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揭露现行体制下的社会弊端及种种严峻问题是庆成君干预的重心
庆成的《获奖的乡土》揭露的是“从江南到江北”，“那些成片的村庄/在推土机的风挡中迅猛消失” 的农村现实图景，而政府官员却由此政绩与渔利双丰收，由此表达了诗人对未来发展的强烈忧患感。
《猪》：“声音小的鸡鸭鹅/悄悄就被主人宰了//是猪/让我们听见了屠杀”——家禽、家畜的喻指不难理解，作者通过简洁的对比，在揭露弱势群体被荼毒种种悲剧的不同表现，同时也揭示了官方恶势力下生灵涂炭的现实。
《大会堂》通过那里的早餐每位标准八百元及其与“我们一桌人的午餐”、“能让农民过一年”相比较，展示现实中贫富的巨大差别，并进而有腐败在“根”处的挖掘。
《雨水》中希望雨“下得更粗暴些/如果不够，就让泪水/流得更汹涌些//直到海平面升高八千米/让整个世界/只剩下珠穆朗玛的脑袋/让人类/重新回到水中”——这是诗人在对包括现行体制在内的现实世界绝望之后的另类寄托。只有忧患到极端，才可能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呐喊。
有人以为，1950年代的干预生活“不像‘五四’文学那样热切关注着下层的、劳苦大众的生活,也不像延安时期的文学那样把工农兵生活作为表现的中心,而是把目光投向建国后一直处于整个社会关注中心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它们更加关注的是‘制度’而不是‘人’”⑩，这显然是欠妥当的。因为事实是，五四文学主要关注的是“人”，包括知识分子，尤其是下层人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苦难，但1950年代的文学与此明显不同，倒是与与40年代延安解放区的“暴露”一脉相承。只是，他们更关心社会发展，参与建设事业，同不良现象作斗争；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反保守主义、反浪费等，提出政治、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当时干预生活的本意即期望得到决策者的注意和采纳。这与古代社会“善意地讽谏”也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他们对官员是“公仆”、人民是主人的定位，似乎坚信不疑，但还是谨慎地再试水。不过，绝不能由此说，他们已经认识到体制的弊端。就是说，包括前面所引述的洪子诚先生关于“干预生活”的第一种趋向，还只是干预生活的现象。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批判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也只是提出并思考了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
真正从体制切入，是近些年来“干预诗”的深层探索，庆成君的诗就是在此层面展开的。进入这一层面固然有文学与被边缘化对应的生存民间缝隙，但在这缝隙之外是娱乐化泛滥的无限空间，作者大都通身患关节炎沐浴在蚂蝗池，互惠而热闹。可见，甘于进入依然会被挤压的缝隙的诗人是怎样难能可贵。
3、关注平民生存困境是庆成君干预体制弊端的入口
非正常死亡古今中外难免，庆成君所关注的主要是当下中国平民。是的——
《我与汪家正》通过展示普通居民 “点燃汽油/从屋顶滚下来”抗议政府野蛮拆迁；《邵氏弃儿》中“调查启动了/蜂拥而至的人贩子/在寻找泄密者”揭露体制内利益集团的黑幕。
《校车和孩子》中“18个孩子/再也没有回家”背后同样与体制相关。女工被药家鑫开车撞倒、杀害，题旨是“法律瞠目结舌/天良、正义、公理，比我现在写诗的A4纸还要苍白/无耻则赤裸裸地走上讲台，把最后一块遮羞布，绑在旗杆上”（《女工的死亡和凶手的生存》）终究是政策所致；退休职工三十年了没有见过选票（《刘萍》）更不言而喻。
所以，面对被城管鱼肉中的小商贩在自卫中杀死施虐者，作者才“希望夏俊峰的刀子，扎向他们背后的城管制度/扎向制度背后操控的手”(《夏俊峰》)。
由此可见，哪里有普通人无辜死难，哪里就有作者远射灯的探照。庆成君心系平民苦难的诗心，也总是意气风发，凸显出毋庸置疑的现实主义品格。然而，与简单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所体现出来的“人民性”相比，庆成君则是站在民间立场，透过民生挽悼生命，进而透过生命去挖掘背后的深层因素，这本来是现代人能够做到的。实际情形是，许多人可能初次遇见还是念念不忘的，但天天耳闻目睹，或见怪不怪，或觉碍于诗歌无力，即辍笔而求浅斟低唱了。庆成君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持续发出声音，在沉默的大多数波澜不惊的死水茫茫中，不断划破水面，使得臭铜烂铁常常不得安宁。我以为，这种著作精神是值得诗人自省的。面对地狱，只有勇于担当者才能大义凛然！
4、韩庆成君的诗的确常常将理性反思与诗意感悟融合交织，启迪读者看破现实真相，有细腻的经营，也有哲理的表达
《大会堂》的结尾“我说，就像一棵树/根/总是更黑些”显示出理性与诗意的结合。
请看他的《剥离》：
我每天“把身体上的某个部分/剥离出来，然后扔掉
……
剥离愤怒，剥离泪水，每天
起床后去洗手间，做那个固定的剥离动作
……
那个背叛我的女人
脸色苍白，她给我留下伤口，在很长时间的夜里
它发炎，滴血，高烧不止
让我此后对痴迷的病毒，产生抗体
剥离友情，剥离亲情，剥离信仰信念信誓旦旦
已同剥离两条狗的交媾
在时间上如此接近
——“把身体上的某个部分/剥离”是独特的感悟，全诗表面上是书写自我，而矛头所向实际是社会对生命个体的浸淫，以及个体的执意抵抗。
在《尊严》中，“很多人想代表我说话/很多人在代表我说话/他们不在意这种代表，是否经过我的许可……饥饿的时候，我伸出左手/把握笔的右手，藏在口袋里/这是奇怪的乞讨姿势，这是文人残存的尊严”——名为公民，实际却常常被代表，没有话语权，由此从体制上实现诗歌的干预。“而我衬衫的领袖/往往最先变脏”是对领袖有意味的解构。“文人没有尊严/只会沦为叫床的二奶”比喻生动而恰切。
最后，我想说，“干预诗”比一般的诗写更有难度，她需要作者不仅有责任感与担当，还要有勇气与胆略，更要求作者能够处理诗与现实的审美距离。拉不开审美距离会流于思想性大于韵味，相反则会弱化批判意义。所以“干预诗”重在诗人与现实之间、审美与批判之间拿捏到位。
而且，在当下文化环境中，“干预诗”依然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文学的评价尺准可塑性极大，有的作品上升到诸如“人身攻击”、“违反XX原则”的高度，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这就需要“干预诗”写者有足够的警惕与防范，当然，强化曲笔或适度转换为意象表达也不失为有效策略。此言算是与韩庆成君的目前诗写的共勉吧。
“干预诗”有漫长的历史，但只有在开明的时代才发展相对正常一些。只有“干预诗”真正进入正常发展状态，社会才进入民主、自由的现代文明高度。对此，我们期待着。
注释：
①参见《滴撒诗歌》2011年创刊卷
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③王长华、赵棚鸽《<毛诗>美、刺与唐代谏诤精神》：《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06期
④明见《宋代美刺观倒退小议》：《孝感学院学报》 2003年05期
⑤薛富兴《元明清美学主潮》：《中州学刊》2006年第06期
⑥於可训《干预生活》：《南方文坛》2000年第02期
⑦唐挚《必须干预生活》：《人民文学》1956年第2期
⑧何直《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
⑨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国年报》1957年9月17日
⑩陈志华、孙峰《文学与政治:“干预生活”文学的价值取向》：《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01期
作者简介：
张无为，1960年生，籍贯河北，赤峰学院文学院教授，写作教研室主任。北大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