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来看，1898年6月在京西颐和园的两个半小时给康的一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自那次觐见光绪皇帝后被任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他就丝毫没有动摇过对皇帝的忠诚。游历各国的时候，他以光绪皇帝的私人代表自居，自认为受四万万人托命，是个世不二出的救世主。在《欧洲十一国游记序》中，他以一种不无夸张的口气说到自己的担负的责任，就像传说中的神农氏，他要尝遍百草后为中国找到药方：
“天其或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耶？其将令其揽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色味，别以良苦，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使中国服食之而不误于医耶？则必择一耐苦不死之神农，使之遍尝百草，而后神方大药可成，而沉疴乃可起耶？则是天纵之远游者，乃天责之大任，则又既惶既恐，以忧以惧，虚其弱而不胜也。”[8]
俨俨乎，他是那个天纵远游、要为中国找到起草回生神药的神农氏了。
考察康有为的流亡行迹，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1898年9月）至光绪三十五年五月（1904年六月），除了在英国和加拿大短暂的逗留外，他一直在亚洲。此后到宣统元年春（1909年），多次游历欧美各国，共计：12次过比利时，11次进德国，7次游法国，8次游英国，4次游加拿大、瑞士等国。自宣统元年8月至民国二年秋（1913年），康已感天地无可游者，“大地辙环吾倦矣”，他不再远游，先居新加坡，再迁至日本须磨，时欲归国。
1911年的日本之行，是这个超级旅行家十六载海外游历之最后一站。自此以后，他将再也不出国门一步。
3、鹤子
生于明治三十年（1897年）的鹤子姑娘这年十六岁，正逢美艳而短暂的豆蔻年华。她的老家在南部的淡路岛，一个被蓝色海水簇拥着的小岛。甲午战争后，她的父亲来到神户，在市政府担任一个低级职员，她也跟着来到了神户。经一个远房婶母的介绍，十六岁的鹤子来到了康家做女佣。
康有为来到神户当在1911年晚春，他从新加坡赴香港探母之后。开始他住在广东同乡麦少彭建在须磨海边的别墅“双涛园”，第二年樱花开时迁居到了须磨寺附近，原上兵库地方小西先生的别墅，并自号为“天风海涛楼”。
康有为带着他年轻的第三任妻子兼秘书何金兰（又名何旃理）开始了这次旧地重游。山川历历，杂树生花，岁在辛亥的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四岁了。十余年来，如同一股没有定向的风东流西窜，曾经心雄万夫的康圣人不会没有英雄迟暮时不我待之叹喟。亡弟广仁的女儿考上日本女子大学了，这消息让他既是欣喜，又不由得想起戊戌年的那些亡魂而心生伤悲.。而在“双涛园”中与门人梁启超的再度聚首，更是相对如梦寐。在一首诗的副题中，他这样写道：“与任甫离居者十三年，槟榔屿、香港一再见，亦于今八年矣。儿女生于日本，皆不能识。相见如梦寐。”
但这份伤感又不乏愉快的心情很快就消弥于无形了，武昌十月起义的消息及随后发生的国内暴乱使他心忧如焚。因为这一系列事件把他和平过渡到君主立宪的计划彻底打乱了。他在给一位向他电告武汉起义的朋友人回信中说：“大变若此，忧心如焚，欲握管相告而不及也。”[9]他还是固执地认为共和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而完全的君主立宪又与形势不相符，作为变通，在随后写下的《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章中，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虚君共和”的理论框架：在这种制度下，君主通过世袭的方式使国家得以延续，但不拥有实际权力，这个充当象征性角色的，可以是满族小皇帝，也可以是孔子的后裔。
1912年清廷皇帝的退位，逼迫康有为接受了走向共和这一似乎是必然的现实。他在写给支持者们的信中表示，尽管对不幸的流血事件深感遗憾，但中国毕竟有了自己选择的共和制度。但他没有即刻返回中国，而是留在日本继续他的写作和研究。据说，此时他与梁启超的关系已相当紧张。1912年秋天，当梁启超作出回国为新的国民政府效力的决定时，康有为与这个昔日门生之间的裂隙几乎是完全公开了。但康有为后来得知，梁的归国之旅并不像想像中的那样顺利，船到大沽口，由于风高浪急不得入港，有三天时间，他那个以善变著称的学生只得在狭小的船上眼巴巴地遥望中国海岸。这个不祥的征兆，似乎预示着在未来的时日里，归与不归，变与不变，他们所抱的希望都将在莫测的前方幻灭。
十六岁的鹤子姑娘并不知道康有为是何方神圣，她甚至不明白，这个上嘴唇留着两绺威武的灰白胡子的老头为什么娶了一个如此年轻漂亮的妻子。她第一次去康家，在装饰一新的寓所房间里看到何金兰，心想这这屋子的女主人真是太年轻了，比自己都大不了多少，说她是康有为的女儿还差不多呢。
这幢房子虽是日本式样的，但榻榻米上铺有地毯，地毯上放桌椅，房间还是按西洋风格布置。鹤子在康家的日常工作是打扫房间，把客人引进客厅、传话等。康家有不少客人，中国人居多，也有不少日本名流。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经常来访，但隐隐觉得他们都是一些相当了不起的人物。后来她才知道，康有为在中国是能与皇帝直接对话的数一数二的伟大人物，这使男主人的形象在她眼里陡然高大了起来。
鹤子很快熟悉了康家的其他人：康有为年幼的儿子康同凝，女仆张喜和日文秘书阮鉴光，此外还有两个中国厨子。她以乖巧和勤快很快博得了这一家子的喜欢，连一向严肃的康圣人看着她时，眼角也是弯弯的盛满笑意的。
在须磨，康有为有时参加神户华商在神阪中华会馆的茶会，并发表没有多少观众的讲话，有时和梁启超等门人及当地侨民恳谈会餐。心情好的时候，他也会和他年轻的妻子一起到布引的瀑布那儿去游览，或到诹访山洗温泉浴，并从那里北望神户港的景色。最远的一次，1912年的深秋季节，他们结伴跑到了京都，去参观了著名的寺院佛阁、庭院和壁毯。更多的时候，他住在须磨的“天风海涛楼”里，写字，作诗，沉思，或在鹤子姑娘的搀扶下到须磨寺前的大池边及须磨海边散步。
这样过了两年，鹤子已经喜欢上了在康家的生活，这个聪慧的姑娘甚至都能自然而然地听懂康有为满口的广东话了。但到了1913年11月，康有为作出了举家迁回上海的决定。起因是他83岁的老母去世了，灵柩一直停放在澳门，作为康家的长子，康有为决定奉母灵归葬康家墓地，以尽人子之孝。同时他还想把弟弟广仁的遗骨从北京接到老家安葬。1898年那个伤心的秋天，康广仁在菜市口处斩后，是一位广东同乡的忠仆，把他的头缝接在尸体上草草安葬的，尸体一直没有弄出北京城。康有为希望，母弟灵柩的归葬能够让多年来噬咬他内心的负疚得以稍减。而没有说出一层意思是他累了，十多年周游列国一事无成，他已深感“大地辙环吾倦矣”。天地虽大，对五十六岁渐入老境的康有为来说，早已没有了早岁壮游的豪情与心志。而此前不久，先期回国的梁启超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的消息，也促使他下定了归国的决心。虽说城廓依旧人民非，但康有为并没有丁令威式的黍离之悲，这个固执的人一直以为自己站在时代的前沿，十六年前如是，十六年后也依然如是。
定的船票是十一月。康有为希望鹤子姑娘能和他们一家同船去中国，甚至何金兰和年幼的儿子同凝也很希望她能去。如果不是公务员父亲的反对，鹤子也真的就跟他们走了。对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来说，中国，是多么遥远而神奇的国度！敏感的少女已经预感到，在康家呆的这两年将会影响到她一生的道路。但她终于没有拗过她的父亲和婶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康有为离开神户不久，因国内形势剧变，他政治上的对手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寻求政治避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