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风特辑"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选章）
发布: 2012-4-24 20:20 | 作者: 刘禾
这一类的事情似乎时常发生在纳博科夫身上，让他窘迫不已。对于一个在圣彼得堡长大、娇生惯养的俄国贵族后裔来说，剑桥的学生生活实在难以忍受，尤其是宿舍里的寒冬。他写道：“冬天的寒冷让我苦不堪言……早晨起来，水罐里总是结着一层薄冰，用牙刷轻轻地一敲，薄冰立刻成为碎片，把水罐弄出叮当的响声。”也许这种叮当声还悦耳，但每天早晨起床，是一场逃避不了的磨难。纳博科夫身穿单薄的睡袍，胳膊下面夹着一包浴具，打着寒噤从宿舍走到浴室，途中要穿过那个狭窄的三一巷。由于他喜欢潇洒，拒绝像英格兰人那样贴身穿毛衣，所以他身上穿的那件从伦敦买的紫红色睡袍，必定让他经受零度以下气温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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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三一学院和徐志摩所在的国王学院同处一条街，相距不远。两者之间仅隔着另外两个学院，圣约翰学院和冈维尔-基兹学院，后者俗称基兹学院。剑桥大学的主体，与牛津和欧洲其它古老大学一样，是由几十座本科生学院——即开明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这是我自己的译法，因为“博雅学院”的译名含糊其辞——组成的。至二十世纪初年，剑桥已拥有23个本科生学院，现在扩充到31个学院。本科生生活在各自的学院里，但他们可以在剑桥大学的任何院系选课。我猜想，当年徐志摩站在国王学院桥边的那棵古树下，观望那些头戴黑方巾、身披黑披袍的剑桥学生的时候，未必没有看见纳博科夫的身影在他的面前走过。我甚至怀疑，在1921年初夏的某一个清晨，徐志摩可能与穿着紫红色睡袍的纳博科夫在三一巷的拐角处不期相遇，但彼此并不认识。
两人擦肩而过，各自走向一个未知的命运。
人们很难想像，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剑桥并不像今天这么平和宁静。在那时，这里是一个充满激烈理念冲突的地方，空气里充满了硝烟——思想和思想的交锋同样是真正的战场。从纳博科夫的回忆和其他剑桥人的记载中，我们多少可以领略到当时的气氛，在这里，英国同学柰思毕特的出场尤其关键。柰思毕特信仰社会主义，这样的年轻人在剑桥大学的中间很普遍，他们都想从纳博科夫的口中了解一些关于俄国革命的事情。比如，柰思毕特经常找纳博科夫聊天。这人身材修长，举止优雅，显然来自于有教养的家庭。两个人聊天的时候，柰思毕特会不停地摆弄他的烟斗，一边抽烟，一边耐心地听着纳博科夫对俄国革命的抨击。
但无论如何，你必须承认列宁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他改变了世界，柰思毕特说。
没错，他改变了世界，纳博科夫激烈地反驳道。你知道他是怎样改变世界的吗？英国人孤陋寡闻！你们听说列宁杀人如麻吗？你们听说多少人被布尔什维克扔进牢笼，遭受酷刑，被流放吗？
柰思毕特倚在壁炉旁边，把烟斗在壁炉台上磕了几下，叩出里面的烟灰，他的两条长腿换了一个姿势，又重新悠闲地交叉起来；那两只手始终不停地动作，他不慌不忙地把烟丝装好，打火，点燃，深深地吸上一口，这才把烟斗从口中拿开，继续说道：
你家人的不幸，我说过我很同情，但你别忘了，列宁发动的是一场从未有过的革命，革命能不流血吗？何况，资本主义国家对苏维埃新政权进行了全面的封锁，特务间谍天罗地网，时刻在威胁着它的生存，你说它能不整天紧张，有过激的反应吗？再说，从前的沙皇统治残暴不残暴？列宁推翻的是沙皇统治，还有你们这些白俄贵族，要不然，他怎么能让工人农民当家作主？
纳博科夫寸步不让，他说：像你这样整天坐在安乐椅上的社会主义信徒，不如搬到苏联去住着，你去亲身体验一下苏维埃政权的厉害好不好？我敢打赌，列宁会把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全部赶尽杀绝，就像农民捕杀野兔那样毫不留情，到时你还唱什幺高调？刚才提到沙皇时代，我告诉你，即使在沙俄最黑暗的年代，我们还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可是现在呢？现在……
柰思毕特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在空中做了一个优雅的手势，打断了纳博科夫的话。
他笑着说：恕我直言，自由言论从来就不是贵国的传统，这和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换个话题吧，我一直想问你，你怎么看马雅可夫斯基？
阴郁
的雨
飞着斜的目光，
电线流着铁的思想，——
像铁窗一样
清清楚楚……
柰思毕特一字不差地背诵了马雅可夫斯基这首诗，纳博科夫听罢，沉默了一会说：马雅可夫斯基的语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很有力量，我承认他的原创性超过鲁伯特·布鲁克，不过，我本人更喜欢普希金……哎，先不要转移话题，你们英国人对俄国的了解太过肤浅……
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是他们两人共同喜爱的英国诗人，可惜他英年早逝，去世前曾是国王学院的宠儿。纳博科夫在大学期间将布鲁克的几首诗歌译成了俄文，经常和柰思毕特在一起议论他；他们当时还常谈到另一位诗人，这人名叫郝斯曼（A.E.Housman)，就生活在剑桥。纳博科夫是三一学院的学生，郝斯曼是这个学院的院士，教授拉丁文学。晚上在学院的餐厅里，纳博科夫偶尔碰到这位教授诗人，郝斯曼面色阴郁地往教员高桌那边走，上唇的胡须像茅草一般地耷拉在嘴角两边，这一类的细节也成为纳博科夫和柰思毕特的谈资。在当时，布鲁克和郝斯曼都是英国最知名的诗人，剑桥本科生喜欢在背后议论他们，是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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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同学中，柰思毕特最早成为纳博科夫的朋友，说不定也是他惟一的英国朋友。有了这个当地朋友的引导，纳博科夫才有幸进入剑桥大学的特有文化圈，也才有幸了解并且遵守剑桥本科生的那些不成文的禁忌。本科生的这些禁忌不但繁复，而且让纳博科夫，也让今天的人觉得怪异。比方说：
禁忌之一，在任何情况下，见人都不握手，不点头，不问早安。碰见熟人，包括碰见教授的时候，咧嘴一笑，或者高喊一声就行了。
禁忌之二，无论天气有多冷，外出不得戴帽子，不得穿大衣——这一条其实不易遵守，原因是纳博科夫最不喜欢穿英格兰毛衣，他不穿大衣就得感冒。
禁忌之三，不得被学校制定的任何规矩所束缚，绝不循规蹈矩，晚上需要翻墙时，就翻墙。
新朋友柰思毕特身上有一种颓劲，这叫纳博科夫很钦佩，但他很快就明白，除了在文学上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两人可以彼此欣赏之外，在政治上，自己永远不可能与这位朋友志同道合，更不必说在经常的辩论中说服他了。那个时代的剑桥大学，像柰思毕特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有一大堆：费边社会主义、共产党、工党、女权主义、布卢姆斯伯理团体(Bloomsbury Group)、使徒会、邪学社、裸体派等，这些人聚在一起时，总是进行无休无止的思想辩论。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以后，这些英国人全都对俄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开始注意到剑桥大学新到的几位俄国留学生，这些俄国学生是尾随父母，来到西欧国家避难的青年。
一天下午，纳博科夫被一个左翼学生团体叫去做公开讲演，请他从白俄流亡人士的角度谈谈俄国革命，为当地的听众现身说法。这对纳博科夫来说，难度不小，因为他一直不善于在公众面前讲话，也不喜欢卷入政治，更不必说做政治演讲和辩论，所幸的是，他有超人的记忆力。此刻，这个特长帮了他的忙：纳博科夫的父亲曾是沙俄时代的杜马议员，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论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言论，当时就在柏林主编一份由他创办的俄国流亡人士的报纸。纳博科夫找来父亲的一篇时政论文，在主席台上把它流利地背诵了一遍，大意是谴责列宁的一党专政，指责布尔什维克断送了俄国的民主前景——我们可以猜想，纳博科夫当时背诵完毕之后，定然大大松了一口气，但当时的场面却出乎他所料：这番背诵结束后，台下的听众马上举手提问，一个接着一个的尖锐问题，犹如万炮齐轰，不善言辞的纳博科完全不知所措，只好搪塞几句，仓皇逃跑。
不久以后，剑桥大学右翼学生的一个组织也开始向他靠拢，希望拉他参加右翼团体的活动。但纳博科夫很快就发现，这些人向他示好的原因很简单，纯粹为了反共，他对这个浅薄的理由是很不屑的。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注意到，这个右翼团体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凑在一起的杂牌军，他们各自心怀鬼胎，其中既有老牌帝国主义的吹鼓手，有种族主义分子，还有来自俄罗斯的白俄流亡人士。对那些失去家国的俄国同胞，纳博科夫尤其感到失望，他们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一面为自家的房产地产被剥夺一事痛心疾首，一面却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反对克伦斯基，还是反对列宁，纳博科夫后来在自传里写道：
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始于1917年，但我的不满与财产之类的事情毫无关系。有些白俄移民“痛恨赤党”，因为赤党“偷走了”他们个人的钱财和地产，我对这种人的蔑视简直无以复加。多少年来，我思念我的故乡，因为我痛感自己逝去的童年永不复还，而不是在哀伤一大叠丢失了的钞票。
纳博科夫认为，这些右翼人士狭隘自私、头脑混乱，如果与他们为伍，那是一件很可耻的事。但他也感到很无奈，因为他不得不继续忍受柰思毕特的列宁主义和他的烟斗。
事实上，纳博科夫的家族和沙俄时代所有的显赫世家都一样，在1917年的革命风暴来临之前，一直享受着贵族阶级的绝对特权。在孩童和少年时代，纳博科夫和他的弟妹们，多数时间都是在彼得堡郊外的魏拉公馆度过的，那里是孩子们的世外桃源，家中僱佣了五十多个奴仆，伺候他们的起居。纳博科夫从小陶醉于魏拉公馆周围的自然风光，他读书、下棋，到河边散步；高兴时，钻进浓密的杉树林里面，捕捉罕见的蝴蝶标本；稍后，他把自己心爱的姑娘带到那里去幽会。维拉公馆的平静生活是如此天经地义，直到有一天，也就是纳博科夫十九岁的那一年，所有的这一切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化为烟尘，他自己一下子成为一名落难公子。在一家人颠沛流离逃往外国的路途中，纳博科夫首次品尝到人生的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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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成为小说家以后，他惯常使用分身术或折射法，把自己内心最隐秘的东西投射到小说的人物身上。而且，当纳博科夫笔下的人物是一位作家，那么在这个作家创造的文学人物身上，我们就能捕捉到更多的蛛丝马迹。翻开《塞·纳特的人生真相》第七章，主人公纳特在他自己的小说里，叙述他——纳博科夫？——在剑桥大学时的心里状态：
我大脑里的天窗、盖子、门无时无刻不是一齐敞开的。多数人的大脑都有星期天，我的大脑却不肯休半天的假。这样持续不断的警醒给我造成了极端的痛苦，后果很糟糕。一件平常不过的事，轮到我，就变得极其复杂，它会在我的大脑里勾起一连串的联想，拐弯抹角，莫名其妙，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因此，我或者干脆放弃不做，或者由于精神过于紧张，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一天早上，我拿了几首在剑桥写的诗，去找一个刊物的编辑，希望他能发表。结果，不知为什么，我说出的话完全不是我想要跟他说的话。也许是因为这位编辑说话口吃，有点特别，再加上屋顶和烟囱之间的线条构成了某种图案，窗户玻璃的瑕疵又将这个图案轻微变形——所有这一切，包括屋里散发的那股霉味（是不是字纸篓里的玫瑰花腐烂了？），一下子搅乱了我的心绪，结果我的思路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于是，我居然向这位初次见面的陌生人透露了我们俩共同认识的一位朋友的写作计画，这本来是人家让我替他恪守的秘密，但话已经说出了口，才想起来，也就后悔莫及了。
我猜测，这是纳博科夫自己的一次真实经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刚到剑桥那一年，写过几首不成熟的英文小诗，这几首诗白纸黑字地印在剑桥《英文评论》（English Review)上，发表的时间是1920年。由此看来，那位口吃的编辑很可能就是《英文评论》的主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纳博科夫是一个内心极其敏感，想像力格外丰富的人。如果逃避政治是他的最终选择，那么当他远离故土，必须每天说英文、写英文的时候，他大脑的天窗是如何面对流亡的这个现实？如何面对文化上的断裂和伤痛？
对于流亡中的作家来说，文化断裂的意思很具体，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他只能和人讲外语，没有机会讲母语。我发现，这样的伤痛经历一次又一次地在二十世纪的作家和诗人身上重演。我记忆中特别深刻的一次，是诗人北岛的朗诵，时间大约在九十年代初。当时我住在美国加州的伯克利城，那天晚上，伯克利的“黑橡树”书店挤满了听众，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北岛走到台前。这是我第二次在美国见到北岛，他那些年始终在北欧各国之间颠沛流离，这次得到美国笔会的邀请，才来到美国的西海岸访问。我发现，北岛瘦削的面容上增添了一层忧郁的阴影，他站在麦克风前，平静地说，最近我写了一首新诗，叫做《乡音》，然后轻声念道：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乐
冬天没有苍蝇
我悠闲地煮着咖啡
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
我加了点儿糖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听见了我的恐惧
于是我们迷上深渊
我当时的印象是，这首诗的意象准确到家，隔了多年以后再读，依旧如此，叫人难忘。一个人独自对着镜子说中文，这近乎于疯狂的举动，比任何一种修辞都够传达流亡者的心境，它让我想到北欧的冰天雪地，想到那些漫长无际的长夜；每读这首诗，它必然在我的头脑中唤出无声的《尖叫》那样的画面，与挪威画家蒙克对疯狂的理解十分吻合。
诗歌，这棵救命的稻草，为沦落他乡的流亡者指点迷津，它何尝不是一种宿命？
有一天，纳博科夫在剑桥逛旧书店，发现一部四卷本的《活着的俄语词典释解》，如获至宝，当即买来，他发誓每天读十页，一直不停地读下去。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纳博科夫忽然陷入一场巨大的恐惧之中，这是他离开彼得堡后的第一次精神危机。面对流亡这个铁打的事实，面对他自己永远可能要流亡下去的前景，二十岁的纳博科夫心里，产生了种种不祥的预感，他惶惑起来，不断地问自己：万一我失去了母语怎么办？
语言，惟有语言，才是他从俄国带来的财富；尤其对于志在写作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语言，那不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吗？纳博科夫开始失眠。
每天晚上回到宿舍，他把《活着的俄语词典释解》、普希金诗集、果戈里和托尔斯泰的着作都一一摊开，摆在床上，他自己则坐在这些书的中间，像发了疯似地阅读俄国文学，翻来覆去地读，一直熬到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