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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断南飞雁(五)

发布: 2010-2-18 18:14 | 作者: 陈谦



       沛宁总是相信,后来的一切,都是在07年那个夏天,街区里那个越南邻居阿娇搬过来后引发的。

       知道她叫阿娇,是在街区举行的独立节派对上。这种一年一度的聚会是小区里的传统,让邻里联络感情,以便守望相助。沛宁他们所在的是一个小小的街区,从大马路进来,转一个弧线,收住,死胡同一般,隐私性很好,美国人很喜欢的。派对在那个圆形街区的路中央举行。大家合作搭出长长的台子,铺上一次性纸质台布,各家搬来自己做的沙拉,热狗,汉堡,土豆片,水果,冰镇啤酒和各式饮料,孩子们喜欢的冰激淋等等,摆在长桌上,还有几个美国男人在弄烧烤。又租了个巨大的充气蹦跳屋,让小孩子们在里面尖叫蹦达,消耗过人的精力。

       阿娇作为新来的邻居,很主动地跟大家一一打着招呼。阿娇看上去四十多点的样子,个子比较高,这跟常见的越南人不大一样。她的眉毛修得很细,脸貌看不出特别,但一双眼睛看上去很忧郁,让人过目难忘。

       阿娇那日穿一件雪白的无袖绸衫,一条豆青的宽腿棉绸长裤,一双豆青的拖鞋,走起路来,很是飘逸。她的头发烫成大波,梳理得纹丝不乱。南雁原是街区里唯一的亚裔女子,这天跟阿娇自是一见如故。后来南雁说,阿娇总让她想起她小时候在东兴街头见过的越南女子,戴着竹枝编成的三角斗笠,挑着咸鱼干鱿鱼墨鱼干,跨过北仑河来东兴作买卖,换些钱买军用水壶,热水瓶钢精锅,生力啤酒,再挑着回越南。她们都是阿娇那种令人心疼的坚韧又无辜的表情。南雁在那个派对上,几乎就一直在跟阿娇聊。

       阿娇在美国拿到物理治疗硕士的学位,完成了一年的实习后考过理疗师执照,在尤金的一家医院找到了工作。她从越南老家接来青梅竹马的男友,正供他在俄大读计算机本科。两人还没有孩子。阿娇告诉南雁,她正在筹建自己的理疗诊所,准备自己开业。当时她刚买了房子搬进这个街区还不到两周。南雁和阿娇分手时,交换了电话号码。

       从那次聚会起,阿娇这个名字就常出现在沛宁和南雁本来就不多的谈话中。从南雁的口里,沛宁知道了阿娇出生在西贡南边靠海的美丽小城头顿,家里有十三个兄弟姐妹。父亲在阿娇十二岁那年的夏天,在去往越柬边界做生意时,遇到山洪暴发。当时阿娇的父亲跟同去的老乡正走在一条公路桥上,那桥不幸被洪水冲垮,阿娇的父亲再也没有回来。阿娇告诉南雁,她如今只要一看到高速公路上的高架桥,心里就很惊恐。

       父亲死后,阿娇的家里就靠母亲守着个小金铺,在族里叔伯的帮助下,将孩子们拉扯大。越战后,家里花了几十两黄金买到逃难船的黑票,作为长女的阿娇和她大哥上了船。船驶到公海,人们就会被放到小舢板上,飘流在公海海面,以期被国际救援组织的船队救起。坐上舢板那一刻,你是不是命大,能不能活到国际救援船队的到来,就完全看天意了。那时的南洋公海海面上,漂着多少越南难民的浮尸啊。阿娇大哥上的是另一条舢板,从此下落不明。阿娇命大,被救援船队救起后送到在香港的越南难民营。蹲了三年多,才等到排检。因她的父亲在越战期间曾给美军做过后勤,她获准来到美国。

       南雁告诉沛宁,阿娇如今一说到在香港难民营的经历,总会哭,有时哭得身子都要抖,让人很难受。阿娇从未谈过难民营里的细节,但大家都知道的,在那种地方,年轻女孩子经常会被强暴,甚至轮奸。阿娇在那里的三年里,谁知遭过多大的罪呢。就算她自己幸运躲过劫难,在那儿的所见所闻,弄不好会也成为一生的梦魇。因此南雁心下对阿娇很是体恤,两个女人就走动起来。沛宁会不时在家里见到越南人吃的那种米皮里卷着豆芽细米粉条胡萝卜丝九层塔的虾卷,配着鱼露酸醋花生酱和红辣椒调出的汁,或摆着一大杯越南餐馆里卖的五颜六色的凉粉豆冰。

       南雁有时又会自顾着感叹:阿娇在越南只读了初中呢。刚来时,越南难民都是按配额由政府统一分派到美国各州去的,除非你有亲友可投靠。阿娇在美国举目无亲,被分到人烟稀少的蒙大拿州,一个小镇上的牧场主家里。那家人对她很好。她在牧场里帮着干点活,他们教她学英文,养着她。如果她学好了英文,就可在当地的城镇里找份事做,再嫁个人,在新大陆的生活就算搞定了。但阿娇哪里肯,她说刀山火海闯过来,她可不是要吃饱穿暖,然后老死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蒙大拿。她不仅有自己的美国梦,她还是她们全家的美国梦。她后来就买了“灰狗”长途车的车票,一路去向南加州越南人聚居的“小西贡”。学英文,打过无数的工,直到上学,本科,理疗硕士,一路念出来,又将家人一个个接来美国,到如今准备自己开业。

       沛宁听南雁像是讲自己的故事那样投入,都不忍打断她。直听到她最后说:你猜阿娇怎么说,她说,其实在美国,你只要肯努力,你想是什么,就可以是什么。沛宁听到这儿,想了想,说:咦,这话怎么听着这么熟呢?南雁难为情地笑笑,说:张妮说过的──哦,张妮!沛宁才想起来,南雁已经很久很久不曾提过她那个手帕交张妮了。张妮现在怎么样了?沛宁忙问。和我一样啊,家庭主妇了。也就是那悬崖间钢丝下的一堆白骨。沛宁听得一惊,赶忙说:你别瞎讲!这都什么话!这其实是心态问题,你忘了黛比说过的吗?做一个有文化的家庭妇女,也可以是女人值得骄傲的追求呢!南雁的声音一下就硬起来:那是米勒太太的追求,你要搞清楚。沛宁愣在那里,南雁已经很久没有以这样的口吻说起自己的美国梦了,这让他有些不安。

       阿娇的物理治疗所在那年的深秋开业了。沛宁陪南雁一起去参加了在诊所里举行的庆祝开张的小型酒会。诊所在尤金医疗中心外围的一处平房里。小小的门脸,玻璃门上印着花体的“太平洋复健中心”字样。进门是接待室,另有四间小诊室,里面摆放着各种治疗仪器。如果不是墙上挂着彩色的肌肉筋腱组织剖面图,在沛宁这样的外行人看来,会以为是误入了健身房。阿娇请了个菲律宾裔的女子做秘书,病员大多是需长期做复健的老人家。那日来了不少人,将小小的诊所挤得很是热闹。大家说笑着,在那里吃点心水果,喝着鸡尾酒,咖啡和茶。阿娇的先生安静地忙进忙出照顾着酒水食物。

       阿娇穿一袭粉色的套装,跟人谈天说笑,再看不出眼中的忧郁。沛宁望着她走神,哪里能看出这是个经历过那么多苦难的女子呢?就由衷为她高兴起来。南雁从中国超市里给阿娇带了一盆扎着红绸结的越裔很喜爱的发财树,配了张署着“南雁沛宁全家”的贺卡。阿娇拥抱南雁,接受了他们的祝贺。松开手臂时,沛宁看到两个女人的眼睛都有些红,他就将手搭到南雁的背后,轻轻地拍了拍。

       就在从阿娇诊所回来的那个夜里,沛宁被南雁的哭声从梦中惊醒。这时,孩子们已不跟他们同居一室,南雁的哭声就有些放纵了,虽然压抑着,仍是一声长过一声。怎么啦?你醒醒啊,醒醒!沛宁惊坐起来,去摇她的肩,他的第一反应是她在做噩梦。南雁翻过身来,平躺着,一只手搭到额上,不说话。下午不还好好的,挺高兴的吗?什么事啊?别哭,啊,有话说出来,沛宁伏上前去,说。

       南雁没有回答。她接过沛宁递过的一张张纸巾,安静地擦着,最后停下来,许久,在黑暗里,沛宁听到了南雁鼻音浓重的话:我告诉你我哭什么。我哭我的童年。我想学画,我画得那么好,可连个象样的老师都找不着。我在窗下,自己一笔笔对着小人书画,对着小猫画,对着眼睛看得到的东西画。我在北海的家里,现在都收着那些画。沛宁不响。我哭我的梦。我一直想,一直想象,我可以做得多么好,我那时给班里、给学校画的黑板报、墙报、油印的刊物,人人都说多么地漂亮。我哭家里让我去学他们为我挑选的专业;我哭我来美国也不曾有机会重新来过。我听你们的话,做实验员,培养标本,处理细胞,照顾小白鼠。不是实验员不好,可那不是我要的生活。但谁在乎?谁?南雁说到这儿,声音尖起来。沛宁的心被刺着,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南雁又说:今天看到阿娇,我明白了,你自己在乎就够了。沛宁这才明白,她是因为今天看到阿娇开业,受了刺激,忙说:冷静一点。你想想,你也有阿娇没有的啊,两个这样可爱的孩子──沛宁没有把话讲出来:这些很可能是阿娇最想要而得不到的呢。南雁很重地吸了一下鼻子,声音又变了,说:包括做母亲,做两个孩子的母亲,都不见得是我想要的。

       沛宁抽一口气,想起那个他从芝加哥回来的寒夜,南雁的失态。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解决的,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理想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南雁一下失去了控制,带着哭腔说:我们十几年的夫妻,你都不晓得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沛宁坐在黑暗里,脊背上凉出一片,反手擦去,是黏黏的细汗。他顺着南雁的哭诉去想,很久很久以前,在南宁,哦,南宁,这时想起已是隔世,隔世的隔世。他们在新生园吃火锅,南雁说过的,她的理想。想起来了,甚至在康奈尔医学院时,她好像也说过的,在他和她母亲劝说她去拿生化本科的学位时。沛宁轻吁一口,说:哦,我知道的,你想学艺术,想学设计。如果它这么多年都不曾改变过,那么,你现在有机会了,你可以去上学啊。社区学院,俄大,州大,不可能没有合适的课程的。你完全可以去试一试啊,我完全支持的。南雁安静下来,没有再说话。

       那个秋天,沛宁看到地下室孩子的游戏间里里添出一张宽大的木台,还竖起个画架,配一条长凳。南雁在木台上面画画写字做手工做设计。原本就堆满了玩具的地方,花花绿绿的更闹腾了。沛宁知道南雁开始在社区学院修设计课,便有些放心了。女人还是忙点的好,他想。

       整个秋天里,南雁总是大包小包地扛着提着,接孩子送孩子,上课画画,好像总有做不完的课程设计和项目。沛宁偶尔到地下室去,看到那大台子总是五颜六色满满当当的。沛宁翻看南雁那些画,是水粉一路,笔法有些象国画里的工笔,但铺出来又很写意。再看那些设计,有一搭没一搭地铺散着,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无论是南雁的画作还是设计,在沛宁看来都还不错。但要说多么地惊人,一眼看去就能觉得自幼即是天才,却也不像。沛宁也看过学生会大楼里常有的学生画展,这样水平的太多了。美国大学通常会有独用的学生会大楼,中国同学会有时在楼里的剧场放映领馆送来的电影,各种学生的画展戏剧展等,在那儿时常能撞到。

       沛宁便有些疑惑。再想,就明白过来。南雁小时候在文革后期的中国,大人们焦头烂额,她想学画画都找不着个象样的老师,全是凭自己的喜爱在画,比起同样没条件又不够执着的同龄人,她当然是出色的。可是艺术最要紧的是天分啊。不过回头一想,这跟有没有天分,又有多大关系呢?只要南雁能在这过程中寻到喜乐,该就是个好了。

       这时的沛宁,实验室的设备已基本齐全,几个课题的进展都很顺利,发表的论文在专业圈里相当有影响。连王镭都专门来了电邮,表示她注意到了,并对他的建树表示祝贺。沛宁甚至跟系里和学校合作,弄了非常个成功的国际论坛,在校刊和当地的报纸和电视上频频露面,并在争取美国国家年轻学者奖。沛宁不由要想,王镭得到的总统奖,还有鼓励性质,有种族和性别的考虑;国家奖却是百分之百的学术奖励。但他随即又为自己的小心眼而生出些许的羞愧。他早已放弃了跟王镭的竞争了,不是吗?

       沛宁在下一年度的终身教授评定中,提前拿到资格已成定局。他想,到了明年夏天,要带全家到欧洲坐一趟地中海游轮。让南雁亲眼见见那些意大利大画师们的的传世名作,作为他对南雁多年支持的真诚感谢。

       在08夏天即将到来的一早晨,南雁在送南南和宁宁上学前,过来问正在洗漱的沛宁,能不能中午和他一起去吃个午餐?那口气听起来很随意,就这么一问,并不强求的样子。沛宁不响,努力在想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却怎么也想起来。他意识到他们很久都不曾两人一起出去吃过饭了,心下有些愧疚。含在嘴里的牙膏沫还未及吐净,赶忙频频点头,含糊不清地说:好好,好的。南雁说:那就到城中心那家叫“二条城”的日本餐馆?没等沛宁答话,她留下一句:我等会儿传地址到你信箱。中午见!一溜烟就不见了,让沛宁在卫生间里回不过神来。

       沛宁到了办公室,像往常一样,第一件事就是收发电子邮件。南雁的邮件已经到了,压在一长串新到邮件的顶端。后面那些邮件,来自学校的,系里的,同事,学生,校外,好些还标着不同颜色的加急号,红旗,蓝旗,等着他对付,他甚至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去点击南雁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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