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说话, 没有抚慰, 只有月亮, 清朗地照着。过一阵，他调过头来，躺在我的身边。他用手肘支撑着肩，半边脸晒在月光下。躺在一个孤岛上, 一个没人的地方, 与世隔绝, 在半明半暗的他的脸上, 我看见他天真亲善的笑容。这笑意我很熟悉, 他聚精会神地看我时, 这种笑容就出现了。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尽管他没有说过，尽管我不知道什麽是爱情，我不知道爱情是怎麽产生的。但是我体会到了。我从小到大有一个绝招，我不问大人任何问题，我也不用语言表达自己，我去体会，我的经验和知识，都是我体会到的，体会来的。我早就准备好了，如果有一天他问我：西子，你爱我吗？
我会回答：大孩，这要靠你自己去体会！
如果我终将写爱情小说，我给读者的答案也是一样，请你们自己体会，不要问作者，不要在结尾寻找答案。
他变得严肃和专注, 用手伸过来摸我的脸，一样一样地摸我的五官。似乎我会消失，似乎这是他的方式。在这心领神会, 百分之百的心灵相悦之时, 我也没问他是否爱我， 我总想, 干嘛要问, 你自已说的, 问了没意义，自己体会吧。
月正好时,我怕妈妈找我，就说：回去吧。
这句话起到的作用是相反的，他压到了我身上吻我。长久的吻，他低头向我，我迎面向他，芭蕉树站在一旁，树干的影子倒在我们身上。他压到了我身上吻我，吻得如此之久，我一生难忘。嘴和舌如胶似漆，身子和身子紧紧相靠。我看见了月亮，如此肥大，如此执着地看着我，看着我和他的隐私。月的旁边有一朵浮云，在夜色空中，它如白天一样，是棉花状。
大约我六岁，我不知道怎麽会在天黑后还没有回家，也不清楚是跟什麽人在一起玩？他们究竟又是到哪里去了？我为什麽一个人站在湖边？拖着一条钓到的死鱼，发现月亮正在跟着我走，它跟在我后面，我走，它也走，我停，它就停。我吓得撒尿在裤子里，却不敢哭。我慢慢地走，这样它看不出来我在动，它就不会跟上来，我憋着气，小心地一边望着它，一边懦弱地往前挪着脚。我发现了夜空有一朵浮云，我在心中小声求它把月亮遮上，把月亮的眼睛蒙起来，让我好飞奔回家。它听到了我的心声，它轻轻地往回走, 似医院里的棉花球一样，在给月亮打针前，轻轻地突然擦一下月亮的胳膊，把它逮住了，天黑下了，我飞快地跑，天边还有光，我知道它还在看我，但是浮云把它遮住了，我飞快地跑，我回到了医院大门，回到了家。
老掉了的月亮此时欲堕不堕，高高在上。我悄悄用手遮着眼睛。我有萧云作伴，他毕竟比我强壮，又当过兵打过仗，他在我面前，我不怕这月亮了。他回头看了一眼，看见了天空上的云朵，他有点尴尬，将我的乳罩抽下,他的双手挷在我的腰上，他低着头,我看见他左边晃一下,右边晃一下，低着的的脑袋在忙着什麽，他的脸我毕竟看不见，但我感觉十分的奇异，我等了许许多多年的一件大事,就要发生了。我关切着的他的动作，那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在里面，使我好好地注视了自己的下身好一会儿。我看见他的军用皮带在草地上时，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把他推开。
不是我厌，不是我不要，不是我不爱他，我爱他爱得魂断，我盼他盼得很久。但书上不是这麽说的吗，结婚前不要有这种事，要等婚夜再娇气地让他搞，这样他才会尊重你；从小到大，妈妈跟我说过无数遍，要不是因为怀上你，我根本不会跟你爸结婚，他害了我一辈子。更令我可怕的是记忆中刘纽信上说的那个小孩，他被流产，堕下来后还在喘气，被医生扔到脸盆里去时哭了一声！
我不明白为什麽不可以做这件事，我为什麽就是坚决不做。我的脑子疼得要死，我欲拖他回来，回到我身上来，我愿意用小刀割自己一下，让自己分心，我矛盾，非常痛苦。
我站起来时到是不后悔了，头晕晕的，我丧失了机会。我将自己的皮带扎得又舒服又整齐, 使我不再担心裤子会掉了,我要他了解,这才是我的“潜在形象”!
他没有强迫我，在部队这麽多年，少数民族的脾气早被无数次的政治学习给收拾了。也许他没有强迫我，不是什麽部队的磨练之类，他也是恐惧的，跟我一样，父母的叮嘱，对后果的害怕，应有的责任，害怕有什麽东西跟他过不去，害了他和我、、、他硬顶着自己的失望，悻悻而走，没有理我，我也没有理他。
回到家,妈妈坐在前屋等我。你到哪里去了? 妈妈首先发问。
跟同学逛湖去了。
哼, 深更半夜的跟一个当兵的…到底哪里去了? 干什幺了?
我振振有词：你怎幺知道是当兵的? 我不知道什麽当兵的！
还嘴硬!我已经去部队找到他连队了, 他的勤务兵说, 他上老百姓家过节去了! 哼,上老百姓家过节,他在我家吗?他把我的女儿带到啥鬼地方去了？我明天就去告他们首长，他们的首长爱人就是我的医院的付院长!他逃不了!
我的脑子轰地一声炸了，妈妈说到就会做到，我妈是个变态的人。
开除党籍,降职处分,提前退役---这些惨事都会落到他的头上，跟姓吴的士兵一个下场。我怎麽才能劝妈妈不要毁了他？
妈妈问到：你老实说，你老实跟我讲，他玩你了没有？
我狂嘨一声,抓起一棵包心白菜砸到妈妈的身上，冲上去扭着妈妈,在小屋子里打了起来。我的头嗑到桌子角上时, 偶然中看见堂屋正中毛主席的画像正笑咪咪地看着我，我跳上桌去把毛主席的像撕了, 我歇斯底里，我不再怕月亮，不再怕毛主席，不再怕我妈!
我从小就跟恨她，我有时候甚至都不爱叫她「妈妈」,有话就直说了，她凭什幺怀疑我？一想到她跟踪 ，调查萧云，我就气急败坏，她太不象个母亲了，她太下流了。我不能原谅她。
我猜他回到营房后, 勤务兵也向他汇报了!
从此我们多日不敢见面。
我妈妈后来真的通过付院长告到师部去了,可这事儿不了了之, 我也不明其中究里，想来，部队要解散了，谁也没太把这件事当件事了。也许，我妈没什麽证据，人家没理她。除了那个首长的老婆看我的眼神有点儿恶心，没有发生任何对他不利的事情。
许多年之后。
一天，我在罗马。
丈夫带儿子出门去看斗兽场之后，我自己留下来，准备打个电话。我走到房间外面的阳台，太阳在天空闪耀，面前是罗马最好的一景，市政大道。水泥大街上的意大利男孩子将足球踢得像专业的一般。四月的阳台上鲜花已盛开，我一手握着手机，一手弹着湮灰，我望着穿过记忆站在遥远的岁月里一片黑暗当中的我。
过了很多天，我实在想念他，趁县城停电，悄悄到了部队，找到他的屋子，没人。我不敢停留，在门上留下一张字条：我在红河影剧院前面广场上等你。没签名，也不用签名。
所谓的广场，仅是老城新牌坊前面的一个三角形的脏乱之地。赶集也在那儿，看电影也在那儿，约会也在那儿。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停电后，剧场的人统统涌出来了，黑压压都站在红河影剧院前面台街上，小广场上更是人山人海。我楞在那儿，不知他要来找我的话，如何才能找到我？我看剧院前面卖炒瓜子和葵花籽的地摊有小油灯，不嗑瓜子的我上前去站在那儿排队。排到我，老婆婆问我要买多少钱的瓜子？我就买了两毛钱的葵花籽。刚刚把葵花籽包在小手捐里，直觉上有人站在我背后，我一转身，看见高高的一个黑影，穿着军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了他的脸，我扑上去，他抱住了我，紧紧地，我们紧紧地相抱，合二为一地抱紧在一起。
电来了，哗地一下，突然就来了。我们像闪电一般迅速分开，哗地一下，夹在我们之间的葵花籽撒了一地。
各自散去。
在鲜花盛开的四月天，在罗马的假日里，在一个面朝市政大道的阳台上，我一手握着手机，一手弹着湮灰，我望着穿过记忆坐在滇南蒙县军营中他的小房间里的我。
他的嘴大张开，合拢，隔着十几年的岁月，听不清他叫喊什麽。
我坐在那把藤椅上，他关上门。我在那藤椅里不停地抖, 他又用一件军大衣将我里起来---在这个简陋的寒凉的, 昏暗的, 临时的早晨，他的简陋的寒凉的, 昏暗的临时的落脚处, 他要我和他同居。他把我抱上床,放下蚊帐,草草褪下我的短裤，大概是紧张，大概是害怕小兵会进来，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我感到这不是作爱而是受辱,我噙着眼泪被动地看着他，我说----等我下次见到你再来这个，我说──等我们在一个只有我们两人的地方再来这个；我说── 我还是处女，我不想就这个样子来这个；一再要求得不到回应，我使出游泳队里训练尚存在我肌肉里的力量，用力撕开了他。他彻底离身而去，从蚊帐的开口抽身而出，等我坐好时，他突然从墙角拿起一支步枪,端在肩上,朝墙上打了一枪。
啪────！
我听到门外军人们咚咚跑来的脚步声，敲门声，闷闷的敲门声音令我紧张害怕：出啥事了，指导员，开门啊、、、开门啊。
枪走火了，没事，你们都走吧。
他打开门，我看见门外站着的荷枪实弹的许多军人后面，站着我妈，她黑油油的头发夹在几顶红星军帽里面。
我眨了一下眼睛，我妈不见了。
我们几次都没有成功，我越来越害怕，反正我们两人没有往昔日该走的方向前进,我们分开了。从那个夏天起，我不再叫他孩子，我叫他萧云。我们的关系转了弯。
我在老家度过了剩馀的夏日，但我没有再见到他。
我最后一次穿过县城走路到军营去找他，是我快离开老家回学校了。
又踏上医院前面那条青石板路，大石头和长岁月筑成的石板路，雨落下来就会被洗得干净的石板路；有老安南（越南族）走过去，他穿着木拖鞋从我身边走过去，石板路发出双手相拍的声音；又经过第二小学的站着两大石狮子的门前台阶，它们永远不用上课，不用坐在教室里受罪，它们在老师的言辞教育之外，它们不用成长成什麽什麽家长和社会要它们成为的狮子，它们是石头就仅成为石头，连长大都不用，连洗脸刷牙都免了；经过右拐，就是粮食局的大门，口粮啊，谁敢得罪这大门里不用人称叔叔阿姨，大妈大爹的那些梗道米，白米，面粉，面条，木薯，它们才是我们的在天父母，在地大爷；被唤作银杏的千年古树遮挡起那被墙壁环围的周家大院，现在叫党校的机关单位，不知马克斯和恩格斯的户口迁居里面已有多久？右拐，直接面对县委大院，雨落向山中、幽深处植物生长之地，也落向这里。县委机关的人是在柜台后打工的售货员，面带微笑，推销着不用担心卖不掉而被扣工资的货；遐想中我走到瞌睡来临，如耳朵进了苍蝇。走在盘旋的核桃状县城街道上，又从左面斜过去进另一条在北京也许要被称做胡同的街，一走进去就成为悠久的现实之蛹，在这街的窄小围墙里面挣扎突破。高而笨重的水泥塔里面装水，叫水塔，像县城的一个高高在上的普通水房，它的外貌冒充着世界中心总要发布什麽消息，但那不过就是一间普通的水泥水房；水塔对面是一棵千年大柚子树，结满了泡冲冲的大柚子果，挂着千千万万条树藤。它被一些外地来开会的干部摄入镜头带回家去，被旅行者放在相机中带到过大城市里，洗出来，挂在墙上，有人问，就回答：是蒙县的大柚子树啊！树如同梦出窍，又如一个挂着许多灯的怪物；下坡，人民路到了。
人民是弥漫浩淼的世界尽头，路是它唯一的出路。蒙县是个小盆地，县城四周是光秃秃的山，北回归线慵倦地穿过这里，穿过人民路。人民路的起端是这县城唯一的回民清真饭馆，它是一座活生生的县城回民档案馆。大白天这儿走着瘦瘦长长的大猪，屁股圆圆的小猪，没人在乎猪与猪之间的对话，更谈不上对这些对话的记录。我的意识已有点儿清醒，开始奔跑，脚步在人民路上响得似一个对生活有点儿失望的人在奔向希望。人民路一公里路不到，正如我短短的十九年，这长大的过程，不是家长，不是老师，而是自己慢慢通过看书建立了人生观。人民路，一个姓吴的士兵在这条街上走过，那时他还有希望，以为可以入党，可以提干，在部队百炼成钢之后，可以回到家乡后像根青葱一般当上村长，他脑子出了问题，打死了人，为了不坐牢，为了不被死刑枪杀，为了不为这不齿的行为负责，为了不忍受公义那只眼睛对他砸下的烂滩子的蔑视，他干脆将自己干掉，省下了很多麻烦。这就是这县城两个多星期前的故事，一个罪与罚的故事，如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蒙县翻版。这县城有一个人民银行，他不再存钱或寄钱回农村老家，有一个百货大楼他不再购买牙膏或寄绣花线给他的未婚妻，有一个药店也许他从未登过门，年轻嘛，身体正强壮，有一个文具店，他没有文化，他不识字，不需要笔呀纸，有一个缝纫铺他从不做衣服，穿军装就够了，省下些布给家乡的兄弟，有一个饭馆他和老乡在里面吃过饭，有一个电影院他在里面看过「鲜花盛开的春庄」，有一个农具店他常来流连，杂货铺他不来，他不来，他永远不再来。在苦旧市汽车客运总站，站牌说坐上长途车，就可以到洪州的十二个县去，到昆明去，到滇西的大理去，到四散在云南的十六个地州自治县市去。
我进了军营大门，哨兵拦住我，用玉溪口音的普通话问了我几个问题，找谁，为何，几点，约好没有，何时出来，这哨兵的脸后来出现在911后的美国海关，他已经是一个白人，胖胖的，高高的，很威严的。问完就让我进去了。
我进去。
我又走过水泥大道和看见远方的巨大草地，兰球场，树，十三排平房，碘酒色的菜地，菜地四围着的篱笆，右拐后的他住的平房。小兵正提着一只红水壶迎面走来，与萧云相比之下,这个又黒又瘦又小的兵, 穿着军服就像菜地里的稻草人。
稻草人小兵张大嘴跟我说：我们指导员回老家探亲去了。
我的天啊！我问他：去多久？
不知道，他很久没回去了。
我掉头怏怏而回，出了军营，在大门前方的空地上，我望着我面前的县城，它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一个地方，连妈妈，也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