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我动身前往英国剑桥的前一个月，曾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英国海外圣经公会档案部的负责人去过一信。信中描述了我的研究计画，希望在资料方面得到档案部的协助，没等对方回信，我就出发了。先飞往伦敦，然后从伦敦的国王十字路车站上火车，一小时后，火车抵达剑桥城。乘天黑之前，我搭乘一辆出租车，找到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招待所下榻。
夏日的英伦岛，天气变化无常，每当冷空气袭来的时候，猝然降温，叫人措手不及。我来时只带了几件单薄的夏装，根本没有御寒的准备，到了这里才发现，英伦岛的夏天很像旧金山的天气，毫无夏日的气息，天黑之后，更是凉如秋夜。我把行李安置好后，打听到附近有家义大利餐馆，马上动身前往。天刚下了一场雨，冷气袭面而来，我打着寒噤，加快脚步，边走边想到一句着名的格言：“最寒冷的冬天就是旧金山的夏天。”这句话是谁说的？马克·吐温？不过，据说好事者在马克·吐温的书中翻过，找不到这句格言的出处。反正无所谓，我的切身体验是，最寒冷的冬天是英伦岛的夏天。
穿过几条街，拐过一个十字路口，疾走几步，我就找到了那家义大利餐馆。进去叫了一盘热腾腾的用菠菜汁做的通心粉，一口气吃下去，这才觉得自己身上的血液在冰冷的四肢内重新循环起来。
晚上回到招待所，有人提醒我说，在图书馆办手续，可能要排队，最好早起。第二天早晨，天气放晴，我的心情马上明朗起来，早早就来到图书馆大楼，发现门前已有十几个人在那里排队。九点钟，图书馆准时开馆，我在门口等了二十分钟以后，进入一间接待室，于是，填表格，交手续费，领到一张阅读证。我庆幸地想，这里的手续虽然比美国大学图书馆要繁琐一些，但我好歹拿到了阅读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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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海外圣经公会档案部的位置在图书馆大楼的南翼，我从接待室走出来，穿过大堂，拐进南侧的走廊，很快找到上面写着“英国海外圣经公会档案”几个字的大门。我轻轻推开门，探头进去，环顾四周，发现屋里的空间很大，结实厚重的书架靠墙站立，上面摆满了书和文件夹，书架很高，一直通向天花板。大厅中央摆放几排古雅的书桌，枣红色的桌面擦得十分明净，档案馆里面空无一人，安静得像一个修道院。正在诧异之中，我听到一个空洞的声音从右边传来：你需要什么服务？我顺着声音看去，见到一个瘦高个的男人从右侧小门旁边的阴影中现身，然后面无表情地朝玻璃门这边走来。待来到我跟前的时候，这人显得更瘦更高，活像一根长了腿的电线杆矗立在我的面前。
证件？他居高临下地问。这个英国人年龄在六十岁左右，面色阴暗，皮肤粗糙，脸上的皱纹让人想起橡树皮，与他那挺拔的身材极不协调。高个子左手扶在木头门框的边缘，右手握住玻璃门的门把，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从包里翻出我的阅读证和护照，一并递给他，高个子拿着证件翻了几下，又问：
有回执吗？
什么回执？
档案馆寄给你的预约日期。
我没收到这个东西。
对不起，没有事先做预约，就不能进档案馆。他不苟言笑地说，然后转过身，预备把我关在门外。
等等，先生，我是专程从美国来看这个档案的，长途旅行不容易，我来之前是给你们写过信的。你现在不让我进，叫我怎么办？
没有事先预约，就不能进，这是规定。高个子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
我明白，但我的确给你们写过一封信。
你有回执吗？
没有。
那就对不起。
高个子从容不迫地把两扇门关好，转过身去，他的身影重新消逝在修道院深处的阴影中。我站着愣了一会，恍惚之中，觉得自己刚才在和一个幽灵对话，无奈话不投机，幽灵弃我而去。
我怀着沮丧的心情，走出图书馆的大门，坐在了石头台阶上。这时，阳光直射在台阶上，白晃晃的，十分刺眼，我闭上眼睛，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刚才发生的那一幕，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一下搅乱了我的研究计画。从前我以为这种倒霉的事情，只能在北京的档案馆发生。
远处飘来一阵悠扬的钟声，抬眼望去，一个教堂的尖顶在雨后的阳光下熠熠发光。不远的地方有只黑鹰，正在稳健地盘旋，它一个猛子扎到低空，在那里转了三四圈，随后腾空而起，逐渐消逝在西边的天际。我低头看表，忽然想起，圣约翰学院 M 教授与我有约，傍晚他要请我参加教员的高桌晚餐，事前还特地交待说，客人衣着可随意，没有特别规定。听到这句话，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尽管如此，下午上街，我还是给自己买了一条新款式的黑色无袖连衣裙，还是有备无患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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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四点，我准时来到圣约翰学院大门口，发现 M 教授已经等在那里。这是我第一次与 M 教授见面，他看上去五十岁出头，态度亲和，眼睛里闪着机智的光。我很惊讶，这位教授一点不像个书生，却像整天在户外活动的园丁，因为他的面部、脖子和两只手上面都打着阳光留下的深色印迹。几句寒暄过后，M 教授步伐敏捷地将我引入圣约翰学院的大门，我们穿过两进的院子，来到一座楼房门前，拾阶而上。M 教授拉开一扇厚重的木门，很礼貌地请我走进去。
这是一间不大的教员起居室，墙壁上挂着几幅老旧的肖像，肃穆庄重，细看时，画面的油彩有点褪色，估计是几百年前的老画像。油画下方靠门的地方，安置着一个安妮王后式样的圆桌，桌上摆满各式酒水和玻璃酒杯，四周围着沙发和椅子。我和 M 教授走进去时，几位教员正在壁炉前方轻声交谈，他们身披黑色长袍，给人的初次印象既是学者，又很像中世纪的修士。他们每人手里端着一杯雪莉酒或波特酒，站在那里说话。这时，M 教授像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里找出一件薄薄的黑长袍，也像其他人那样披在肩上。他走过来，问我想喝一点什么，我说只要一杯带气的矿泉水。不知何时开始，我略感身体不适，可能因为忘了吃午饭，有低血糖的症状。M 教授将水杯递给我，轻声说道：现在是正餐前的雪莉酒聚会，等这个仪式过后，我们就到隔壁的餐厅吃饭。
饭前的雪莉酒仪式好像进行了很久，大家站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说话，不断地转换话题，好像是没话找话。我一边和刚认识的几位教授聊着天，一边用心地打量着四周，这时教员起居室陆续地走进来十几位圣约翰的教授和讲师，他们都是清一色的男性，除了一位和我同样的临时客人以外，其他人都披着黑色长袍。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来到这一群修士打扮的学者中间多少有点古怪，一下子切身体会到纳博科夫初到剑桥时的感觉，觉得好像自己走进了一幕戴面具的荒诞剧。我万分小心地拿着手中的杯子，生恐也像纳博科夫一样，初次见面就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在男人们安排的这种井然有序的场合下，女性难免觉得自己是一个 stranger。英语的 stranger 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陌生人，二是外国人，我呢，两者兼有之。
终于，晚餐的铃声响了，起居室通往餐厅的门忽然被人打开。身穿黑色长袍的教授和讲师们缓缓放下雪莉酒杯，形成一字队列，鱼贯而入。在高桌前，我找到了印着自己姓名的卡片，在事先安排好的座位上坐下来，对面坐的是一位圣约翰学院的资深院士，他自我介绍是语言学家。
16
高桌，是餐厅专供教员使用的长条桌，它通常横摆在餐厅的主上方，那里的位置比学生餐桌的地面高出一两个台阶，师生虽然在同一个餐厅进餐，但师生的等级是由高桌来维持，因此，顾名思义，叫做 High Table。从那里，教员可以俯视或监督低桌的学生，学生也有机会观察高桌上发生的事情，同时交头接耳，传播一些关于教授私生活的闲话和趣闻。不过，我在圣约翰学院做客的那天晚上，学生已放假回家，餐厅比以往都安静。剑桥高桌用餐的传统，和牛津、德莱姆这些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一样，在维持了几百年以后，如今依然如故。英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爱恋，只要看看这些顽强保存下来的礼仪，就一目了然。我想，这不仅仅对我，恐怕对任何一个现代中国人——无论在视觉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会产生强烈的冲击。
我迅速向四周扫了几眼，觉得这里不像是餐厅，倒像一个古朴的罗曼式教堂。高桌上方的天花板是由带弧度的木制拱顶装饰起来的，周围嵌有玻璃彩窗，墙壁上镶了近三米高的老橡木雕花墙板，上面挂着圣约翰学院历代的着名院士的肖像。所有这些，都是活着的传统：如果高桌是天主教神坛的某种变异，那么低桌就代表前来祈福的芸芸众生，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古老的英国大学原本是教会的精神堡垒，亨利八世以后，大学更成为英国国教的学术重地，其时的学术，主要是基督教神学。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研究和传授是大学的本义，身穿黑色长袍的教授是神学家，他们差不多是那个时代惟一的识字群体。我不由得向四周的墻上望去，可是餐厅的光线相当昏暗，完全看不清墙壁上挂着的那几幅肖像的人物——这些人是神学家，还是科学家？
高桌两边的讲话声戛然停止，餐厅变得鸦雀无声，纳闷之际，我听到高桌上方传来一声低沉的声音，拉丁文的祷告开始了。不知为什么，每次参加这种宗教仪式的场合，听到饭前祷告时，我都会变得精神紧张，手足无措，好像犯了什么过失，因此，真盼望这个声音快点结束，直到众人一齐重复 Amen 时，才暗自松了一口气。祷告结束，穿黑色制服的侍者们开始走动，他们熟练地将沙拉盘子摆在每个人面前，替客人斟酒，高桌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坐在我对面的语言学教授懂得世界上二十多种语言，不过中文除外。晚餐期间，他特别喜欢和我讨论中文和汉字。比如，英国 Cambridge 这个名字译成中文怎么讲？我说：前一半 Cam 是音译，后一半 bridge 是意译，从前的音译不确定，有人用“康桥”，有人用“剑桥”。事实上，普通话“康”或“侃”字的音，更接近英语 Cam 的发音，闽南话或广东话就另当别论了。为什幺“康桥”的译法未能流传下来？我说不知道，也许是历史上什幺偶然性的作用吧。
语言学教授听得兴趣盎然，他又不停地追问，那么在普通话里把“剑桥大学”改成“康桥大学”或者“侃桥大学“是不是更准确呢？我笑起来，这个建议当然很好，但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要想把它改过来，恐怕实行不通。我忽然想到，这个小小的翻译问题，足以让人体会到语言和文字捆绑人的思维和心理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康桥大学”或“侃桥大学”的说法？一个词，一组意象，似乎是一张不可摘除的、独一无二的面具，问题是，这张面具和它后面的“真实”，亦实亦虚，亦真亦幻，有什幺理由永久地捆绑在一起？
我这一连串模糊的思绪忽然被打断，坐在右边的 M 教授插话道：你还记得 Joseph Needham（李约瑟）吧？他抬眼看着语言学教授说。
当然，听说他的中文是自学成才的，非常了不起，语言学教授禁不住赞叹起来。
你猜，他学会的第一个中文词是什么？
不知道，你听他讲过？
“香烟”。对一个初学的人来说，这两个字其实不好写。M 教授用手比划着给语言学教授解释道，M 教授在剑桥大学讲授中国历史，他的中文底子很好。
我心中产生了好奇，问道：李约瑟在世的时候，你们认识他？
他们两人互相看了一下，笑了， M 教授说：天下无人不识君啊。
语言学教授接着说：我们剑桥当年有一大批红色科学家，最着名的两个天才，一个就是生化学家李约瑟，另一个你恐怕没有说听过，隔行如隔山嘛，他是大物理学家贝尔纳（J. D. Bernal)，外号叫“智者”。这两个人从上大学开始，就信奉上社会主义，到后来，一个支持毛泽东，另一个捍卫斯大林，至死不变，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让我更加好奇，于是问道：贝尔纳是哪一年进剑桥的？
语言学家伸手接过侍者递来的甜点，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着 M 教授：记不清了，是不是和李约瑟同年？
M 教授端起他的酒杯，想了一下说：我想是一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19年。
我的心咯登一下，好奇怪，又碰到这个年份。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剑桥有一批左翼科学家，真是意想不到，李约瑟和贝尔纳都是被认可的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啊。
我忍不住又问道：除了这两个人外，剑桥还有哪些左翼科学家？
语言学教授说：你听说过生化学家霍尔丹(J.B.S. Haldane)那个怪人吗？他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大数学家哈迪（G. H. Hardy，有人译为“哈代”），生物学家郝格本（Lancelot Hogben),和数学家莱威（Hyman Levy)。让我想想，哈迪三十年代才到剑桥，在此之前，他是牛津的教授，呵呵，我听说，他的宿舍里老是挂着列宁的巨幅画像。这人是一个疯狂的板球谜，在他的眼里，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够得上伟人布莱德曼——唐纳德·布莱德曼被公认是最伟大的板球手——的档次，一个人是列宁，另一个就是爱因斯坦……
M 教授好像猛地想起什么，他把手中的甜点勺轻轻搁在盘子上，转身对我说：上星期《卫报》披露了一条特大丑闻，听说《纽约时报》也转载了这个消息，你回去看看。报上公布了乔治·奥威尔1949年向英国情报部门递交的绝密黑名单，他的笔记本上有135个名字，比我们先前知道的多了一百个人。
你是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作者 George Orwell 吗？
正是这个家伙，从M 教授说话的语气听得出，他对奥威尔很不以为然。
什么黑名单？谁的名字在上面？……我不觉愕然，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
谁的名字？自然是当时的地下共产党和地上共产党，还有他们的同路人，比如像卓别林、萧伯纳、斯坦贝克，你信不信，就连纽约市长拉瓜迪亚也榜上有名，这人1947年就死了，和共产党有什么干系？还有我们剑桥人的名字，贝尔纳、布莱克特、普利斯特利，都统统列在上面。奥威尔这家伙是不是够阴险？
听到这里，我来了研究兴趣：奥威尔是一个作家，他为什么向谍报部门递黑名单？文学和政治之间到底有些什么瓜葛？我心想，回去把这个名单找来，好好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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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列宁——剑桥的科学家——奥威尔的告密名单。这些闲谈中的掌故触动了我，我的脑子里马上想到那个烟斗不离手的社会主义信徒柰思毕特。说不定，这是一条值得追究下去的线索；说不定，困扰我多年的那个疑团就会迎刃而解。
柰思毕特是纳博科夫使用的一个巧妙的面具，套在谁的身上都有可能，这里的困难是，隐藏在这个面具背后的是不是一个有名有姓、活生生的人？他究竟是谁？李约瑟、贝尔纳、霍尔丹、哈迪、郝格本、莱威，布莱克特、普利斯特利，我把这几个名字迅速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马上断定，数学家哈迪暂时可以排除，因为他来到剑桥的年代太晚，时间对不上。
谁是柰思毕特？
晚上回到招待所房间的时候，我毫无睡意，躺在床上，手中握着电视机的遥控，一边变换频道，一边心里琢磨着这件事。上午碰到的那些挫折和不快，全都不翼而飞，我迫不及待地需要查找一些资料，以证实我的初步猜想。
从哪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