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忏悔与省思--荒唐年代杂忆
发布: 2016-5-15 14:02 | 作者: 丁子江
12. 知道了什么是“毒刑拷打”
1968年某日，在当了逍遥派之后，同表弟以及另外一个伙伴到石家庄观赏武斗，被某一造反派组织扣住了。从来没有吃过大亏，这次可栽了大跟斗。一帮凶神恶煞般的家伙用枪顶着我们三人先来到一个小院子看一具青年人的尸体，那为首的一个吓唬说，这是对立面派来刺探军情的，被他们打死了。随即又把我们押到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后，喝令下跪。那时我还血气方刚，不服气，突然感到双腿一阵瘫软，顿时趴倒在地下，原来一个家伙用铁棍重重打在我的两个膝窝上。刚想挣扎爬起，便觉得后背被一个似乎柔软的东西轻轻“抚摸”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觉得疼痛，那五脏六腑象是翻了个儿，接着“哇”的一声吐了出来。接着又是第二下，第三下......。好一会儿，才苏醒过来，浑身似乎散了架子，还闻到了从自己口中喷出的血腥味，往日的“硬气”一点也没有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用包着胶皮的钢缆对付我。据说用这东西打人，外部皮肉不见血，但可以将内部器官震击得错位变形。这回也不是“据说”，我成了他们试验的靶子。那一刹那，突然想了很多，怪不得《红岩》的甫志高和《红灯记》的王连举会叛变，怪不得“牛鬼蛇神”们会屈打成招......。自己打过架，当然会受到报应，也尝到了毒打的滋味。从那以后，除了必要的自卫，便没有再动手打架。
13. 西单商场爆炸事件
1968年4月3日晚大约6点45分，西单商场门口发生自杀爆炸。第二天一早，消息灵通的一帮哥们来到这家商场看热闹。我们去的时候，看到一进门向左拐弯的过道处，水泥地面炸出了一个大窟窿，天花板也被炸毁，地面还有残存的各种碎片，四周商店的玻璃几乎都被震碎。这件事使我们触目惊心，因为平生从没有想到过在伟大首都的繁华之处会有这种破坏事件，更不用说亲眼见到了当时的现场。
14．逍遥派的“追求真理”
在完成“全国山河一片红”夺权阶段之后，全国各级“三结合”革委会，发动一场全面的“清队”运动，主要清的就是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背景复杂的造反派，同时查封红卫兵报刊。当时，北京高校造反派组织中存在着截然对立的两大派——“天派”和“地派”；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化重组为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随着“老红卫兵”的消亡，实际上以工农子弟为主的平民化“四四派”成为了中学红卫兵主体。北京中学红卫兵中左翼的“四三派”和右翼的“老兵”派都成为“清队”的对象，只有中间温和的“四四派”变成正统，得以结合进了革委会，成为中学红代会的主体，并自上而下统一新组织了官方红卫兵。至此，原来意义上的红卫兵运动终结了历史使命。相当超脱的我把这些派别都当作实验室的“小白鼠”来冷眼观旁观。与以前相比，我们似乎象东北深山老林中的黑瞎子进入了某种冬眠状态，不再四处游荡惹事，而是潜心探索所谓真理起来。我们对那句名言“书房里摆满书籍远比钱包里塞满钞票要好”很是欣赏。我们立誓不论精华还是糟粕，一定读尽一切可以搞到的读物。英国大哲培根“知识就是力量”成为我们的动力；但我们却不完全认同另一个英国大哲休谟的观念：除了可观察和可计算的知识外，其他都是胡说。
除了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谓原著，此时的我们将破四旧时的各种“封资修”读物又如获至宝般重新“偷”了回来，不管是正规出版的，还是民间流传的。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正经的书籍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周一良的《世界通史》，北大哲学系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等；也读了不少不正经的“黄色书籍”，如《十日谈》、《金瓶梅》、《玉蒲团》，甚至《灯草和尚》等。我们尤其利用了当时“高级干部”家庭出身朋友的特权，看了大量文革前出版但遭查禁，反映国际共运、苏修和西方政治、文艺的各种内部社科或文学读物，主要为反映政治哲学的“灰皮书”以及反映文学的“黄皮书”，如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和《斯大林评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皮斯特腊克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家史》，斯诺著的《西行漫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加罗蒂的《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弗拉霍维奇的《南共纲领和思想斗争“尖锐化”》，《赫鲁晓夫苏共20大报告》，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爱伦堡的《解冻》和《人，岁月，生活》，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克茹亚克的《在路上》，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我们从《哲学译丛》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等第一次接触了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思想。几十年后，有友人评述说：“灰皮书”、“黄皮书” 帮助这代人摆脱“革命”价值体系的桎梏，外国文学作品则帮助他们重建人生、人道情感的世界。通过读书和讨论，绝大多数红卫兵抛弃了他们出生以来便被灌输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理论。“从此他们告别了简单狭隘的思维方式和斗争哲学，回归到‘人的本身’。”他们在那个年代特有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禀赋气质，就是这样在一部不倦探索的精神阅读史中成熟起来。
15．“茶壶里掀风暴”的读书小组
“今天，我们‘读书小组’成立了！我们今后要探讨以下九个问题：一、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二、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三、文化大革命向何处去？四、世界革命向何处去？五、什么是正宗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六、什么是《新阶级》、《赫鲁晓夫主义》、《人的远景》、《无边的现实主义》，《人的哲学》等政论书的启示？七、什么是新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军事三者与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四者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八、在中国现状下能否可从派性到理想共性？九、什么个人存在与社会存在，个体人性与阶级属性的关系？” 老W以理论家自居的派头向小组成员宣读书会的宗旨与章程。我们竟然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冒天下之大不韪，还讨论以下三个相当“反动”的论题：一是马克思“怀疑一切”的提法是否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也就是说若彻底执行这种怀疑精神，就连这句提法的本身也应受到怀疑而不成立；二是国际歌中唱到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与东方红中唱到的“他是人民大救星”是否矛盾？三是如果说“庄则栋打赢了球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那么同理如果他打输了是否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当然我们当年的争论还是相当幼稚的，幸亏没有人揭发，否则真是吃不了兜着走。1968年，对我们这样一群最终逃不出“如来佛”手心的“红色造反小猴们”来说，是从上一年感到理想幻灭，方向茫然，陷于空白，而自我放逐，甚至自暴自弃中，企图开始了有点另类的探索。我们读书小组虽然似乎狭小而松散，在京城里默默无闻，但形散而神不散。由于有了老W，就等于有了全方位和大跨度的触角与吸盘。老W可谓交游甚广，尤其能直接或间接地穿梭在京城的各种上层圈子和高雅圈子之间。通过他，我们可以得到各类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与动向。当时的京城出现了属于各种圈子的沙龙，有一些是单边的，也有不少是双边，甚至多边的。京城的沙龙与上海的，还有其他一些大城市的类似沙龙有着某些惺惺惜惺惺般的神交。老W告诉我们，当前京城有一个相当活跃的沙龙是人大附中老红卫兵徐浩渊组织的。我们早就得知，这位勇敢的女中学生曾因《满江青》一诗影射江青，而遭数月牢狱之灾。相比起来，很惭愧，我们的读书会与徐浩渊的沙龙简直低至少一个，甚至几个档次。我们为之而陶醉的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等画作、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等圆舞曲，早被徐浩渊们视为匠气媚俗而遭到拒斥。后来听说，上海一个与徐浩渊、彭小蒙、骆小海有关，由老高一学生孙恒志组织的 “小东楼沙龙”被居委会当作“反革命黑窝”，而报告给《文汇报》。当此报的内参上报后，王洪文、徐景贤怀疑这批人与北京的后台有联系，进行反革命活动，遂令上海空四军与市公安局，将沙龙中的人“一网打尽”，先后共捕三十多人。有成员在插队农村被关押审查，林彪倒台后才被释放；还有的成员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才平反出狱。
几十年后，有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民间史家这样评述道：“从1968年起，开始了“红卫兵群体向知青群体过渡的历史时期，也正是沙龙活动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这种沙龙活动虽然是松散的、流动的，但是它为红卫兵向知青角色的过渡，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实际上成为知青话语的产床。知青群体的形成，有赖于一种民间组织和一种运作方式。沙龙提供了组织机制作用，提供了一个亚文化运作的空间，从而推动了民间文化形态的生长。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到知青群体的形成，沙龙活动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的机关枢纽。……派性意识开始逐步淡化，不同派别的人开始出入同一沙龙进行思想交流，这种景相在1967年还是不可想象的。这时沙龙形成的原因不再是派别和阶层，而是文化背景和对共同问题的关心……。这一时期，各派组织都已解体，分散、聚合为若干沙龙。应该说在北京没有共同的精神领袖，只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徐浩渊由于她的开朗活跃个性、领袖气质，以及她的穿梭交往，无形中成为几个沙龙的消息发布人，引导着话题的走向。尽管她在几个沙龙中思想并不是突出深刻和系统的，但她能迅速掌握和交流各团体间的思想成果，并积极介绍和推广西方文化，所以在突破红卫兵派系的壁垒，促进思想变革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那段时光，我们读书小组并无找到任何积极的答案，仅是在螺丝壳里作道场，茶壶里掀风暴，仿佛始终在一个螺旋形的怪圈中，从一种荒唐转换为另一种荒唐。我们自以为叛逆和批判，实际上，只不过是“诡着造反”。我们自以为有着精神自由的追求，但充其量就如一巨大气缸中的单个或群体分子，看起来不甘寂寞地随意冲撞、旋转、跳跃，实际上却完全受到气缸壁的约束，而总量永远可控。我们曾对毛泽东1968年所提及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也就是“七二一”指示，在读书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还聘请另外几个“大学迷”参加座谈，结果是越谈越失落。
最新评论
查看全部评论……(共2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