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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子

发布: 2013-6-06 18:38 | 作者: 张惠雯



        (手记:我小时候听父亲讲到一件往事,说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儿因偷生产大队的玉米被枪毙了。这件事我记下了,2008年,我写了一篇小说《绳子》。在小说里,我没有让小孩儿被枪毙,而是选择了一个更有象征性的结果——死于绳索的捆绑。这条绳子并不陈旧,至今存在。2008年,我写完后感觉还不算坏,试着投稿,但总是被拒。我后来把它投给北美的杂志《今天》,发在09年6月的《今天》网络版上。无论别人怎么看,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是篇重要的小说。) 
        
        某个夏天的午后,阳光把玉米田照得发亮,正是午睡的时间,有个过路的农民在红花公社最东边一块地里抓到了一个偷公家玉米的贼。抓贼的那个农民把贼带到邻近一个村的村民陈良的家里,他这样做是因为这附近一带他只认识陈良。陈良赶紧派媳妇去叫醒正在睡觉的生产队长,队长到了他家,看见那个贼正蹲在泥墙根儿底下的阴影里,脸上带着惊慌、茫然的神情。
        队长觉得这件事不能自己做主,因为事关公社的财产,应该由公社里来处理。他马上派一个跑得快的年轻社员去隔两个村的队里请公社民兵连长来一趟。公社民兵连长,一个出身农家的退伍军人,目前全面负责这个公社的司法、判决和执法,闻讯只穿了一件汗衫儿就赶到村里。他还保持着军人的作风,身板儿挺直得几乎向后仰着。他先和队长、抓贼的农民握了一下手,然后叫人把贼带过来,于是陈良他们就跑到院子里招呼贼进屋来。连长坐在阴凉的堂屋里,发觉贼竟然自己蹲在院子的泥墙下面,心里不禁对这些农民的懒散、缺乏警惕、不懂法律大为反感。他看见贼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又瘦又脏,像田里的蚂蚱。赃物是三个玉米棒子,其中一个已经连芯子被啃掉了大半儿。另外两个还没有来得及咬。玉米还没有长熟,玉米粒基本上就是一兜儿水,至少还差一个多月的火候。
        连长看见贼站在那里,眼里顿时射出寒光,但他打算先怒视他,什么也不说。他这个样子把队长和农民都震慑住了,他们不敢在一旁小声说话了,只是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看看贼。贼被看得吓坏了,他刚才蹲在墙角的时候还想着会不会有人去把自己村的人找来,他们会不会替他说话,然后就带他走。现在,他觉得这个人的目光好像刀一样要扎透他,而四周又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慢慢地,他浑身哆嗦起来,哆嗦得越来越厉害,像发疟疾一样,最后他嗷嗷地哭起来。
        这时候,已经有些村民闻讯来到陈良家的院子里。他们中有老人、抱着孩子的妇女,还有睡眼惺忪的男人。有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夹杂在这群人里面,他们的脸和衣服都比较干净,带着城里人那种很认真的表情。但每个人都干瘪、焦枯,像一根被太阳和土地吸干了的麦秆儿。农民们不敢走近堂屋,在他们看来,那里已经变成了小审判堂,是应该避开的地方。他们站在外面,压低声音议论着,终于把事情弄清楚了。突然有人认出了贼是四五里地外田河村某寡妇的儿子,于是这个消息也小声地在人群中传开了。
        年少的贼又哭又哆嗦,但这丝毫不能引起连长的同情。等他哭泣的声音弱下来,连长突然冷笑了一声,然后用宏亮的声音说:“你掉几滴泪就骗得了我吗,你以为你哭一恸你犯的罪就一笔勾销了吗?”
        人们听见连长发话马上静下来,静得只剩下知了刺耳、单调的叫声。人们看着连长,等着。
        “你知道你犯的罪有多大吗?你盗窃国家财产,破坏人民公社。因为你们这些蛀虫、吸血鬼、老鼠,农民辛辛苦苦种了庄稼却要饿肚子、吃不饱。你看看这些玉米,还没有长成,你就把它摘了,你这是毁坏人民的劳动成果啊。”接着,他把三个玉米棒子一一举起来,向聚集在外面的人展示。他听见人群发出了低沉的声音,看见他们的脸色变得严厉、阴沉。他于是很满意了。
        那个十来岁的孩子往前挤了挤,现在他几乎是倚在门框后面朝里面看。他像是听得入了神,双目炯炯地打量着说话的那个人。他还看见那个几乎和他同龄的贼,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软塌塌地跪在地上了,像一条怕被殴打的狗。
        队长有点儿眼神发怔地看着连长,这一番讲话说明事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因为他原以为只是通过公社找到贼所在的生产队,然后对他的家庭进行扣工分、加重劳动之类的惩罚。现在,他有些不太明白了。他等着连长说下去。
        连长突然站起来说:“现在正是全国大公社艰苦奋斗的阶段,你却盗窃社员的劳动果实。你这样的坏种,你的罪够得上枪毙……”连长继续说着,下面的人已经不安起来,但他们不敢发出什么声音,不安是从他们的脸上显现出来的。他们在心里掂量着“枪毙”这两个字,一时掂量不出分量,但沉重、恐怖朝他们心头猛然压过来。他们转而又去掂量盗窃这两个字,现在还有谁盗窃呢?都是路不拾遗,都是大公无私,累死了、饿死了也不敢盗窃,可他偏偏要在这时候盗窃,他的罪也真算得上是滔天大罪。
        跪在地上的贼好像一开始没有听清连长的话,他的头稍微侧了一点儿,惊恐地向前伸出去,他显然想再听听别人在说什么。但他其实已经听到了,只是枪毙这两个字还没有以具体的形象在他脑海里反映出来。等他终于明白的时候,他又开始哆嗦起来,他喉咙里发出声音,却不是哭泣声,好像一个受虐待的、被恐惧吓坏的小动物发出的那种浑浊、怪异的低音。他很想大哭,叫“妈”,但他张不开口了。他不大相信他们真会这样对付他,但他也见过一个人轻易地被打死在大坑塘旁边。他们临死的时候就像他现在一样跪在地上,还被绳子死死捆起来。一下子,他们就摔倒在地上了。他和村里的小孩儿去看枪毙人,他们就藏在大坑塘边的树林子里。谁也不知道那些人犯了什么罪,他们只是为了比试胆大不胆大。“嘭”“嘭嘭”……看谁眨眼了,谁也不许捂住耳朵……然后,犯人像一捆麦秸一样倒下去了,民兵连的人走了,在不远处看枪毙的大人们渐渐散去了,四周一下子很静,树叶在风里乱晃,光点儿像眼睛一般闪来闪去,让他们心里发毛,担心鬼魂是不是已经来到了树林子里了。好长一阵子,尸体就那样孤零零地、歪斜地躺在地上。太阳升高了,阳光照在树林里,也照在尸体上面,可那些捆着绳子的家伙已经不知道了。他们耐心地等着,最后总会有几个人偷偷摸摸地跑近尸体,用布把它裹起来,抬走了。于是,他们就跑出林子,在尸体倒下的周围找空弹壳。
        队长犹豫了一会儿,但他还是决定说一下自己的看法,他毕竟是高小毕业,认为说话要有水平、给对方余地,因此他先打了个腹稿,才说:“周连长,他偷窃公社的物资罪不可赦,公社里一定要重重地惩罚。但是,考虑到他年纪还小,我认为还是可以先以劳动改造、家庭教育为主。我可以马上通知他的大队,叫他的大队先把他带回去,作为典型在队里批斗批斗。”
        连长不高兴了,他审视了队长一会儿,降低音调说:“陈队长,咱们不能纵容犯罪啊!不重重惩罚他们,下次还有人偷,怎么办?这个责任由谁来负?敌人就是敌人,不论年老年少,这一点儿是不能麻痹的。县武装部不久前还抓了一个坏典型,偷窃国营供销社的食品,也是十几岁,不照样枪毙啦?目前的形势很严峻。这件事既然你叫我来,我想意思就是叫公社里负责处理,不必叫他队里的人来,生产队又不负责治安,我们要先把他押到公社去。”
        队长勉强地笑了一下,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心里有些不平,但深知自己不应该掺和到这种事情里面去,这不是他该管的事儿。陈良和那个抓贼的农民就坐在队长的对面,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事情竟可能发展到“枪毙”的程度。那个抓贼的农民不断偷眼看看跪在地上的、脏兮兮的男孩儿,他已经后悔了,他不该多管闲事,把这个快饿死的孩子推到枪口上去。可他当时就是太恼怒了,他的老娘不久前死了,老人家有多少天没有吃饱过?死的时候浑身浮肿。可他也没有敢对长在地里的、公家的粮食下手。这个毛头孩子竟然胆大包天地大白天偷玉米,所以他抓住他,好让他吃些苦头。事情到了这一步,他怎么想都没有用了。他只想早点走,继续赶他的路。但连长没有让他走的意思,他坐在那儿又渴又热,一沟沟的汗顺着脸和脖子直淌下来。
        连长希望大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不能忍受这些愚蠢的脸只是茫然地呆看着他。于是,他威严地命令拿绳子先把罪犯捆起来。让他大为吃惊的是,没有人动,连响应的声音都没有,屋子里、院子里都静得要命,像空了一样。他愤然地想到,这些人没有一个像他自己那样受过正规的训练,他们对危险的敌人缺乏认识。他谁也不能指望了,必须得自己亲自把犯人押送到公社民兵总部去。
        他打破冷场,叫陈良给他找一根绳子,越粗越好。陈良打心眼儿里不服气这个命令,他说:“何必捆住他呢,他又跑不了。”连长很生气,马上批评他不够警惕。但陈良执拗地回答他说,他家里没有绳子,他用绳子来做啥。
        连长压住怒火,又问在场的农民谁家里有绳子,可以贡献出来一根。并且警告他们说在押送的路上,犯人随时都会逃跑,还可能伤害押送他的人。可仍然没有一个人回应他,人群里开始议论啦,声音越来越嘈杂,像飞过来了一团蜂群。有人甚至混在人群里大声说,这是某某村寡妇的孩子,也是穷人出身。
        连长不理会他,竟低沉地笑了一声,转头对队长说:“看看,这就是你这个生产队的觉悟。”队长抬起眼睛看了看他,什么也没有说。连长站起身,走到屋外,走近人群,人群却往后退了半圈,给他留出足够的空地。蜂群飞过去了,那些抱着孩子的妇女,脸色发灰的老人和表情疲倦的年轻农民都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他在他们留给他的空间里来回跺了两圈,终究压抑不住心里的怒火,他一字一顿地说:“你们,看看你们的觉悟,农民意识,小农思想……”他的口气像是要把这些字打树桩一样钉在地上。
        人们的脸上出现了讪讪的表情,他们相互看看,似乎要把不安和其他人分享。连长留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反省,可当他再次问起的时候,仍然没有一个人愿意贡献出一根绳子。沉默持续了一阵,连长几乎准备好了要破口大骂一场。这时候,始终倚在门框上、双目炯炯地观看这一切的那个男孩儿说:“我家里有绳子。”他的声音还带着童音的清脆,但他说话简短利索。
        每个人都想看看说话人的脸,有人从后面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来看,连一直瘫软在地上的贼也回头看了看。但人们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看不到那张男孩子的瘦脸上带着一种坚决的表情。
        这时候,那个中年男人挤过去,对那男孩儿说:“你胡说什么?我们家哪有绳子?”而男孩儿显然不把他父亲放在眼里,他只是看着连长说:“我们家有绳子,就放在床底下的那个纸箱子里。你不信,我这就回去拿来。”
        男人脸色苍白地瞪视着儿子,那男孩儿却跑开了。男人想跟在后面回家,但连长叫住了他。连长向生产队长打听,得知这个男人是从城里下放来劳动的右派,他脸上不禁露出一种轻蔑的表情,立刻批评他还不如一个小孩儿的觉悟高,男人垂着头低声说:“我真不记得我们家有绳子。”他脸上的表情既焦虑又隐含着愤怒。
        他看到他儿子拿来了绳子,一条小孩的手腕一般粗的麻绳。那是他来的时候用来捆行李的。儿子看也没有看他一眼,直接跑过去把绳子交给了连长。他像一个爱表现的、不怯场的小演员。然后,连长大声夸奖了他,人们都看着他。他知道儿子想要的就是一个表现的机会,一种荣誉。因为这些东西他从来没有过,他成长的过程里只有轻视、侮辱、惩罚……这两年多以来,他连书也不能读了,随他下放到农村来劳动,也没有母亲可以照顾他、安慰他,因为她已经死了。
        连长叫人帮忙捆绑犯人了。队长在一旁建议把两只手捆起来就行了,但连长不满意这种笨拙的捆法,他要把绳子紧紧地绕过犯人的脖子,结结实实地捆住他的双臂,把它们朝后勒紧,勒到屁股那边。两个年轻农民在连长的指挥下忙乱地捆着,在捆绑的过程中,那个贼把裤子尿湿了。连长朝他腰上踢了两脚,踢得那孩子哇哇叫了起来。连长对大家说:“这些贼,抓住他们就得先狠狠打一顿,叫他吃点儿苦头。就像老鼠夹子,为什么不一下子把它夹死?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尿裤子,我看他存心耍赖!”
        他们顶着刺鼻的尿骚味儿,终于把贼捆好了。现在他的头和脖子都被勒得往后仰过去,眼睛朝上翻着,费力地张着嘴喘气。那个贡献了绳子的孩子站在一旁看着,看见和他年纪相仿的贼被捆成了硬邦邦的一团儿。他心里莫名奇妙地激动起来,联想到警察、战士这样的威严形象,涌出一股强烈的荣耀感。
        连长要求队长和他一起去公社,队长本来想推辞,但连长脸色严肃地说:“损失了国家财产的是你的生产队。”队长马上意识到如果他不去,这件事很容易被看成是他的失职,所以他答应一起去。连长又挑选了一个年轻的、高个子的农民,还有抓贼的农民,决定由他们四个一起押送犯人到镇上去。这时候,送绳子的男孩儿走上来,要求和他们一起去。连长很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五个人押着一个犯人上路了,后面还跟着那个孩子的父亲。起初,他不愿意和那群人走得太近,但是后来他慢慢地跟上来了,离他们只有几步的距离。他们谁也不和他说话,他也无所谓,他在任何地方都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连长对自己雷厉风行的作风很满意,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发现时间是三点半左右,他猜想如果急行军的话,他们可以在六点之前走到镇上。那时候,他还有时间召集镇上的民兵开个紧急会议,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阳光没有遮挡地晒在热气蒸腾的平原上,天空像一片明晃晃的镜子,谁也不能直视它,谁也找不到太阳的影子。路上的尘土就像烧过的白色灰烬一样在他们脚下扬起来,他们挥汗如雨地走着,脸像被火烧灼着一样滚烫。连长不断地掏出一块脏手帕擦脸上和脖子上的汗,别的人只是用手抹汗,抹一下就把它甩在地上。
        犯人走得越来越慢,他的汗把衣服全部浸透了,脸上的汗像一条条虫子一样往下爬,使他奇痒难忍。绳子捆得太紧了,天气又这样热,他喘气越来越困难,像狗一样把舌头伸出来。听见他喘粗气,浑身像洗过了一样湿,每个人都在心里替他有点儿难过,但谁也没有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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