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风特辑"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选章）
发布: 2012-4-24 20:20 | 作者: 刘禾
3
在瑞士英特拉肯的最后一夜，风暴戛然停止。早晨起来时，云雾已不见踪影，我们得到消息说，通往少女峰的小火车开放了。这天下午，久违的蓝天显得格外透明，蓝天衬托着白皑皑的雪山，我想像中的阿尔卑斯山竟然化为现实。和会上认识的几位学者结伴出行，我们登上了小火车，沿着蜿蜒起伏的山区铁道缓慢爬行。列车像一只挂在在险峰和山壑之间的玩具火车，惊险无比地蠕蠕而行，一眼望下去，身边就是万丈深谷，难怪这条铁路在暴风雪期间必须关闭。火车在海拔三千四百五十米处，驶入一个山区小站，这大约就是欧洲最高的火车站。
站台上的人群川流不息，许多是肩扛滑雪板的青少年。我们看到远处有人在排队乘缆车，也赶过去排队，不久便登上了拥挤的缆车。这里是滑雪族的天下，全副装备的年轻人抱着滑雪板和游客挤在一起，滑雪板几乎遮住了每个人的视线，我努力往后车窗移动，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朝外面看。缆车缓缓移动，隔窗远眺，只见一峰独立，众峰俯首，几朵白云奔腾脚下。再定睛凝视，五只滑翔伞倏然从缆车的左方冲出，游戏般地绕过我们，在云雾中玩起天女散花的游戏——红、蓝、黄、绿、紫，五种色彩点缀起白雪皑皑的山脉，好一个阿尔卑斯山的气象！
不到少女峰，安知万象空？
4
黄昏时分，我拖着行李箱，登上了返回日内瓦的火车。白天的兴奋消耗了我的大部分精力，我忽然感到极度的疲乏。火车走得很慢，停靠了几个小站后，我昏昏欲睡，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过了很长的时间，火车似乎又在一个小站停下，听不清站名，我喝了一口水，努力使自己清醒过来，从桌上拿起《塞·纳特的人生真相》，再接着读下去。
我上车后，二等车的这排沙发椅只坐了我一人，对面的座位一直空着。这时，上来一个矮个的，看起来约六十七八岁的男人，他朝我点了一点头，把手提包放在头顶的架子上，就在对面坐了下来。火车继续前行，窗外远近的灯光一闪而过，在空中绘出上下飞舞的直线和圆弧。我正望着窗外舞动的线条发呆，忽然发觉玻璃窗上映出一双明亮的眼睛，正在注视我。转头一看，对面的陌生人在朝我微笑，他的两条粗重的眉毛跳动了几下。
天气真不错。You…Japanese？他带着法语腔问。
No……当然不是。我不愿意和陌生人搭话，欧洲人经常弄错，把中国人当成日本人，让人心里不快。
陌生人摘掉手上的羊皮手套，指着桌上的书说，你懂英文？我点点头，和他简单应酬几句，目光又转向窗外。我此时并无心情和人聊天，陌生人也顺着我的眼睛向窗外看去。这时，火车驶入了日内瓦湖区，月光下的湖水银波荡漾，远方的阿尔卑斯山脉影影绰绰。
战后我第一次去英国，陌生人说。他停了一下，两条粗重的眉毛跳动了一下，眉毛是灰白色的，我注意到，他那两只夸张的耳朵，微微地抖动了一下。
陌生人扳着手指头说，我去的是伦敦，曼彻斯特，剑桥，爱丁堡…他看了一眼没有数到的大拇指，然后朝我跟前凑近一点。
你去日内瓦？
我点点头，我是第一次来瑞士。
让我来猜猜，像你这样的亚洲女子，独自在欧洲旅行，是来度假，还是来找人？他的脑袋向右边一侧，两条浓眉下面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两只耳朵微微颤动了几下。
我不想回答，可嘴里却说：找人。难道他要继续盘问下去吗？
陌生人张了一下嘴，点点头，若有所思的样子。他拿起放在身边的羊皮手套仔细戴上，又轻快地把它脱下来。
我叫柰思毕特，说着他伸出右手，和我握了握手。
又一个柰思毕特，有意思，这人难道是从纳博科夫的小说里走出来的？
我也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了他。
原来你是中国人。陌生人忽然来了兴致，他接着刚才的话头继续说：二战后我先是到了伦敦，然后又搬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刚成立的时候，我在秘书处干了两年半，认识几个中国人。我那时很年轻啊，现在不行了，已经退休十多年。记得当时一个很有学问的中国人在某一个部门主事，他叫什么名字？让我想想，游－党－林……
是林语堂吗？我好奇地问。
对，对，是他……啊……对不起……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叠纸巾，抽出一张，开始大声地擤鼻涕，擤了一会，又抽出一张纸巾，仔细地擦了擦自己发红的鼻头，然后把用过的纸巾仔细卷起来放进裤兜，接着又说：我记起来了，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还有一位可爱的中国女人，英语讲得漂亮，还会说法语，她人很聪明，见过大世面，好像是搞科学出身的，名字我还记得，叫桂－简－路。
桂－简－路，鲁－桂－简？她是谁？好像没听过这个名字。柰思毕特先生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他说，等一等，然后站起身，从行李架上把公文包拿下来，打开侧面的拉锁，掏出一个很旧的笔记本，哗哗地翻几下，从里面撕下一页空白纸。我把一只圆珠笔递给他。柰思毕特先生抬头看了我一眼，在纸上把他刚才所说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下来，递给了我。我接过来一看，Gwei-Djen Lu，这是很少见的汉字注音，既不是老派的韦氏拼音，也不是当年传教士使用的注音符号，比如像用 Peking 来书写“北京”的发音。我摇摇头说，没见过这个名字。
窗外的灯火飞驰而过，犹如月光下闪光的河流。我意识到火车开始减速，透过铁道附近楼房的黑影，隐约看见街道上一晃而过的红绿灯，公路桥下开始出现川流不息的车流。这时，列车上的广播响了：前方到站是洛桑车站。
火车驶进车站时，车厢里立即热闹起来。那些身背行李肩扛滑雪板的年轻人，大呼小叫、成排结对地往外走，柰思毕特先生碰巧也在这一站下车。他站起身来，将公文包从行李架上取下，不慌不忙地说：认识你很高兴，后会有期。我与他握手道别，也说了几句同样的话，柰思毕特先生走到车门口，略停了一下，转过身对我说：
听说 Gwei-Djen Lu 女士后来去了剑桥大学。
看着柰思毕特先生的背影消逝在站台的夜幕之中，我把那张写着 Gwei-Djen Lu 的纸片夹在书页里，脑筋飞快地转动起来，这位陌生人让我想到纳博科夫笔下的那个烟斗不离手的同学柰思毕特，怎么会这么巧，名字听起来一摸一样？纳博科夫传记里的柰思毕特是个杜撰的化名，实际并无此人，这是我知道的。那么，刚才与我邂逅的陌生人……他们的名字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有不同的拼写？
车轮有节奏地向前行驶，窗外的景物越来越暗淡，我的思绪也随之涣散起来。这时，Nesbit 和 Gwei-Djen Lu 这两个名字的16个字母，慢慢地升到空中，在我的眼前旋转起来，如同动画片里的单个字母，歪歪斜斜地分散开来，过一会儿，它们又慢慢地聚合在一起，组成奇奇怪怪的词组，不下于几十种不同的字形，可我连一个都认不出来，就像在读徐冰的《天书》。蓦地，有一个词组从一堆飞舞的字母中跳了出来，那形状似曾相识，但又看着陌生，这使我焦急万分。我努力克服无意识的惰性，正打算看得清楚一点时，这个神秘的词组已在空中化为乌有……
5
我从日内瓦飞回纽约的途中，心中忽然懊丧起来。头天晚上，火车停靠洛桑车站的时候，我怎么没有想到从那里下车，换乘一趟车去蒙特勒看一看呢？纳博科夫去世之前曾经住过的宾馆就在这个滨湖小城。我回家后在地图上查了一下，发现洛桑距离蒙特勒只有不到半小时的车程，不到半小时啊，真懊悔！一个人在路上稍不留意，就会自动地被某个既定的目的地所约束，我当晚为什么觉得自己非要赶到日内瓦呢？我明明知道，从日内瓦返回纽约的班机是第二天下午五点，中间还有十几个小时可以消磨。现在回想起来，我本来可以偏离英特拉肯－日内瓦的路线，从洛桑下车，换乘另一趟列车，绕个小弯路去蒙特勒，说不定我在纳博科夫住过的宾馆里，会有一两个新的发现，当然，这也很难说……
很凑巧的是，过了几个月，我申请的一笔研究经费批下来了，这意味着第二年夏天，我又能去欧洲旅行一次。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着英国海外圣经公会的档案，我计画在那里查一些有关鸦片战争期间来华传教士的资料，为我正在写的一本书做准备。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打算在剑桥的研究完成之后，从伦敦飞往柏林去探望我妹妹一家，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再从柏林乘火车去德莱斯顿，然后，去布拉格……
在此之前，我虽然从未去过剑桥，但脑子里似乎已存留着一些顽固的印象：三一学院的古老庭院，国王学院的礼拜堂，中世纪风格的基督教堂，大学城里那条秀美的康河（也称“剑河”），河上有一座着名的“哭泣桥”。后来我问自己，这些印象都来自何处？想来想去，似乎都出自同一个源头，那就是五四时期留学英国的那一代人的诗文，尤其是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还有他的一些诗歌，比如《再别康桥》：
……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读的不都是这一类的诗文吗？记得我读博的时候，选过一门现代英国诗歌的课，在课上听教授谈起二十年代的剑桥大学，常常会描述那里的诗歌氛围，当时我惊讶极了——五四那一代人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是多么有限。
徐志摩去剑桥大学，据说是因为他在伦敦的时候，正好和林徽因的恋情受到挫折，于是决意离开，放弃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习计画。1921年春，他来到剑桥，成为国王学院的特别生，先后大约待了有一年半的时间。虽然徐志摩在剑桥逗留的时间不长，但这次经历居然成为他的人生新起点，从那时起，他的志趣就开始由政治学转向文学。
初抵剑桥时，徐志摩充满了新鲜感，他写到：“从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风光也被我占着了”。这里所说的黑方巾和黑披袍，指的是剑桥本科生在正式场合，或在某些规定的场所，必须穿戴的学位服。我用心琢磨这句话，不知道他说的“占着了”是什么意思，究竟是说他自己也戴了黑方巾，身穿黑披袍呢？还只是站在国王学院桥边的那棵古树下，观望那些身着黑方巾和黑披袍的剑桥学生呢？我的猜想是后者。徐志摩当时只是国王学院的特别生，不算是正式注册的剑桥学生，因此他不可能穿上黑色的本科生学位长袍，也不可能住在剑桥大学的学生宿舍里面。事实上，他一直住在校外，住在校外的好处是，不必像剑桥学生那样夜晚翻墙回宿舍，动辄被门房处以罚款。
徐志摩来到国王学院的那年春天，留学生纳博科夫已是剑桥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的宿舍在三一主院的西南角，斜对面就是牛顿当年住过的宿舍。纳博科夫对他在英国留学那几年的记忆，与徐志摩的温馨回忆恰成鲜明对照，用纳博科夫自己的话来说，那是一段隐晦和潮湿的时光，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祥的预兆。
二十岁的纳博科夫在1919年10月1号正式注册，成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学生。报到那天，他身穿黑中透蓝的学位长袍，头戴黑方帽，去见导师哈里逊，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几乎走进了一场荒诞剧。根据纳博科夫在自传里的回忆，大致的情境应该与我如下的描绘相差不远。
导师的办公室在二楼，一年级学生纳博科夫走上楼梯，来到哈里逊办公室门前，沉重的大门虚掩着，他敲了一下。
进来吧！
一句短促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已是黄昏时分，纳博科夫穿过前厅，小心翼翼地走进导师的书房。书房的光线很暗，只有大壁炉那边透过来一息微弱的火光，他隐隐绰绰地看见壁炉前摆着一把椅子，看不清椅子上坐着什么人。纳博科夫向前跨了一步。
我的名字叫……
话音未落，纳博科夫不小心一脚踢翻了哈里逊先生放在座椅旁边的茶具，壶里的茶叶全部翻倒在地毯上。哈里逊不满地嘟囔了一句，从座椅上斜过身来，伸手把茶壶扶正，然后用手指头掬起茶壶口吐出来的那一团黑糊糊的茶渣，又把这团东西重新塞回茶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