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男孩儿殴打贫下中农，父亲被扣了工分。他们也没有吃晚饭，父亲带他回家里，用热水洗了洗伤口。有两次，父亲问：“疼不疼？”那孩子说“不疼”。除此之外，父子俩也没有说什么话。到了饭后的时间，农民都回家歇息了，他们去牛棚里喂牛。
夜里，男孩儿和父亲从牛棚里走出来，走上一个小草坡。这时候，父亲走在前面，男孩儿走在后面。男孩儿从背后偷偷打量着父亲 – 一个有些低矮的中年人。他不知为什么想起那天他们在田里赶路的情景，突然哭起来。他这场恸哭已经憋了好几天，他先是号啕大哭，然后呜呜咽咽地像个女人那样哭了很久。
父亲并没有劝他，他仿佛没有听见似的。等到那孩子不再哭了，他突然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哭，你哭不是因为人家打了你。”停一会儿，又问：“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那根绳子，他就不会死？”
“我想过，要是我知道这样，我就不会拿绳子给他们……”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但我现在觉得那个连长总会从哪儿弄来一根绳子，即使你不去拿，最后总会有人愿意拿出来。我不是替你开脱，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总有人认为他有权随便地找一根绳子，把另一个人像捆畜牲一样捆起来，即使把他折磨死也无所谓，就因为在他看来，那个人有罪。”
“犯了罪不该被罚吗？”那孩子小心翼翼地问，深怕父亲误解了他的意思。这时他们正走下这个小坡，他走在父亲身边。月光照在草地上，像一层微白的霜，风里头漂浮着露水和干草的气味。每次他们喂完牛，他们身上就会粘满干草的气味。他喜欢黄牛，当他抱着牛的脖子时，他对这些忠厚的大动物有一种说不出的亲昵感。
“当然应该被惩罚，”他父亲说，“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糟践他。你要记住，惩罚和糟践不一样。例如，一个人偷了东西，我们可以审判他、把他关进监狱，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去打他、折磨他。我见过一群人把一个小偷的肋骨打断了，还把他像捆猪一样捆起来，扔在雪地上。这就是糟践。没有人有权利糟践别人。”
男孩儿突然想问：“我们在城里的时候，他们把你们的头发剃掉了，还把你们的头按到地上磕头，这是糟践吗？”他最后没有问，因为想到了母亲而泪水涌满眼眶。
但父亲仿佛听到了他心里的问题，因为他说：“是啊，糟践人的花招多着呢，他们还挑动群体性的糟践。如果你不去糟践别人，你就成了大家的敌人。我和你妈受过这样的罪，所以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这样对待别人。”
这时候，泪水顺着男孩儿的脸淌下来。
他们走上一条通向村头破庙的小路，路边立着洁净挺拔的杨树。男孩儿回头看了一眼，村庄里闪着星星点点的灯，但其余地方只是铺展着宁静的漆黑。
漆黑的遮蔽仿佛给他了勇气，他终于对父亲说出了那个可笑的想法：“爸，你应该罚我，你狠狠打我一顿，我一定不动。”
“我不需要罚你。”他父亲说，叹了口气。
“我想让你狠狠地打我一顿。”男孩儿又说。
“为什么？”
“我心里很难受。”
“所以你和别人打架？”
“是他要扎老牛的眼睛，他拽着绳子硬把牛往前拖。”
“我知道，你没有错，”他父亲说，“这个小孩儿长大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一个折磨动物的人也会折磨比他弱小的人，这就是可怕的地方。可问题是，没有大人告诉他这是罪。”
这时，他们已经看到破庙的黑黢黢的影子了，它的后面是一棵年老的榆树。它们就像黑色的剪纸一样贴在深蓝的天幕上。村子里的狗叫声和路边的青蛙叫声混成一片，而又明显地分出前后、强弱、远近的次序来。这一条路很荒芜，因为破庙里原来没有人住。他们来了以后，在草丛里踩出了一条小路。现在他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黑暗中有昆虫和小动物在路上潜行，在他们面前一闪，急促地钻进路边的草丛，发出细细索索的声音。
男孩儿想着父亲刚才说过的话，突然问：“爸，那让谁去惩罚坏人呢？”
“有一个地方叫法庭，人们选出的代表在那里根据很多人共同定下的法律行使惩罚。我们也有法庭，但现在我们不用它了。”
“为什么？”
“因为法律会带来秩序，而现在的有些人就要利用混乱去任意糟践别人。”
“以后会有法庭吗？”
“当然会有，但最要紧的不是有法庭，因为有些坏法庭会把小罪变成大罪，把大罪化成小罪。所以，需要很多有才干有道德的人去监督法庭，还要不断改正法律中错误的地方，使法庭变得公正。还要了解人为什么会犯罪。譬如那个偷玉米的小孩儿，如果你了解他只是因为饿而去偷的话，你就不会拿绳子捆他。相反，你应该考虑的是：怎样给他一碗饭。”
“爸，要是就像那个小孩儿呢，他就是心里坏，就喜欢干坏事儿呢？”
“那样的坏人就惩罚他，但我们也不能像另一个坏人那样残忍地对付他。如果那样做，我们不是和他一样了？”
“可我们没有犯罪？”
“残忍不也是罪吗？”
男孩儿沉默不语了。
他父亲又说：“你要记住，不能因为仇恨去惩罚，这样的惩罚不会公正。只有尊重人的人才有资格去谈论惩罚，而这些人不会轻易用绳子捆，不会把人往死里打。”
男孩儿想起那具被捆绑着的尸体，仿佛一个沉重的东西突然压在他心上。他似乎懂得了一点儿，但他仍然问：“爸，这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不需要懂，你只需要记住。”
于是，男孩儿就把父亲说过的话在心里默默重复了几遍。他想象着法庭这个地方，在他的想象里，它就像队里的打麦坪，平坦开阔而且十分干净。它又像城里公园中的一片草地。被人选出来的代表站在那儿，而犯人就站在他的对面。犯人低着头，没有下跪，也没有被用绳子绑起来。总之在他的想象中，法庭是一个开阔的、没有遮盖的地方，在那里还看得见天空和阳光。他不知道这些想象是否靠得住，但他仍然这么想下去。
他们在漆黑中躺在床上的时候，男孩儿听见梁上的老鼠在跳来跳去地追逐，在这片嘈杂声后面，是隐隐约约的流水声 – 庙的后面有一条小沙河。他仔细倾听，想把各种细微的声音一一区别开，随后他听见父亲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儿。
“爸，你还没有睡着吗？”
“没有。怎么了，你在想什么？”
“我没有想什么。”
“身上疼吧？”
“有一点儿……爸，我不该和人家打架。”
“别想了，好好睡吧。这不是你的错。”
“爸，要是你呢？你会和他打吗？”
“我会好好收拾他一顿，要是我打得过他。”
男孩儿笑了。他父亲翻身过来，和他在黑暗中面对着面。那孩子看着父亲侧身躺着的影子，他觉得有一种温暖而沉稳的力量像水一般缓缓注满他的心里。他赶紧朝着墙壁背过身去，他想到自己也是一个残忍的人、一个坏人，他还看不起自己的父亲……他的身体疼痛而疲惫，瘦小的肩头抖动着，压抑着断断续续的抽噎。而父亲也没有说一句话，他倾听着儿子的声息，直到他那顽固的眼泪也流淌下来。
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那时候地里长满粮食，人民却因劳累和饥馑而痛苦。在某个豫东县城里，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因为偷窃供销社的罐头和水果糖被枪毙，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因为偷了三个玉米棒子而被绳子捆绑着，死在押送的路上。一片肥沃的土地，遍布着饥饿、斗争和仇恨的惩罚。
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律师，我总爱把这件事讲给我周围的人。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我仍将讲下去。因为，即便是今天，我们启动了法庭，不停地书写着新法律，我们还只是寻索着那条通向道德和公正的路，我们没有像那个孩子所想象的那样，把一切置于阳光、天空之下。有人依然惯于用绳索、器械、殴打使另一个人的身体扭曲、变形，在社会的某个角落，仍然充斥着暴力、罪恶、贪腐和冤屈。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通过一个在红花乡政府里工作的熟人找到了那个死去的男孩儿的母亲，得知她还有一个女儿，但早已出嫁。我于是每个月通过乡政府转寄给她一点儿生活费。老人有几次托朋友捎信要见我，我都以出差的理由拒绝了。还有几次，我去看望那个朋友，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田河村。他说，你不顺路去看看老太太吗？我说，不去了，去了也不知道说什么。于是，我们只是从车上眺望那个村庄，越过或碧绿或光秃的田野，眺望烟树深处的古老村舍。
至于连长，他七十年代就调到了城里的武装部，在某段时间内，仍然保持他雷厉风行的作风。文革以后不久，他被调去了一个闲职，城里人很少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人们淡忘了这些人的事迹，就像淡忘了曾经历的痛苦。现在连长早已退休了，成了一个臃肿衰颓的老人。无论冬夏，我常常看到他晚饭后在城南一条宽阔安静的大马路上散步或者倒走。有时候，我故意从离他很近的地方走过去，我看着他，他也看看我，但他的眼睛里一点儿记忆的火花也没有。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那件事，但这根本不重要。老人脸上带着那种失忆的平静，带着对冥冥之中命运的服从，努力地练习倒走，以便在衰弱的身体里留住一点儿生命的能量。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是重要的？
2003年，那位母亲托人写信说她想见我一面。这封信想必是她的口述，信里有一处写道：我这老婆子也活不了几天了，走之前就是想见恩人一面，不然走也走得不放心。如果恩人不来，我就去县城里找，我总能找到恩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