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大约无人不晓，研究着作更是林林总总，也算文学研究中的一道风景。不过，我最初对这位作家发生兴趣，倒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而是出于好奇，这个人为什么一辈子租房子住？
纳博科夫一生搬过无数次家，每次都是租房子住。二战期间，他从欧洲远渡美国，几年辗转，最后在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定居下来——这也是胡适早年留学的地方。纳博科夫在那里教了十几年书，他从不买房，只租房。大学有上千名教授，总有人休长假，有人出租房屋，因此，纳博科夫一家三口，不愁租不到地方住。他的这种做法，在精于盘算的美国人眼里，自然是极不明智的。后来，小说《洛丽塔》一炮打响，成为畅销书，版税收入源源不断，纳博科夫从此衣食无忧，但他依旧不买房，依旧租房住。到了晚年，他搬回欧洲，索性和妻子住进一家瑞士小城的宾馆，租了一套客房，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离开人世。
一个作家一辈子租别人的房子住，实在少见，尤其放在欧美作家的行列里，就更显突出。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纳博科夫为什么这样做？是不是有什幺特别的原因？是不是早年有过什么创伤，造成了不为人所知的心理障碍？
工作之余，我开始零星地搜集有关纳博科夫的各种资料，想从他的人生踪迹中找出某种心理逻辑，因为在我看来，任何古怪的行为后面都隐藏着一个真实的理由。但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手中的资料汇集得愈多，我的研究就愈变得扑簌迷离，枝杈丛生，而且愈偏离主题，到后来，竟然放弃了原先的想法，沿着另一条路越走越远。
仔细回想，最初使我偏离主题的导因，可能还是一封不期而至的电子邮件。
1
一天傍晚，我收到了一封电邮，一封来自瑞士的巴塞尔大学的普通会议邀请信。这些年来，我对于参加这一类的学术会议，变得兴趣日淡，经常找些藉口，推辞了事。可是这一回我实在难于推辞，会议地点太吸引人了，英特拉肯——它是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座小城，欧洲的滑雪胜地。从这里乘小火车，坐缆车，就能登上那座享有欧洲巅峰之盛誉的少女峰，上面有长达二十三公里多的阿莱齐冰川，据说它是阿尔卑斯山上最大的冰川。
从纽约飞到欧洲共要六个多小时，抵达日内瓦国际机场后，再乘两个半小时的火车，才能到达瑞士小城英特拉肯。临行之前，我顺手从书架上抓了一本书，塞进旅行袋中，预备在路上打发时间。这是纳博科夫的小说 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中文译名是《塞·纳特的真实生活》，我自己宁愿把它译为《塞·纳特的人生真相》。书名平淡无奇，但它属于让我着迷的那一类作品，也是纳博科夫用英文撰写的第一部小说。比后来在商业上声名大噪的《洛丽塔》，这部《塞·纳特的人生真相》读起来更加耐人寻味，技巧上也许更胜一筹。不过，我为什么特别喜爱这本书，这里面是不是有更隐秘的因素，在当时，我自己也不甚了然。
人的命运有时很诡异。有的人足不出户，就无所不通，实际上一辈子只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小天地里。比如哲学家康德，他从未离开过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城市哥尼斯堡，可是竟然在大学里长期讲授人类学，这在后来的人类学家看来，即使不算犯规犯忌，也不大靠谱——不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那算什么人类学？好在康德讲授人类学和撰写人类学着作这件事，差不多早已被人忘记，也很少有人追究。另一种人恰好相反，他们浪迹天下，一生漂泊，始终找不到归宿，最后客死他乡。他们都是一些失去家园的流亡者。
生于孰地，来自何方？这样的人在二十世纪颇多，以后会越来越多。
其实，这种流亡者在世界各地都能碰到，我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不是指通常意义的流亡人士或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一些灵魂深处不安份的人，他们不切实际、耽于幻想，似乎只能在幻想之中安身立命，否则，这种人为什么与文学或思想多少有些缘分？纳博科夫的《塞·纳特的人生真相》就写了这样的一个流亡者，不过，这本书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主人公塞·纳特的下场预示了作者自己后来的命运，因为小说发表四十年后，纳博科夫本人也客死他乡，选择的地方就是我提到的瑞士宾馆。
火车上的广播说，英特拉肯站马上就到了，我赶忙从窗外望去，残冬的英特拉肯徐徐滑入车窗的视野。第一眼看上去，这个小城就像欧洲的任何一处旅游胜地一样，美丽而不真实。我把眼镜摘下来，呵了口气，仔细擦拭镜片，抬头再看时，重重叠叠的阿尔卑斯山脉已经赫然矗立在眼前，几座高峰在雾中小城的背后平地拔起，高耸入云，巍巍峨峨。火车停靠英特拉肯东站的时候，天色变得阴沉起来，旋即飘起了雪花，雪花里掺和着一些细小的冰粒，大约就是古人所说的雪霰。我因出发时没有带伞，下车后，凌空飞舞的冰粒砸在脸上，有点隐隐作痛，幸好打听到，宾馆的位置离车站不远。
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两旁的店铺紧闭着大门，这光景似乎不像一个度假胜地，我感到有些意外。沿途看到两三家餐馆，似乎还在营业中，其中有一家中餐馆外卖店，生意萧条，毫无人气。不论走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哪怕是天涯海角，必然会碰到这种千篇一律的、装潢俗气的廉价中餐外卖店，我开始还有些奇怪，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
雪越下越急，几乎叫人睁不开眼，抬头一看，云层又加厚了，偶尔露出狭窄的缝隙，让人瞥见藏在后面黑压压的山峰。几乎在一秒钟的瞬间里，山峰像魔术般地闪现出来，即刻又融化在云雾背后，教人看不清这云雾后面的真实情形。我心底忽然升起了怅惘的情绪，说不清是为了什么，这时，一个遥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谁在那边踏雪，终生不曾归来？[ 歐陽江河《初雪》。]
2
第二天早晨起晚了，赶到餐厅时，发现只剩下一个孤零零吃早饭的人。这是一位中年的美国学者，个头不高，但衣着极为考究，用英文来说是 well groomed。他和我同样由于时差的原因，都起晚了。我们彼此问候了几句，他匆匆看着腕上的表说，会议马上开始了，说完就起身告辞。刚走出几步，好像忘记了什么，他转过身问我，你对英特拉肯这个地方的印象如何，我说，还不错吧，你也是第一次来？他说是，然后指着自己的衬衣说：瑞士人只认名牌和高档商品，别的什幺都不懂，瞧，我的名牌袖扣就是专门戴给他们瞧的。听他这么讲，我才注意到他身上穿的那件浅蓝色的衬衣，是很好的质地，袖口上别着一对晶莹透亮的装饰扣，这扣子到底是什么名牌？不待我弄明白，这人已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
走进明亮宽敞的会议厅时，上午第一场的发言已接近尾声。一位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历史学家正在发言，我仔细一听，才知道他在描述1919年欧美列国迫使德国签署《凡尔赛条约》的场景，这位世界大战的专家认为，《凡尔赛条约》造成了德国人丧权辱国，激怒了德国的普通大众，于是希特勒乘虚而入，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报告人的话音刚落，一场激烈的争论就开始了。我刚才在饭厅碰到的那位美国学者，马上质疑报告人的欧洲中心论，他一边说，一边情绪激昂地打着手势，我看见他衣袖上的袖扣熠熠闪亮。
1919年，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难民、条约、巴黎和会、经济制裁、家国……但是，对个人来说，对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来说，1919年究竟意味什么呢？
我变得有些心不在焉，会场上的发言依然在继续，渐渐地，嘈杂的人声退到了很远的地方，我的意识开始涣散起来，不知不觉地联想到纳博科夫。
1919年，我努力地回想，这一年，纳博科夫，他在哪里？翻开笔记本的最后几页，那上面有我曾经随手记下来的几个名字，不过没写日期。我在这几个名字之间曾经勾勒出几条虚线，其中一条线把纳博科夫和一个被他化名称为“柰思毕特”的剑桥大学的同学连接起来。我在搜集有关纳博科夫的材料期间，这个“柰思毕特”一直让我很好奇。他是谁？我掌握的相关信息很少。纳博科夫在自传里提到过一个细节，他说柰思毕特在讲话的时候，总是烟斗不离手，这个人叩烟斗、放烟丝、点火和抽烟的姿势有点与众不同，不知为什么，那一连串重复性的动作给纳博科夫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这个柰思毕特是英国人，他酷爱文学，并毫不讳言他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拥护，他的政治立场是纳博科夫所不能接受的，两个朋友因此而经常争吵，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纳博科夫毕竟是在俄国革命爆发后，才流亡到英国的俄国贵族后裔，并且他历来对政治很反感，只有当话题转移到两人共同热爱的诗人和作家时，他们才言归于好。
这条线索是我在纳博科夫的自传里读到的，它是我当时所能找到的惟一的线索。
出于某种原因，纳博科夫不愿透露此人的真实姓名，据说他在发表这部自传的时候，那位当年的大学同学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在英国几乎家喻户晓。这让我更加好奇，柰思毕特这个化名背后究竟隐藏了一个什么人物？我在笔记本里，把 N E S B I T 的几个字母用大写拼出，来回变换字母的排列顺序，企图从中发现隐藏在这六个字母背后的密码，但始终毫无所获。直觉告诉我，这条线索很重要，如果运气好，它可能解开我心中的一个谜团。
历史上有太多难解的谜团，多重的偶然性和时间脉络意外地交叉在一起，迷雾重重，幽深难测。最近听说，有人研究气候变化与人类战争的关系，拿出了大量的数据，声称战争爆发的时间和持续的时间，竟与气候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这之间真的是一种因果关系？还是有更复杂的因缘在起作用？我一直认为，因果关系是我们人为地建立起来的分析模式，而偶然性和时间脉络的意外交叉则不同，它更像气候，更像地球的生态，那里面的因缘脉络无比庞大和复杂，如同科学家所说的蝴蝶效应，这一类的复杂系统究竟如何运行运作，那是我们凡人难以把握的。
说实在的，一个人想要撇开现成的历史书，另辟蹊径，寻找通往时间深处的阴暗小径，谈何容易。在我接触到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叙事中，1919年，1948年，1968年，1989年这几个年份，尤其扑簌迷离，好像是一团团理不清的乱麻，无论你往前梳理，还是往后梳理，都无法清晰起来。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历史学家的因果逻辑和叙述技术，反倒是，诗人的想像更能唤起我们的灵感：
多么漫长，这个春天
一直徘徊到冬天的尽头
时间丢失了它的鞋子
一年犹如四百年
为了弄清一战和1919年以后的变迁，我曾多次钻进图书馆和档案馆，翻阅从前的图片、电报，文献，还有报纸刊物。在图书馆里，布满灰尘的纸张永远散发一股发霉的气味，我一边嗅着这熟悉的气味，一边埋头翻找所有可能找到的线索；有时看累了，就闭上眼睛，任凭时光流转，幻觉中，好像这故纸堆的气味已经转化为历史本身，使我几乎触摸到1919年的脉搏。可是一睁眼，我又陷入深深的沮丧，在此之前，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活过那么多的人，而在我的身后呢？一百年以后呢？……这一类的胡思乱想常常干扰我的思绪，加之几次寻找的线索，都化作捕风捉影的努力，我不止一次想到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