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禁闭的规则
离开这间囚室我们去参观了正好空着的一间禁闭室。禁闭室与其他囚室一样的是，有单独的卫生间，有暖气设备。但，禁闭室的空间比普通囚室要小很多，一张小小的单人床类似手术台大小，躺在上面定有待宰羔羊的感觉。没有电视、没有写字台，光线暗淡，空气也很浑浊，仅仅走进转了一圈便觉得憋闷无比，可以想象，被关在里面一定不能忍受。据说，类似的禁闭室总共有八间，用来惩罚那些特别麻烦的犯人。
作为狱长，是否可以无限制地禁闭无端制造麻烦的犯人？答案是：NO。在整个日内瓦的法律中，禁闭一个囚犯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0天。其中，狱长权限范围内的只有5天。5天结束之后，狱长如果想继续禁闭这个麻烦制造者，就需要提交给上一级监狱管理机构讨论通过，在讨论过程中，狱长不得擅自延长对于囚犯的禁闭期。
被罚禁闭的人，没有看电视等其他自由，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可以阅读圣经或者古兰经。被罚禁闭的犯人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和其他犯人放风时可以见到囚友、并在户外沐浴阳光、亲近绿地不同，被罚禁闭的犯人只能在监狱顶楼一个封闭的钢筋水泥的通透空间里，一个人走来走去。
我们去参观了这个顶楼空间，呈长方形，100多平方米大小，这个钢筋水泥的空间，因为可以登高远眺的缘故，监狱外的树木和草地尽收眼底，南部一侧更可远眺一块硕大的法国牧场。临窗站立，空气清新、阳光明媚，黑白相间的奶牛在草地上自在徜徉。我想，也许是希望用如此美丽、如此浓郁烟火气的景致唤醒麻烦制造者对生活的热爱，恢复对自由的向往，积极接受改造吧。
在监狱里的劳动报酬被存入个人账号
我们还参观了这所监狱的工作坊，因为最初设计的原因，这所监狱只能提供160个左右的工作岗位。这里不允许强迫劳动，所以，由被关押者需自愿申请参加劳动。因为劳动机会有限，提出申请的总是多于160个劳动岗位，所以，申请者需要排队等待，监狱一般会把劳动机会优先提供给那些表现比较好的被关押者。被关押者工作一天可以获得17-20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110-130元左右）不等的薪酬，管理者为每一个人设立了一个账号，把他们的劳动所得直接打入账号，这是属于被关押者的私人财富，积蓄可在出狱时带走。
被关押者在狱中不可以拥有现金，但他可以使用这笔钱购买食物或者生活用品，只是由于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在使用这笔钱的时候，需要由管理他的狱警代劳。
这所监狱提供的工作岗位包括在厨房里为制作膳食做准备、在洗衣房洗衣服、做大楼的清洁工、在图书馆协助图书管理、会技术的人协助管道维修，在印刷厂做装订工等。我们参观的车间，工人主要从事印刷装订工作，车间不大，有约20个工位，约50平方米，但空气流通性强，干净整洁，配有卫生间和洗手池。工作环境显然比我2002年春末到过的广东珠海南屏的几家制衣厂要好很多。
我们还参观了律师接待室。屋子内摆设得有点像个简陋的咖啡馆。没有类似香港电影作品中所看到的玻璃墙、通话耳机等隔离措施。被关押者和律师的会见不受限制，律师和他的委托人可以面对面的谈话，没有任何狱警陪同。但是，在监狱的监控中心，类似监狱大脑的地方，有人密切注视着监狱的每一个角落。
提供给囚犯的公共品
除了工作岗位之外，这所监狱提供给囚犯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还包括两所医院：一所综合医院、一所精神病医院，用于疾病治疗，2007年治疗病人14539人次；一间小教堂，2007年做宗教活动2388次，带领囚犯做祷告的，包括天主教的牧师、新教的牧师和清真教的大阿訇。还有一个室内体育馆，用于集体活动或者体育比赛；一个公共图书室；还有厨房、浴室、商店等。需要就医的囚徒，小毛病就在小诊所里拿药，大毛病去医院的监室里接受治疗，精神病医院则是专门关押精神病囚犯的地方。这些建筑在明净的阳光底下呈“十”字形排开，如果忽略掉高高的院墙和苍灰的铁丝网，你几乎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小型的环境优美的普通社区。
遇上祷告结束的女囚
我们在监狱的穆斯林信徒集体做完祷告的间隙，去监区的北楼参观。透过玻璃门，看见一群刚结束祷告的女囚从过道里回自己的房间，女囚们在玻璃门后冲着我作怪脸，没有狱警阻止，甚至没有狱警跟随他们。狱长Danies Scheiwill先生介绍说，北楼里都是新来的囚犯，与南楼的囚徒相比，他们少享受一些自由。比如，只能在囚室里就餐，不可以到过道或者公共餐厅；不可以参与人多的活动，只有当牧师来到监狱，信徒们参与祷告时例外。我们从楼道走过，听到从某些囚室里传出大呼小叫的声音，还有人尖声唱歌、近乎歇斯底里地吼叫。警卫似乎对这些吵闹漠然不理、充耳不闻。Danies Scheiwill先生告诉我，狱警不会制止他们的吵闹，但每个楼层都有电子控制室，他们和中心控制室相连，有警察专注地盯着电子监视屏，这个监视屏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囚室的一举一动。
狱警没有武器、薪水和普通公务员相当
Champ Dollon监狱的工作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不穿制服的一般管理人员，如财务、技术人员；另一部分就是与被关押者直接打交道的狱警了。这里共有220名狱警，几乎是每两个被关押者要耗费掉一个警力成本。成为这里的狱警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招聘程序，闯关成功，还需要到专门的培训学校，半脱产学习三年。新进的狱警月工资约为四、五千瑞士法郎，和新入行的公务员工资相当。在监狱里，狱警没有什么“武器”可以使用。比如，不可以使用手铐，据介绍，整个监狱只有一副手铐。监狱中有一套严格得近乎繁琐的针对狱警的检察机制，以保证每一个狱警都不可以虐待囚徒，虐待囚徒的警察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被解聘，而且还可能面临刑事处罚。我从美国电视剧《越狱》中得到的对于监狱和狱警的恶劣印象，在这里，被颠覆了。
同行的律师，有比较熟悉中国看守所和监狱情况的，他们的提问和感慨自然和我大不一样。衡量和考察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最好的样本就是考察监狱囚犯的人权状况了。一位律师提问，在日内瓦，针对监狱被关押者的人权保护，采取些什么措施？狱长回答说，被关押者有和律师见面的自由，有向司法机关、人权组织和律师写信申诉的自由，即，被关押者向外写信一般要经过狱方检查，但写给相关司法部门的信件，狱方是不可以打开检查的。除此之外，由于日内瓦正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总部所在地，监狱还会时常接受国际人权组织的访问，并接受欧盟反酷刑专员的定期调查。
囚禁，抑或自由
“一个人权保障如此之好的监狱，是不是不能起到惩罚犯罪的作用，反而使得很多人想方设法进入这个监狱或者呆在这里不出去呢？”同行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社会工作者，也许是深受欧亨利小说之影响，如此发问。这个问题显然超出了狱长先生的经验，和颜悦色的Danies Scheiwill先生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极端困惑的表情。“没有惩罚犯罪？难道剥夺了一个人的自由，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吗？要知道，无论住在什么样的监狱中，都剥夺了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Freedom，自由。”
在Prison De Champ Dollon监狱的法文网站上，有一段关于监狱理念发展的文字。在1600-1800年间，瑞士的监狱管理者常常把偷鸡贼和杀人犯关在一起，结果是：监狱成了犯罪的学校；从1826年开始寻求改变，在白天和黑夜，他们都把犯人单独囚禁，让他们各自忏悔，面对自己的过错。结果是：不少人患了精神病，还有不少人自杀了；从1853年开始进行监狱的“进步制度设计”运动，对初入狱者，白天和黑夜单独监禁，过一段时间，仅仅是晚上单独监禁，白天给予和其他囚徒交流和沟通的机会，有限制地给予自由。这种监狱管理理念在1945年后发扬光大。“二战”结束后，整个西方的监禁理念都发生了变化，监禁惩罚逐渐向“新生改造”转变。尤其是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的签署，更强调了对个人自由的尊重。经历战争的创伤后，人们开始更深入地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囚犯，不仅是在生理、身体上要有尊重，更强调对囚犯作为人的尊严的尊重。这种理念下，首先改善拘留的物质条件，使得囚室更适合居住，更卫生，设置医院，获得健康服务，制定了更健康和更平衡的食谱，同时考虑到宗教场所和宗教活动等。这一切只为一个目的，“改造囚犯是为了让他日后更好地融入社会。”
关于Carrefour Prison，走向自由的故事
回程时，又经过那间美丽的小木屋。再度找她们聊天，又上到他们的网站http://www.carrefour-prison.ch/，得知更多关于这个机构的信息。Carrefour Prison创始于1970年，创建人是在30年里经常在各监狱带领囚犯做祷告的阿兰（Alain）牧师。阿兰牧师认为：对于囚犯来说，真正的监狱是在他走出监狱的这一天才开始的。他创设这样一个机构，以帮助囚犯和囚犯的家属。这个机构在全瑞士有连锁，在日内瓦有12个行为心理学家。他们所做的工作是迎接、倾听、与被关押者的家属交谈，给被关押人提供必要的帮助，给刚刚走出监狱的、需要帮助的人提供辅导。这个机构的管理层是八人委员会，这八人委员会由金融家、企业家和法官等当地颇有声望的人士组成。
一位学习法语的朋友看到我记得密密麻麻的纸片（即做记录的工作简报，如图）感到好奇，我告诉他参观瑞士监狱的故事，他回报我，为我翻译这张简报上的故事。《Adieu Christian》讲的是一个牧师的故事，这位叫Garin(加莱）的牧师，在监狱里为犯人服务了10年，做洗礼、祷告等，并担任了Carrefour Prison的10年主席，这是个追求正直和团结的人，他的工作任务是推动囚犯正常化生活。
《Le Conge》则是一个囚犯的自白，在出狱的时候，他戴着眼镜看外面的世界，发现外面的一切都变了，街道变了、建筑变了、树木变了，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令他恐惧的世界。见到亲人，感到堆积了太多的事情，他想尽可能地表现正常，但他却怀着一个被监禁的心。“自然社会给一个获释者的压力，不亚于监狱施加给他的压力”。……Carrefour Prison的简报每月一份，比较大的篇幅用来讲述获释者的故事。他们的帮助，慰藉了很多颗走出监狱、无可归依的灵魂。他们的故事，是帮助更多人走向自由的故事。
不是肖申克，也不是迈克
对于瑞士监狱的参观，使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真切地觉察到自由的存在。这所监狱，虽然它的环境和设施堪与酒店媲美，但，我仍然能感受到一种无所不在的束缚，这种束缚令我不安。
往日，我对于监狱的经验，完全来自影视作品，监狱题材的影视作品往往有着最具感染力的戏剧冲突。犯人们往往有两种：一种罪大恶极；一种千古奇冤。第一种类型把人性的恶张扬到极致，后者则向人们展示人性的善如何被扭曲摧残到极致。而狱中的看守，无论正义与否，都将行使着其他任何职业都无法如此光明正大、理所当然行使的——专制，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极端专制。但这一次真正的监狱之行，使我感受到，监狱里关押的多是普普通通的犯人，他们往往很寻常：既不罪大恶极，也没有千古奇冤。他们没有几个能够是肖申克，更没有几个是迈克。他们没有强大的人格力量，而是像你或者你的邻居一样普通，他们活着，作为人，希望有作为人的尊严。那么，作为监狱的管理者，是否也该收敛国家专制的刀锋？给予犯人们基本的作为“人类”的权利？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新闻连续报道了两起极端的越狱事件，一起在内蒙呼和浩特，一起在湖南常德。我向一位刑法学者请教中国监狱的管教成果，这位学者对我说，他虽没做过数据分析，但可以肯定，中国监狱改造罪犯的成绩是微乎其微的，可以说，在西方1853年前后的水平。
“作为监狱的任务，一是要让犯罪的人受到惩罚；二是要帮助他们较好地回到社会。”我想， Danies Scheiwill先生的这句话，也许应该为更多的中国监狱管理者所熟知并践行。“对于一个囚犯来说，真正的监狱是在他走出监狱的这一天才开始的。”阿兰牧师的这句话，蕴藏了对于走入迷途的同类的关爱和悲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通往自由的路，有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