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谭合成的《血的神话》
发布: 2016-5-15 10:01 | 作者: 陶东风
阿伦特曾指出极权主义政权异于其他历史上的专制独裁政体的特点，在于其蔑视成文法同时又并不认为自己“无法无天”，他们不遵守成文法的原因恰恰是自以为在“替天行道”——遵守比成文法“更高的法则”——自然法则与历史法则。 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恐怖的本质就在于其与上述意识形态的关系。没有这样的关系就不是极权主义的恐怖，而是一般的恐怖了。对所谓“黑五类”的大屠杀行为因为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得以畅行无阻。因为历史法则决定了这些人是注定要推出历史舞台的，杀死他们不过是加速了这个必然的进程罢了。维拉（Danna R.Villa）在分析为什么阿伦特把恐怖描述为极权政体的本质时指出，阿伦特并不是说恐怖是希特勒或斯大林特别喜欢的手段。事实上，极权恐怖不同于其他传统的独裁或专制恐怖（它们同样残暴血腥）之处，在于恐怖在极权主义政体中根本就不是什么临时或偶然使用的手段，而是无终止的过程（process without end），它的目的是显露人类的纯粹多余性（reveal the sheer superfluousness of human being）。它表明极权主义使个体非人化，使之成为某个人种（比如犹太人）、某个概念（如毒草、臭虫）之纯粹样本，这样，被清除者就失去了自己的具体性和特殊性。纳粹集中营不过是促使和帮助了“垂死”人种的加速死亡，因为“自然选择法则”早已决定其预定灭绝的命运，而斯大林的集中营则只是加速了“垂死阶级”的灭亡，因为其灭亡的命运是伟大的历史法则所注定了的。极权恐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杀人，而是加速“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的实施。正是这种通过绝对服从所谓“自然和历史法则”来剥夺人类内在神圣性的性质，使得阿伦特把极权主义的恶界定为“极端恶”（radical evil），极权主义的内在目的就是改变人的本质。
《血的神话》一书所给出的大量数据表明，道县大屠杀中被杀最多的是所谓“阶级敌人”，主要是“黑五类”及其子女。这充分说明，从意识形态角度把屠杀对象非人化，同样是文革大屠杀的惯用伎俩。“血统论”“成分论”在当时十分盛行、并在杀人行为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成分”本来就是一种“血统论”，“黑五类”类似法西斯说的“劣等民族”。文革杀人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来自阶级斗争理论，其特点是把“阶级敌人”非人化：他们不是人，而是必须予以清除的“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因此，杀阶级敌人不是杀人。 在这个意义上说，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杀人的解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适合于中国文革大屠杀的，是具有合理性的。
杀“阶级敌人”、“四类分子”不是杀人，这样的观念在道县杀人事件中非常普遍。《血的神话》写到这样一个细节：1986年，道县处理“文革”杀人问题的工作组人员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阶级敌人。不杀他们，我们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这个例子充分证明意识形态杀人这个解释的正确性：这些人本来该死。这样，非人化不仅“有助于恐吓受害者，又加强了加害人对其行为的合法性的信心。” 1967年9月2日，道县东门乡乌家山大队的四个民兵强奸了一个来自广东的陌生女子，其中一个有点紧张说：“怎么办？”另一个说：“好办得很，就说是四类分子，搞死算了”。于是乱石砸死。
然而，意识形态杀人的解释在应用于文革大屠杀现象时又是有局限性的。在西方，被冠名为“极权主义”的国家首先是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其次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而毛泽东的中国是否属于极权主义国家则是有很大争议的。 这些极权主义国家的大屠杀和文革时期的大屠杀尽管存在相似之处，但差异同样很明显（详下）。特别是，纳粹对“劣等种族”也就是犹太人的界定是严格的，甚至是“科学”的（有生理学的依据），与这个人的政治信念、世界观等主观方面丝毫不相关（即使是拥护纳粹反犹主义的犹太人，也依然是犹太人）；而“阶级敌人”“四类分子”等等的标准却经常是非常灵活的，“地富反坏右”中的“右派”、“反革命”、“坏分子”的界定更是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比如所谓“有资产阶级思想”），经常取决于单位领导的个人意志。而且尽管地主和富农的标准虽然相对（只是相对）客观些，共产党也从来没有说这些人要被清除。 更奇怪的是，即使都是地主，其具体的遭遇也非常不同（比如道县有些地主被杀了，有些没有，谁被杀谁被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意志和人际关系。
因此，极权主义的制度解释和意识形态解释即使大体上是合理的，也需要大大加以本土化和中国化（即使文革时期的中国是极权国家，世界上也没有无差别的极权主义国家）。
三、有组织无纪律的制度化集体杀人
相比纳粹屠杀犹太人时候那种严密、统一的组织，严格规定的屠杀对象和屠杀方式，道县大屠杀表现出非常明显的随意性和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个人之间的差异性。
道县大屠杀本质上是部分官员动员、组织、领导、部署的制度化集体屠杀，其突出特点我把它归结为有组织但无纪律。有组织，指的是道县的屠杀活动就其主体而言非群众自发，而是各级地方官方动员、组织和部署的； 所谓“无纪律”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屠杀行为、特别是屠杀的数量和方式，并不是上级精密部署、所有下级单位（从公社到大队）都无一例外遵照执行的机构化行动，而是有些地方和领导执行了，有些则没有执行； 二是在屠杀对象的选择上，相比纳粹大屠杀，道县大屠杀对在屠杀对象、屠杀数量和屠杀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差异性。什么人可以杀、什么人不可以杀，杀多少和用什么方式杀，都没有严格规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干部。随便一个干部乃至贫下中农都可以随时下令杀人。侥幸逃脱被杀的道县蚣坝公社摘帽右派许振中回忆说：“那个时候，只要任何一个大队干部甚至贫下中农开句口，谁谁要搞掉，那他的脑壳准保不住。”
以下分别论之。
1、 按照行政区域从上到下层层组织杀人
道县杀人首先不是甚么基于群众对“阶级敌人”“五类分子”的深仇大恨而自发出现的现象，而所谓“阶级敌人”“五类分子”要杀贫下中农云云纯粹是编造的谣言。这些人自土改以来实际上一直受到残酷镇压，如惊弓之鸟。正如作者所说：“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除了报复杀人、杀人夺妻、谋财害命这几种情况外，所谓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现象几乎没有。整个事件由上而下的脉络非常清晰。” 道县文革大屠杀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由区到公社，由公社到大队，层层煽动部署，层层贯彻执行。越是各级领导部署严密、动员得力、组织精细的区县，杀人就越多、越残忍。比如杀人最多的蚣坝区，之所以杀人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布置，层层动员：区里召开有区委副书记、区武装部长、‘红联’司令、各公社负责人参加的动员会；公社召开有公社书记、公社武装部长，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革命会’，大队召开贯彻执行区、社会议精神的‘研究会’ ……形式不同，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揑造‘敌情’，煽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甚至布置杀人任务，下指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能因为“文革”时期道县的党组织和政府组织受到了冲击，就认为道县大屠杀（也包括其他地方）不是组织化和制度化杀人。关于这一点，要结合“文革”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权力结构的特点加以理解。在《血的神话》第20章提供的上关区在全区范围内煽动、策划、部署的主要责任人名单看，这些杀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很少有一把手（书记），大多数是副书记、委员，特别是武装部长、公安特派员这几类角色。 作者对此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规定，“文革”的性质是清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运动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或曰一把手（书记）都不同程度地收到冲击。在这种大环境下，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的主要责任人基本都是道县“文革”中的实权派，即以县人武部为核心的各级“抓促领导小组”（“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的简称）成员。绝大多数情况下，道县煽动和部署杀人都是通过这条制度-权力通道/路径贯彻的。 我们不能说这个临时性、现在看来不规范的机构（“抓促小组”）和组织不代表官方或制度。恰恰相反，在当时它们/他们就是官方和组织的代表，而且它们恰恰是最具主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组织和制度。
道县大屠杀的体制性和组织化特点还体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凡是组织不严密、领导盯得不紧的地方，杀人现象就较少发生，杀人数量也少得多。本书第二十四章介绍，（67年）8月 24日，兴桥公社武装部长杨友道和公社“红联”司令王盛光等人召开全社大队干部会，煽动杀人。会后，部分公社干部下到大队督促杀人，但是没有到金星大队，致使该大队“犹豫观望，行动迟缓”。8月 27日，兴桥公社又召开了各大队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会议，通报杀人情况。金星大队受到了批评，支书杨盛满、大队长何中兴等人参加会议返回大队后，立即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认为“别队杀得多，我队杀得少，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决定“迎头赶上”，一次性杀 23人。
2、利用官方宣传机器制造战争状态和敌对气氛
我们说“文革”道县杀人是制度化的集体屠杀，还有一个原因是它极大地借助了官方组织的群众动员方式。《血的神话》通过大量实例证明，道县的每次大规模杀人都与县领导主持的动员大会直接相关（这点鲜明体现出文革屠杀的公开性和展示性，不同于纳粹大屠杀和斯大林的秘密处决，最有中国特色，参见上文），而公社和大队一级杀人全部开始于传达“上级指示”，然后由当地领导干部亲自部署、亲自落实乃至亲手实施，而农民对于杀人的态度基本上是盲目观望：不主动也不抵制，一切听上面的。
制造“敌人”是动员大会的基本主题，也是“文革”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惯用伎俩，是杀人得以开始和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舆论准备。本书介绍：“到处可以听到‘阶级敌人’组织‘黑杀团’，‘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地富反坏吃饱饭’之类的谣言。” 这些谣言不是“小道消息”传播的，而是通过官方或准官方渠道在各种形式的党员大会、干部大会、民兵大会、群众大会上堂而皇之进行传达的。
以“8.5会议”为例。县“三结合领导小组”（67年）8月5日召开的这次全县各区领导参加的“杀人动员大会”，是道县杀人的导火线，县主要领导悉数参加。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动员讲话时说：“当前阶级斗争出现了新情况，阶级敌人活动十分嚣张，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战争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有的地方分土分地、乱砍乱阀、纠纷武斗、劳力外流、投机倒把，对这些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这些当然都是恶意编造的谣言。但是与一般的谣言不同，它却是由官方大会或官方宣传机构发布的，由于官方宣传或会议都是一种体制化活动（不管多么具有中国特色），因此，完全有理由认定，这种谣言是体制性的谎言，这种杀人则是体制性的杀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