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窗前的露水与雾”
三个月后，当鹤子姑娘收到康有为的中国来信，邀她前去作客，她不顾父亲及家人的阻拦，与他们大吵一场，几乎是赌着气上路了。
这时已经到了1914年的初春，康有为葬毕母弟已从广东回到上海。年初，北京政府对十六年前那场未竟的变法的死难者进行了隆重表彰，袁世凯此举或许是为了抚慰康有为，为邀他前往北京任职作一情感上的铺垫。但康拒绝了来自北京的这一邀请。他在上海安顿了下来，在法租界寓园路赁屋而居，继续过他读书写作的日子，并像一只警觉的老狮子一般时刻观望着民国初年风云诡谲的中国政坛。
一场伴随着大雪的寒潮中，18岁的鹤子姑娘来到了上海。尽管她想像过上海，按着康家人的描述一次次修改上海的面容，但当她一下子面对这座有着许多高楼和西洋市政设施的“东方魔都”，还是感到了巨大的震撼。在这之前。她见过的最大的城市是神户，甚至京都——父亲多次答应过她要去——都没有到过。这里和她以前的生活世界相比，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漫天的雪花落着，刚到地面就被喧嚣的热力融化了，街道上空笼罩着一层白茫茫的雾气，就好像这个巨大的都市在喘息。头发上雪融后的小水珠还晶莹地闪亮着，鹤子已经走进了座落在法租界寓园路192号天游园的康公馆。
康公馆包括一幢砖瓦结构的西式洋房，一幢纯中国式的房子，还有一些附属建筑。庭院还有池塘，墨绿的池水里伶仃地立着几根荷梗，临水照影，一如凌乱的中国草书。鹤子还看到长长的走廊里挂着一长排的日本风格的灯笼。以后她会知道，因为康有为喜欢日本风味，这些灯笼都是花了不菲的费用从日本托运来的。
让鹤子欣喜的是又看到了何金兰。何金兰拉着她的手亲热地嘘寒问暖，还问她路上的见闻，说话间却控制不住地咳嗽。她咳得是如此剧烈，有一阵几乎要憋得背过气去，让手足无措的鹤子一颗心都悬了起来。鹤子注意到，几个月不见，她似乎瘦了一圈，脸色却愈发的灿若桃花。不一会，何金兰推说头痛，先上楼休息去了。在康家人的引领下，鹤子又一一见过了康有为的正房、第一夫人张妙华，第二夫人梁随觉，还有其他的家人，七七八八加起来有十来人。她这才知道，何金兰只是康的第三个夫人。
这里似乎有必要交待一下康有为一生中并不太复杂的婚姻生活：起初，他对自己的包办婚姻显然很感满意，但他的正房张妙华为他生下的五个孩子中，竟然两女一男夭折（三女、四女和长男），只留下长女同薇和次女同璧。1897年，康快满四十岁时又娶了梁随觉为第二夫人，在槟榔屿期间，梁氏为他生下的一子（次男同吉）不辛夭折，后又生下三女一男（六女同复、七女同环和三男同 * [上竹下钱] ）。第三夫人何金兰出现在他身边是1907年的春天。那年，这个随父称居美国的广东姑娘年方十七。康有为在纽约国民宪政大会上对北美华侨的演说，触动了这个少女的心。当时的康正考虑找一个通晓英语的女子为伴，一来可以让列国之游不致于太过寂寞，二来呢，也可以对访问游说有直接的帮助。于是在朋友们撮合下，快五十岁的康有为又一次做了新郎。何金兰几乎是心甘情愿地嫁给了康，做了他的第三夫人兼生活秘书。当张妙华和梁随觉在香港陪着她们的婆婆时，康正带着她年轻的第三夫人飞来飞去在世界各地旅行。每到一地，都由何金兰做翻译并提供生活服务。1908年，何金兰为康生下了四男同凝，但随后她生下的两个女儿也都夭折了。
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康有为的三位夫人共为他生下四男九女。其中长男、次男夭折，三女、四女、八女、九女也夭折，因此眼下的康家，本是三男、四男的同* （上竹下钱） 和同凝在子女序列中就成了长男、次男。
鹤子很快就熟悉了康公馆，甚至那些厨师、男仆、女佣，那两个头上包着卷起来的白布、满脸络缌胡子的看门的印度人，她也都熟络了起来。但她从来没有见过大少爷，二太太生的同 * （上竹下钱）。后来她知道，大少爷在念大学，平常都是住在学校里的，连星期天也很少回家。没事的时候她会怔怔地想，那个据说和自己同岁的大少爷，不知是个何许模样的人？
鹤子在康家几乎像个客人，她基本上没什么事可做，重活粗活都有有下人做了，只是拿着鸡毛掸子扫扫家俱上的灰尘。教英语和钢琴的家庭教师来了，她就和康家的孩子一起学习。
随着时间流逝，鹤子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生活上也习惯起来，不再太想家，不再感到寂寞。当康的长女同薇去日本新婚旅行时，她还陪同前往。就在那次回国的时候，他还跟随着拜访了有名的前首相大隈候爵，这在从前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第一次进入康有为的书房，鹤子几乎吓了一跳。那么多书！简直像个小型的图书馆了。书房的角落和博古架上，还摆放着一些古董。康告诉她，这些书画古董，每一件都称得上价值连城。每次进出书房收拾，鹤子都踮着脚尖不发出一点声响，以免打扰了沉思中的康先生。康有为在书房里总是伏在桌子上用毛笔写着什么，有时写着写着就揉成一团扔到字纸篓里。有时，他又会把纸团捡起来，皱皱眉头，好像很无奈很焦躁的样子。鹤子要去开窗，康总是挥挥手阻止她这么做，因此书房里的光线总是昏暗的，如同一口孤立于外面世界的深井。有一次她正在擦拭书桌上的灰尘，书架嘎嘎地转动起来，她目瞪口呆地看着书架移到九十度角的位置不动了，露出里面一个有着简单陈设的密室。康有为从那一边的密室走出来，对着她笑。康告诉她，是为了随时提防袭来的刺客才建造了这间密室，在康公馆里知道这个机关的人也没有几个。康有为还把着她的手教她如何操作这个机关，只要转动书架的某一部位，书架就开始转动，这样就可以逃入隔壁的密室了。
但平静的生活因两桩接踵而至的丧事被打破了。先是康有为姐姐的死，到了暮春，患上了猩红热的三太太何金兰也去世了。她还只二十四岁，花儿一样的年龄，但在病床上的最后日子已经瘦得脱了形，就像一具干枯的木乃伊。当亡妻撒手西去时，康有为一定回想起了他们在欧洲各国如同一对神仙伴侣一般游历的日子。何金兰去世后，接连几天他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仆佣送进去的饭菜也几乎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出来。当他重新在家人面前，他的脸瘦得厉害，脸上的胡子像杂草一样疯长了。看来这最小也是他最疼爱的妻子的去世对他的伤害不轻，回国后他本已郁闷不堪的的心情变得愈发的沉重。
时间是疗治痛苦的良药，到了夏天，康有为终于从何金兰去世带给他的颓败情绪中走了出来。他开始带家属到周边的苏州、杭州等城市游玩。他几乎是在有意识地忘记从前。进入盛夏，上海热得像火炉一般，他便带着鹤子去了青岛。在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他买下了一幢别墅，也名之为“天游园”。鹤子姑娘愉快地陪他去海滩进行海水浴，湛蓝的海水让她想起了须磨的海岬。有时，鹤子也陪他一起骑着毛驴到他喜欢的古庙古寺去，听他与僧侣们说佛法，并参观历朝历代留存下来的书法碑林。
在康家人眼里，鹤子这个日本女子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了康有为的第四任夫人。鉴于不久前第三夫人何金兰的去世，他们一致认为康这么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要疗治一个女人去世的伤痛，最好的法子还是女人，尤其是年轻貌美的女人。但鹤子知道，自己与康，还算不上真正的夫妻，因为他们从未真正同房过，也就是说没有行过实质性的性事。在这一点上，鹤子很不幸地成了传统中国养生术的一个牺牲。曾经有着强大的繁殖力的康，奔波大半生且在坠入老境之年在性事上可能已每况愈下。对残生的珍惜和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恐惧，使他长久以来就规避男女情事以防体力上的过度透支。这一物质性的吝啬势必也伴随着情感上的吝啬，说实话，他对从少女时代走向女人的鹤子的关心，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灵上，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
当鹤子即将在康家度过她二十岁的生日时，一个偶然的机缘，一个青年男子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康有为的长子康同 * （上竹下钱），康的第二夫人梁随觉的儿子。这年他也刚满二十岁，是上海一所大学的在读学生。鹤子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和大学生有的私情。一次家宴后？漫长的假期的一个下午？还是他父亲不在的一个夜晚？她敏感的唇和肌肤所能记得的，只是那一次次甜蜜的颤栗、夜色中紫藤架下的拥吻和不为人知的隐秘的快乐。如果说这么些年和康家人的交往中，康有为带给她的是父亲般的沉重和慈爱，那么则是这个大学生唤醒了她的身体，唤醒了她自己也不知道的潜伏的灵性。这乱伦一般的上海之恋啊，这暗夜里销魂的汗水和喘息，鹤子自己也不察觉的，自己已从一个青涩年纪的女孩，几乎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水色荡漾的女人。如同所有不伦的欢乐都要付出代价，当鹤子觉察到身体的某种不适时，她已怀孕数月了。当她把这一消息告诉大学生时，束手无措的大学生吓得脸都白了。
无可奈何又在情势之中的，1915年（大正4年），鹤子结束在中国的生活回到日本，不久生下了女儿绫子。其间康有为曾数次写信要她回中国，但内心的负疚之感使她再也不想踏上去中国之路。几乎可以想像这个单身母亲回到国内后的苦难生活。她带着孩子投亲靠友，遭尽白眼，有时给人家帮佣以维持生活。迫于生计，后来她嫁了人，并有了一个儿子。她不幸的生活注定要在女儿身上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因家境贫寒，女儿绫子小学毕业就去学裁缝了，后来结了婚，婚后生活也不是十分的如意。
1939年（昭和14年），鹤子得知康同 * （上竹下钱）托到日本的朋友四处打探她的消息，但她悄悄地搬了家，把自己的身世继续隐匿了下来。以后的岁月里，她对自己和康家的交往一直都守口如瓶，她要让那件不体面的事永远地烂在肚子里。
沉重的生活已让鹤子成了一个头发灰白、腰身佝偻的老妇人，似乎岁月的砂砾已经把她身上所有的水份都挤压了出去。有时回想前事，真如恍然一梦。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一朵花，一瞬间灿然的开放之后就是世界的永夜，永远那么的黑漆漆，看不到来日里的一点光。
她老了。当康同 * （上竹下钱） 去世的消息传来，令她奇怪的是，她好像听到的是一个陌生人的死讯，几乎连一滴泪都没有流。原来，她还以为自己会嚎淘大哭呢。但那个曾经带给她如许盛大的快乐的男人，在她的生命里真的是可有可无的路吗？不，他，包括他的父亲，那是两个塑造了她的一生的男人。他们改变了他，塑造了她，又把她远远的抛开。而她只得一个人在被他们修改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老。她说不出对这两个男人是恨，还是爱。
孤独使她渴望倾诉。她需要讲述这些故事，并在讲述中确证自己的一生。要不是这样，她怕苦自己的一生真如草尖上的朝露。这样，直到她七十四岁那年，那个有着历史考据癖的访问者的出现。她记得，那是一个樱花迅速颓败的季节，下着雨，空气中都是花瓣沤烂的气息。
此后令她欣慰的是，绫子开始了与她在台北的同父异母兄弟的通信。这血缘上的一点系连让她确信以前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一场梦。而绫子和她的同一个父亲的弟弟的信件、以及她跑去台北的相会，似乎就是世纪之初那场上海情恋的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