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木朵：也许那个躲在屋子里思忖“灵魂越界的三十八种方式”的人，就是你理想中的自我形象之一吧。一个写作者有闯不完的雄关漫道。比如，你已用干净的意象、透明的象征扎好了一首诗的支架，这时要砌一面粗粝的墙，好似不受以往过客的欢迎。你也避免硬朗，而宁肯柔和，要的是冷峻的光辉，而不是热气腾腾的夹生饭。有一丝寓言的性质，又颇具预言家的气度，当你正要触及火热的现实、粗粝的墙体时，却又只谈及隔壁的“琴声”，而非隔壁夫妇的低保与绝境。一首诗就是一个单纯的主题与意识，就像是埋在冰块中的镀镍打火机。轻盈灵纵，避开复杂线条的缠绕——这就造成了去风格化的小小阻力：仿佛一谈到岁月，就离不开“牢笼”与“箭矢”的隐喻（隐喻如积垢）。“为庸俗卑下的事物写诗”已作为写作目标，但实现的方式眼下最关切的是哪几种？
窦凤晓：我刚刚在卓越亚马逊订了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想看看这位“精湛的读者”会向我们传达怎样的阅读技艺。一个人如何能躲在屋子里思忖“灵魂越界的三十八种方式”？他籍以藏身的飞行器会以什么方式将之送达？在这个问题上，博尔赫斯的小径理论使无数拥趸以为窥到了通往世界更大可能的门径，我可以算得上其中一个。比如某次朋友说他“无地可扫，只好写诗”，这话中诗性的意味特别打动我。“扫地”就是那面“粗粝”的墙，但我们依然可以不那么粗粝的表达，这是一个审美趣味和表达技艺问题。
今天到外面出发。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左侧是铁路，右侧是省道，它们并行不悖，又通向各自的远方。它们知道自己要达到哪里，因此怀抱坚信；它们接受各自的频率、速度以及乘客和沿途景观的种种不同这个事实，除了目的地的不同，还有原初选择的不同，但这不妨碍两个结果：也许殊途同归，也许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彼时彼刻它们并行，可以认为是进行了一场志同道合的言说，不同的是：他们一个用口语完成的，一个掉着书袋子来表达的，另外一个在其中地雷般埋伏了大量的隐喻。他们各行其道，并不干扰和否定他人的合理性。用这个来隐喻“低保”与“琴声”的共生性是否能行得通？
“为庸俗卑下的事物写诗”，是相对叙事题材的宏大、言说立场的高亢而言的一种说法。后者试图介入历史的使命感既令我害怕，也令我怀疑，由此生出一种审美意义的抗拒，我对它们既没有研究，也没有野心。从我个人的写作经验来说，写一首诗是一个自然不过的选择，最高境界最好如传统所说“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是“诗要写我”。诗意被两大困境诱惑：生存的困境与精神的困境。无论两者怎样宏大，最终还要落脚于某个个体小我并对之尖锐挤压，逼迫其非发声不可，就如米兰·昆德拉所言：“非如此不可”。“低保”也好，“琴声”也好——一个再关注内心、依据冥想和猜测来完成对世界的筑造的人，也不可避免其身份的社会属性——其实我也以现实为题材做了一些尝试，比如《风暴》、《乌鸦部长》、《看新闻：窄脊背的鱼群穿过马六甲》、《一条伪新闻和碎掉的光》、《世界黑了一霎》《白菊》、《杀伐或一个人独自成火焰》等等。正是这些卑下的、庸俗的，甚至是低劣的东西，充斥于我们籍以生存的空气中间，不可避免的被我们吸进肺部，成为某一群族的生存标签和时代特征，血缘与姓氏一样无可选择。只是由于修辞习惯、审美趣味和功力不逮之故，这些低保与绝境大多还是用曲笔来写的，自然难免夹生了些。
柔和和冷峻是生活积淀而成的礼物。血脉贲张的青春期号呼式写作对于已届中年的人或者已届中年的时代显然都已经不合时宜了，因而个人写作中，感性抒情自然的退位于理性思辨。理性思辨其实是在自我把脉，“灵魂越界的三十八种方式”各种招式的练习，无非是基于对生活的深入领教。“箭矢”与“牢笼”？现在我已经不再这么看了，生活本来就具体而微，即便箭矢也有速度力量的各类差异，牢笼还有短期拘留终身监禁的种种区别——回头再看这样的大词唬人，真会让人感到不安的。
“一首诗就是一个单纯的主题与意识，就像是埋在冰块中的镀镍打火机。轻盈灵纵，避开复杂线条的缠绕——这就造成了去风格化的小小阻力”，看到这句我笑了。看，隐喻不仅如积垢还是一件衣服啊。诗歌既然是一种产物，他自然就需要披一件得体的外衣。正如我们看到的树与我们画下的树不会是同一棵树，我们眼中的那棵树，与一只长臂猿眼中的那棵树，同样不会是一棵树。作为一种映像，一种反馈物，树被再次、再次、再次地加工，最后终于脱离了物质形态而成了一种精神与思想的产物。以前的我会说“云里有一棵树（即箭矢和牢笼之说）”，现在我可能会说一棵“即将被截肢屠杀的树”，一棵“即将被迎合某一种美感而格式化的树”，一棵“最终会成为一个树桩而承担各色热屁股的树”。这是经验带来的勇敢。的确，总是强调干净、透明、轻盈的诗歌是胆怯的，因为没有什么作者不知道世界的多元而只是缺少直面的勇气，我感到自己是时候睁开眼睛了。
⑤木朵：生而为诗人这一份契约，要求着什么呢？你的答案是“绝对的忠诚和对于自身的不知不觉”（《一次谈话引发的认识论》），简言之，是否应理解为：忘我地为诗神工作？我们似乎是这样一种处境：既不能在最初就得到人生的答案，又在半途不断发现引诱我们走入岔道的醒目标志。如何才能幸运地发现博尔赫斯曾经看到过的那个叫“阿莱夫”的闪耀的小圆球，“直径大约为两三公分，但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体积没有按比例缩小”。勇气应是一种必备条件，但运气又有怎样的垂青于一个人的体制？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避免自己陷入坏运气？也许，将梦话与真话统一起来，就是我们永不疲倦地探求着的诗之真谛吧？道路在抖动，你的声音正在变成琥珀——等到疲乏的那一刻，这唯一的石头是最佳的抚慰吗？
窦凤晓：“诗”仅关乎个体的生发，诗歌创作不是集体舞蹈，除了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个别的情况需要，诗歌应该是个体对无限的发问，是灵魂对于天籁辉映出的绝响。而这种要求往往让人沉默，让人害怕，宁肯绕道而行，转而在对于土地和母亲的共性之爱中寻求到一种因贫乏和胆怯而产生的同仇敌忾。“诗坛”才是 “人和人”的种种发生——很少有什么专注的诗歌是确凿地长在哪个坛子上的，只是待它不期然长出后，那个栽下它的人，那个始作俑者，才被逼无奈到了什么坛子上。李白写诗未必就树立了什么“舍我其谁”雄心吧。这种认识是我写《一次谈话引发的认识论》的因由，论述并不透彻，因为我自己还在变，还没有定型，对一些认识还处在流动当中。诗神总藏身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对他的触摸必须首先是无意的，其次是真诚的，是一种由无意转化为有力的一种自觉。诗写什么？写出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我们的阅读经验已经提供了许多答案，但我有一种原初的直觉，即：写即处境。写作本身就是一个阿莱夫啊。我相信很多人能理解这句话所包含的雀跃。
诗歌有知者，会因影响的愉快而产生一种连绵起伏的波长，即几个人一块儿爱上诗歌，一起切磋诗艺。这有可能，但并不是滋生一个“群”的生态环境。我认为现代诗歌宠爱独行侠，它在即使距离切近的两个人之间也形成一种天然的壁垒。面对、珍惜和守护这个壁垒，勇气确实是一种必备条件。
“岔道”一说似乎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包含很多可操作性。技术几乎是一位诗人成就其风格的不二法宝，但我认为也许过于刻意地瞄准某个“道”，多少地会显示出一些硬伤。但谁能说诗歌只是枝头上的一只果子呢，或者是街头快照，立等可取？它需要土壤，需要浇灌捉虫子，需要准确的眼睛辨认，轻柔的手来采摘，甜蜜的嘴唇笃定地品味：“甜是多余的/也是最致命的”，在某一首诗中我这样写，这算是一个简洁的诗观吧。我总是会感动很多小小的蠢蠢欲动急于记下它，写的快忘得也快。
“运气又有怎样的垂青于一个人的体制？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避免自己陷入坏运气？”这个问题你马上又替我回答出来，是的，将梦与真——梦话与真话统一起来，诗歌接了地气，才会更灵秀，更有力。
最新评论
查看全部评论……(共1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