候一个月都还没有见来信，祖母便会催促父亲去生产大队的办公室（那时候信件都会投递到个人所属的大队村部）不断地询问，直到有一天终于来信了，全家人便围坐在一起，看着父亲小心地拆开信封，一字一句地读信中的内容，大凡读到“尊敬的母亲大人，我已于X月X日平安回到X市”，全家人方才松了一口气。但是也有“报忧不报喜”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伯父、伯母一行走后近两个月了还没有回信，一家人正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忽然村部里的支书拿来了一封信，父亲接过来一看，果然是伯父的来信。但这一回伯父在信中写道，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回信报平安，是因为在返程的路上车子抛锚，出了意外，所幸的是人员无恙！即便这样，年事已高的祖母也被吓的老泪纵横，她立即嘱咐父亲写信给伯父，询问具体情况到底怎样，到底有没有人受伤，这样一来二去，大约过去了半年时间，大家才算惊魂初定。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里，如果连最起码的通信都无法保障，那些日夜牵挂亲人与朋友的灵魂，该是多么地孤独无助！
芬在昆明的第一封信写给了长沙的泽寰，此后她肯定还给远在南昌的儿子环写了信，但具体是什么时候，芬并未在日记中说明。只是12月5日，她收到了儿子环的来信，在这封信里，令她感到高兴的事情很多：
“下午接到环寄来的信并附有广文给奶奶的信，看后大家都为我们高兴，特大喜讯有数桩：1、雅年调到无链公司，具体工作待分配；2、院里派工人将各户的铁门铁窗刷了油漆；3、环从单位请几个民工将各室的墙壁粉刷并漆了墙裙，这工程真庞杂，真不容易，也真够他俩累的，够辛苦的，应待会嘉奖；4、他们在百忙之中还为我洗被钉被，这是雅年的功劳，并感歉意和谢意；5、广文有所进步，领到数个奖励的本子；6、燃气管道及仪表都已装配齐全只待送气。”（1991.12.5）
这些事情让芬感到特别高兴，因为这都是一些“好”事情，儿子将家里装饰一新，儿媳有了更好的工作，孙子也进步了，各方面的生活都在改善。作为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还有什么比这更令她感到宽心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事情势必得到周围亲朋的羡慕和称道。五天以后，芬便给环写了回信，第二天，又给“苏州嫂和成妹”写信，没有写完，第三天早上又继续写。直到12月13日下午，芬才前往邮局，寄出了给儿子环及苏州亲人的信件，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并未提及。12月15日，整个大家庭在哥哥的家里聚会，芬自侄女泽莹处得知，“本周星期二环和她通话，得知雅年干总务工作，每天左院内车，倒方便。”（1991.12.15）泽莹和环——表兄妹之间的“通话”借助的是“共用资源”，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次“通话”，芬若想得知儿媳雅年工作变动的具体情况，至少得等到环的下一封来信。
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在旅居昆明的日子里，芬在日记中提到“写信”二字的，就高达三十多处，光是买信封，每次少则十个，多时则一次买二十个；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芬对写信的事情都一笔带过，没有详细罗列信中内容，但可以推测的是，这些来来往往的信件，必然和芬的日记一样，尽是些家长里短，嘘寒问暖之事，无所不微、无所不及，这一点，应该和芬谨慎持家、严谨细致的性格一脉相承。
所谓“家书抵万金”，在那样一个“信息革命”远未到来的时代里，芬和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一样，都是靠着一封封贴满各种邮票和盖满了象征“国家主义”邮戳的书信来维系彼此感情，虽然一封信从寄出至收到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也有很多人很多事就因为这个“漫长”的等待而被耽搁或者迟到，但无论如何，这一封信里所传递的脉脉温情却是现代通讯手段所无法代替的。二十年前，“思念”就是儿子千里之外寄给母亲大人的那一封嘘寒问暖的家书，多少旅人游子，或者在边关哨所，或者在案头灯下，或者在高墙大院里，一字一句写下问候、关心、喜欢甚至愤怒，写下他们对于人世间的一切苦辣酸甜，然后通过爬满绿漆的邮筒，将各自的期待寄到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世界看似懒散缓慢，却有别样的温暖在流淌。二十年后，当世界成了“平的”，当一个电话一条短信就能将咫尺天涯缩短成纳米距离，虽然表面上的人际联络畅通了，但内心深处，却再也没有了那种“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惬意和深情。人情寡淡，世情冷暖，一封家书，一目了然。
居家生活
总体来看，芬旅居昆明将近300天的日子里，生活可谓平平淡淡，跟居家日常没有什么两样的区别。在南昌的时候，芬每天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带好孙子广文，到了昆明，她每日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同样是照顾孩子——志勇的女儿小淳淳。但是芬的性格一向是属于严肃的那一类，她不喜欢不听话的小孩，在一则日记里她这样写道：“整个上午都陪着淳，上午她就要穿短袖，奶奶（指芬的嫂子——笔者注）不同意，她就坐地哭闹，别人给台阶下，她执意不起来，这孩够犟，这是我见的孩子中最犟最任性的一个，实在有点看不过去，就是缺‘打’！”（1992.4.30）看到这一段日记，笔者也有些哭笑不得，觉得芬多少也有些“孩子气”，因为对一个小孩子而言，她懂得什么是“台阶”呢？用一个大人的眼光的去要求乳臭未干的孩子，是不是太苛刻了呢？
除了照看小淳淳，日常生活中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打麻将。在芬的日记中，麻将有着各种各样的称呼，一会儿是“围城”、“围长城”，一会儿是“修长城”、“筑长城”，一会儿又成了“搬石砖”，称呼之多，实在令人眼花缭乱，但芬是否在快乐的麻将中悟出了“分鱼与分饼”的“麻将政治学”（熊培云语），就不得而知了。
麻将之外，芬毕竟时时刻刻都在享受着作为一个客人应该享受的待遇。在近一年的旅居生活里，芬在各位亲朋的陪同下，隔三岔五上街购物、饭桌上三菜一汤顿顿不缺自不消说之外，还游览了几乎所有的昆明市知名景点。如1992年3月3日，芬和嫂嫂一起去参观了省博物馆，3月16日游览了圆通公园，观赏了樱花，芬在日记中写道：“我能基本上辨识樱花、海棠以及桃花，此也是一大收获。”（1992.3.16），3月22日芬于哥嫂“三老“商量好次日去游览皇殿山，果然如约。当日的日记写道：
“……我洗苹果，并将水壶沏好茶，整装待发，吃完面条已近10点，乘10路车，……到皇殿山脚下已11点20分，我们顺公路爬上山，到皇殿已11点50分，太和宫皇殿较之八五年，除殿周栏上外，无甚改变。可是又开辟了一些新游览区，如钟楼，明朝永乐大钟建起了塔式楼，铜钟吊装在楼顶上，钟高3.5米，直径6.7米，重量14吨，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其他如杜鹃园、菊花园、鹦鹉园、水景园，这些我们都走到了，只可惜，艺术节后茶花盛开期已过，未得进入各园观赏盛景，回来路经一、二、三天门下山，在停车站等车。”（1992.3.22）
4月13日，游览了悬华寺，“这里并无寺庙的特点，既无神仙佛像，又无和尚（过去有），中间大都为庭院式的公园，有亭台和迂回的长廊。”（1992.4.13）5月2日，又游览了海埂公园，芬在归来后的日记中写道：“首先观光傣族村，脱鞋上傣族楼，民居楼，风情楼，波水亭等，在休息亭吃些水果又继续游，这些傣族村的突出建筑物即风情塔，为白色塔，周围有银色铃，主塔四周有40个小塔，龛有金色小菩萨，塔尖有银铃，风吹玲动，叮当作响。在此留影随后又来到白族村，（由）牌坊门进入白族村，参观了扎染刺绣，由于时间的关系，其他仅看看其楼外观未入内，这里的标志有三塔，在此都留了影。其后就步行到海埂，看到滇池壮观的外貌，对面有西山的全貌，滇池最宽广处望不到边，像是浩瀚的大海，即所谓的‘洱海银苍’。海埂公园面积虽不大，但也颇别致。逛完了公园正准备上公路等公车，广播传来有去大观楼的驳船，正好上船。既游览了滇池又可上船歇脚，又免去站等公交之苦，真是一举三得。大家都都满意，乘船游览滇池约一个钟头，到大观楼时正门已关上，改走侧门，到家已近8点。”（1992.5.2）
紧接着6月12日，芬和嫂嫂又游览了龙潭，但“潭水有一个干涸，另一个很脏，无甚值得观赏，总的印象不及85年时所见，沿途车多灰大，得不偿失。”（1992.6.12）及至7月和8月间，又参观了石林及筇竹寺。从1992年春天到夏天，对芬来说可谓一段相当不错的“优游岁月”，大凡她仔细游览过的景点，都会仔细记述，并不时发表一点零星的意见。从这些经历来看，在兄嫂家中，芬的确得到了相当“高规格”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