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你一直生活在江南，让我好奇的是，你的诗歌与人们印象中的江南风格并不一致，我指的是那种细腻委婉甚至带点绮丽的风格。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些就一定是江南风格，但至少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这样认为的。在我看来，你的写作带有某些北方的特征。这些是无意为之的自然形成，还是一种有意识的追求？你是怎样看待江南风格的，包括它的长处和局限？
泉子：我热爱江南。江南是我的命运与福分，就像我们共同置身的这个时代，它同样是我们的命运与福分一样。虽然有许多的朋友或读者都曾发现，并指出我的诗歌中与“人们印象中的江南风格”迥异的一种面貌。但这依然是一种江南，一种与常人以为所是迥异的江南。你说的“北方的特征”可能就是对这样一种江南更为方便的描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之上的风物，包括诗歌与艺术，自然会呈现出一种总体所是的面貌。江南作为一块如此丰腴的土地，它被赠予了那么丰富的风物，那么浓郁的声色。这种浓郁的声色，通过生长于其间的人们世世代代的耳濡目染，融化为“这一方人”更为敏锐的感受力。但这些浓郁的声色在成为江南人一种共同的福祉的同时，又成为更为深重的考验。一种对声色的沉湎，一种对那么浓郁的声色诱惑的屈从，最终成为诗歌重回于自身，重回于最初的一种天然的屏障与阻隔。或许，这也是你所说的江南诗歌总体上呈现出的一种“细腻委婉甚至带点绮丽的风格”的原因。
如果说我的诗歌呈现出一种个人的风格或面貌的话，那一定不是我有意为之。或者说，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风格或面貌的呈现都一定不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结果。自从我在1997年获得了“诗歌并非一种分行的文字，而是我们对身体至深处的声音的倾听、辨认与追随中，在语言中的凝固与呈现”这最初的领悟之后，此后几次诗风的蜕变，都是我越来越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是我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在语言中的凝固，无论曾经的精致与后来的雄辩，无论是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的一种寂静或至柔的力量。如果我最终能够通过从心，通过在精致江南中获得立锥之地，进而感受到宇宙那无东、西、南、北而共通的宏阔，通过对那必须经由自我才能企及的真实的坚定追随，而最终能以一种迥异的面貌丰富了江南，那么，诗歌或汉语也终将成为我的命运与福分。
张曙光：江南风物绮丽秀美，柔胜于刚。不过当年的越国也是很强悍的，勾践的卧薪尝胆大家都已熟知。王季重说过，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同样，鲁迅的文风也相当犀利，打起笔仗来无人能敌。因此，我理解，“这种迥异的面貌”应该也是江南所具有的，只是现在少见而已。把江南风格一味地解理成风花雪月未免有些狭窄，即便如此，在一种风格中加入些异质的东西也有好处，反而会使原有的特点更加突出。
和你一样，我也认为一个人写作的风貌更多是自然形成。这是由先天的气质和后天逐渐形成的审美决定了的。但不可避免，外部的影响有时也会起到相当的作用。比如时代的风尚和地域的特点，还要包括一些偶然的因素。比方说，如果没有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我们今天的写作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中国仍然像朝鲜一样闭关锁国，我们是否还能写作？同样，对整体创作和个体创作的思考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在自己的诗中突出某些因素，形成不同的风貌。因此我说你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一种认识或直觉上的自觉追求也许你不会反对。在不同时代，对诗的本质的把握与认识都有差别。如果从大处着眼，似乎不同时代的诗歌都有自己不同的创作方法和审美意趣，这些都来自与时代的互动，接受或拒斥。比如浪漫派，只能产生于十九世纪，是对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反动。稍后的象征主义又是矫浪漫派滥情之正。等等。总之一个时代的创作一是要更好地表现（揭示和批判）时代，同样也要有其独特的风貌。当然，这个问题超出了我们上面所谈的，但是从上面的问题引发出来。所以，这两年我在从这个角度思考诗歌的变化，也许真的到了该变的时候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泉子：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是高度一致的。如果说我们之间稍有不同的话，应该是我们各有侧重与强调。譬如，我更倾向于把时代和地域作为一个人内在构成的一部分，作为自我的一部分。任何一个人，或者说任何一首诗歌都是我们的血脉与时代，与地域，与自然风俗的一种综合。我们永远不可能单一地作为一种血脉而存在，甚至血脉无一亦无时不作为一种更为久远或古老的流淌与世世代代的自然及风俗的综合。如果我们必须为血脉，为我们的所自寻找一个源头的话，那么，这个源头应该万物得以孕育的空无。或许，对空无的激情，对我们、对尘世万物的那共同源头的不倦追寻正是所有诗歌、艺术、科学，也是所有哲学与宗教的一个根本性秘密与使命。或者说，在至高与至深处，它们都是同一个，而只有在更低，或是更可见可感的浅显处，它们才各自呈现出如此地不同。而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与时代的关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那世世代代的激情，理解我们的过去与未来。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诗歌、艺术甚至万物的变与不变的统一。变化是永恒的，在这尘世，而永恒的又是不变的，成为那千古不易之处。这真是一种伟大的悖论。而我们对这样的一种悖论的感受与领悟，将帮助我们理解十八世纪以来理性主义、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的更替，也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与我们自身更为切近的现代汉语自朦胧诗以来的流变。九十年代以来，以你为代表的一代诗人在语言与形式上的一种艰难而卓绝的探索，我并不认为是对八十年代的反叛，而是一种自我的完善。新的世纪以来，新的一代诗人依然受惠于你们在九十年代的努力。如果新的一代诗人将赋予汉语一种新的面貌的话，那么，一定是源于与你们在九十年代那共同的坚持。
变化是一定的，它是汉语，是事物生长的痕迹。朦胧诗以来，现代汉语一直呈现出一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一直为一个不变之处所牵引的。或者说，我们都为同一种激情所驱驰。这激情就是我们对真实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并不始于朦胧诗，并不始于现代汉语，甚至并不始于任何一种语言。但正是这样的渴望最终触发了语言，触发了现代汉语，触发了朦胧诗以来现代汉语最新的流变，仿佛又一次的无中生有，并作为时代、地域，自然与风俗最好的见证。
张曙光：关于真实说得很好，真实不仅触使现代汉语发生变化，也应该成为审美的基础。我想知道你是如何评价当下诗歌现状的，或确切说，在当下的写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哪些方面应该有所突破？
泉子：我们的近邻，画界有两个看似矛盾的著名论断，就是“笔墨当随时代”与“笔墨千古不易”。但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这两个“笔墨”各自的强调与侧重，我们又会发现，这两个观点是并行不悖的。“当随时代”的应该是一种语言形式或笔墨技巧，而“千古不易”的是所有笔墨深处的精神。这又回到了我们上一个问题中谈到的变与不变。我重新引出这个话题，是想说，现代汉语通过你们这一代诗人在九十年代，以及五四以来一代代诗人的一种艰难而卓绝的探索，在语言与技术层面已经趋于成熟。而新的一代诗人必须在你们的肩膀上，完成对那“千古不易”之处的一次新的辨认。当然，新一代诗人是一个更为方便的说法，它同样包括你们这一代人在新的世纪的努力，也包括可能是我们之后的几代诗人的一种共同的坚持。
这样一次有待完成的新的辨认是重要的，它将成为现代汉语真正意义上成熟的标识。或者说，一首伟大的诗歌，一种伟大的语言，一个伟大的时代都必须通过对道的一次新的见证来完成。
或许，相对于古典时代的我们的同行，这新的一次辨认与见证会更加艰难。因为对李白、杜甫与苏轼们来说，真理是不言自明的，道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诗人只需要通过他的所见所闻，通过他眼中的一草一木，通过命运带给他的起伏与皱褶来确认，来说出生命深处的感动。而作为一个现代诗人，我们必须更加地凝神，我们必须通过一次次地，与自我，与他人，与时代的争辩，来为真理赢得它的必然与合法性。但这无所谓幸与不幸，如果我们认清了一个时代深处的宿命与这一群人的使命，并终于在这个科技高度发展，全球化的时代中，发明出一种新的道德与伦理、公平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