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拼接的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命运
1、自杀者
四月的一天，访问者乘坐国铁在须磨站下车后，沿着公路朝稍微偏东方向的一个叫兵电的地方走去。正是樱花初开时节，空气中充满了好闻的花香。
穿过一座立交铁桥，一个古老的日本式庭院出现在访问者眼前。
庭院依山而建，有谷、有河、有池，都是巧妙地利用斜坡设计的。最早的时候，这里是一个金融业主的别业，大概六十年前，这里成了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在神户的临时居所。
访问者是来此地找一个叫鹤子的女人的。大约三年前的秋天，访问者曾短暂拜访过这个女人，并与她进行了一个下午的交谈。那次，女人向他说起了少女时代在康家做女佣的一段经历，以及与主人一家发生的情感纠葛。
如果访问者的记忆没有发生差错，那么鹤子这一年应该77岁了。
接待访问者的是鹤子的女儿绫子。绫子告诉他，老人已在两个月前自杀去世了。那天早上，她母亲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一点也看不出一个老妇人的老态龙钟，临出门时她对女儿说——她一直和女儿一家生活在一起——她要到附近的王子公园散散步。但一家人等到天黑她也没有回来，后来他们在铁轨上发现了她的尸体。公园在家的这一边，她怎么走到了相反的须磨方向呢？是因为耳聋，还是腿脚不太灵便的缘故？访问者猜测道。但绫子没有再说下去。她说母亲留下了一封遗书。
“遗书？”访问者的眼睛发出光来。
绫子展开一张折叠得很好的纸，上面草草写着这几个字：
“生活的煎熬已使我身心憔悴。”
这一结局并没有让访问者感到十分的意外。他想起了三年前那次访谈结束时，鹤子说的那番话：
“现在我把背在身上的沉重的命运的包袱全放下来了，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回想起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和以后的苦难生活，已像走马灯一样一幕一幕过去了。”[1]
2、天纵远游
在康有为日后的回想中，1898年的那个初秋肯定充满着萧杀和血腥之气。9月21日（农历八月初六），忠于慈禧的军队开进了城，才推行不久的新政即告夭折。西太后临朝听政，下谕抓捕维新人士，变法领导人康有为自是首犯。但他提前得到了友人密报，在把文件和书信匆匆托与弟弟康广仁后，于前一日已秘密出逃到天津，登上一艘英国轮船经上海直赴香港。
康有为仓皇出逃的经历，在其女儿康同壁多年以后的讲述中，已成为天地冥冥自有神佑的一个明证：
他原本是打算乘坐招商局的海晏轮离开天津的，临走时又决定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慈禧电令直隶总督荣禄、两江总督刘坤一全力辑拿。荣禄派飞鹰兵舰追赶，飞鹰兵舰的速度比重庆号快一倍，可是兵舰的煤不够了，只好半途折返。荣禄向上海道﹑烟台道发出“截搜重庆号，密拿康有为”的密电。恰好烟台道有事外出，随手把电报塞进了口袋。等他返回，重庆号已经开走。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密令上海道蔡钧“逐船搜查必获”，蔡是一个贪功争耀的能吏，做事张扬且细致无漏，得到密电在上海铺开了一张大网，亲自坐镇吴淞竟夜等候，凡来自天津方向的轮船都要上去搜查。上海的维新人士看见许多兵弁守在那里，以为康有为这一回是死定了，痛哭而返。但蔡钧过于积极的举动引起了英国驻上海领事的警觉，当重庆号甫抵吴淞口外，一个叫普兰德的英国人找到康，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旨拿给他看了，护送他坐一艘小型蒸汽船船登上英国军舰埃斯克号（Esk）。而此时，上海道派来搜拿的兵丁已经登上了重庆轮。[2]
康有为确信，皇帝已经死了，“紫微移坐帝星沉”，他这个孤臣还有什么理由苟活呢？英国人劝他，皇帝的死讯还没有证实，还是忍死须臾。康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但他在上海写的遗书还是流传了开来：
我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而救之，乃蒙此难。惟来人世间，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经患难，无有厌改，愿我弟子我后学，体吾此态，亦以救人为事，虽经患难无改也。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到此亦无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报，为可念耳。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九日 康长素遗笔[3]
后来康这样对他的家人说，这次脱险他有十一个可死的关隘，只要碰巧撞上一个他就没命了：假如皇上不催他立即离京，假如迟一日出京，假如在天津搭不上轮船，假如追来的兵舰不是因为缺煤折返，假如烟台道不外出，接到电报就派兵截拿，假如不是上海道过于张扬的抓捕行动促使英国人提前下手把他带离重庆号……似乎每一个偶然的闪失，都有可能让死神降临到他的头上，让他的命运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而他之所以不死，乃是因为天降大任等待着他去完成。
在香港，康有为远远地注目京城，无奈而悲凉地看着这幕世称“百日维新”的大戏落下帷幕：皇帝被囚瀛台，太后再次训政，“六君子”人头落地——其中包括他的弟弟康广仁。本该是剧中人的他现在像一个局外人一样看着他人流血，这不能不让他有种负疚感。尤其是他的弟弟，简直死得毫无意义。康有为的父亲去世前，曾把这个聪慧的弟弟托附与他，康有为离京前，本来完全可以带上他，但出于某种自私的念头，譬如为了让弟弟帮他处理因仓促出逃未来得及带走的书籍和财物，他还是让弟弟留在了京城。他的这一决定不仅违背了自己对亡父许下的诺言，更是直接让弟弟成为失败的改革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牺牲。因为据可靠的记载，广仁并非新政的核心人物，他只是有可能出于对乃兄的无条件的信任介入了某些反政府活动的外围活动。广仁死时才三十岁，留下了一个仅八岁的女儿。在日后的一首悼亡诗中，康有为为自己的疏忽断送了弟弟性命并未能亲自安葬深感愧疚：夺门白日闭幽州，东市朝衣血倒流。百年夜雨神伤处，最是青山骨未收。几天后，康有为的妻子、女儿、若干个妻子及广仁的遗孀和女儿抵达香港，尽管凄惶之状不可方物，但一家人度此劫波后总算重逢了。为了不让母亲过度悲伤，康有为没有把弟弟的死讯告诉她，只说广仁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了。
康有为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就是从这个秋天开始的。这年10月，惊魂甫定的康带着三名弟子一名随从踏上了东去日本之路。他是在发出“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的密电后得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之邀前往的。根据康的说辞，大隈确信康果真奉有密诏出外求援。他被允诺将会受到“适当的保护”。显然，由于不明康的政治地位及他宣称的手中密诏的真伪，日本政府过于放大了康的政治影响力。[4]赴日不久，大隈内阁的倒台使他再也呆不下去。新内阁认为，中国的维新运动已经失败，维新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已经难有作为，因此对康的态度十分冷淡。来年春，他取道加拿大，踏上了游历欧美的旅程。眼看在国际上寻求最高层支持的努力无望，他便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加拿大。在那里他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保皇会”，并获得了七千多美元的损赠和一个作藏身之地的小岛的使用权。
庚子年席卷整个华北的大规模暴力活动，在康有为看来是一个实现保皇理想的大好时机。当时他已定居新加坡，在东南亚、加拿大及美国一些华人朋友的支持下，他决定在内陆的一些省份采取武力行动。但资金、军备的缺乏和康本人军事上的毫无经验，使起义很快夭折了。1901年12月，心力交瘁的康有为前往印度，几个星期的跋涉后，到了印度北部山城大吉岭，此处距喜马拉雅山不过80公里。他最宠爱的二女儿康同璧是年19年，在国内闻知父亲到了印度，这个弱质女子沿着公元七世纪的高僧唐玄奘的取经路，孑身独行，前去与他父亲汇合。——“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这自况诗里隐约可见乃父之神韵。[5]
在大吉岭，康带着女儿骑马攀登喜马拉雅山南麓，观赏雪景，呼吸山间的新鲜空气，在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这块高地体验了一段非凡的探险生活。这一段清闲的隐居生活，他的身体看起来恢复得不错，但心情的沉重似乎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在写于这一时期的乌托邦著作《大同书》的开头部分，他把世界描绘成了一个巨大的监狱：“苍苍者天，搏搏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在他看来，这世上的人困于“六大苦”：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及人所尊羡之苦。人只有解开这六道悲苦的枷锁，才能真正进入大同世界。在晚清政治的险恶江湖中，他就像个兴致盎然喜欢搏浪激水的理论顽童，毫无顾忌随意挥洒着他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但康有为并没有过度沉缅于玄学天地，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促使他给朋友兼学生梁启超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长信，呼吁恢复皇权——即使这个皇帝是满族人也无所谓。此时的梁启超年届三十，正流亡日本，他的思想已超越乃师，从一个君主立宪运动的中坚一变而成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拥护共和制的明星。在他眼里，社会的动力已经变为“民族求生存的奋斗”。梁以及支持者们喊出了排满的口号，他们甚至主张在中国南方建立独立的革命政府进尔取代满清政权。康毫不客气地在私函中申斥以前的战友“流质易变”。[6]
面临着被时代抛弃的危险的康有为从大吉岭下来就差点遇上一场暗杀。这场未遂的暗杀案的另一个主角是横滨华侨出身的文人苏曼殊，一个日后写出《燕子龛诗稿》的著名诗僧。这一年——1904年——他21岁，忍受不了惠州的贫困生活，就偷了师兄的度牒逃到香港，住在《中国日报》社（他启用别号曼殊也当是从这个时候起）。他试图用手枪暗杀一度逗留在香港的康有为，幸被陈少白阻止未遂[7]。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普遍流行暗杀，有证据表明，康有为在他的弟弟康广仁被杀害的那段郁闷日子里也曾计划过刺杀慈禧，甚至改革派也认为暗杀行动可以迫使上层进行有利的变革。康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也差点成为这一时尚的牺牲。
从1904年到1910年，康有为成了一个超级旅行家，他游历过的地方计有：罗马、米兰、巴黎、柏林、哥本哈根、西点、黄石公园、盐湖城，蒙特卡洛，阿尔汉布拉，菲斯、乌普萨拉，特隆赫姆，康提，卢克索，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等，每到一地必住最豪华的酒店。而这不过是他到过的一小部分地方。他这些年游历的金钱是无法计算的，因为那是一个实在过于庞大的数目。他到处跑来跑去，用梁启超的说法是生性好动和无家可归之感。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在有意无意地模仿少年时代上就景仰的先秦哲学家孔子。孔子周游列国寻访有道之君未果，以其余生就乱世的人生与政治问题著书、讲学，这是他最为现成的人生楷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