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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与光照:追忆史铁生

发布: 2017-4-27 17:15 | 作者: 钟晶晶



        
        史铁生夫妇与作者一家合影
        2008年2月,我、爱人吕微和女儿吕超登门拜访史铁生和希米。(前排从左到右:吕微、史铁生;后排从左到右:希米、吕超和我
        我曾想象希米和铁生的第一次见面。我想那该是个春天的早晨,雍和宫高墙外的槐树正在开花,年轻的史铁生听见门响,摇着轮椅打开房门,看见一位穿着水红裙子的女孩子站在门口。我之所以固执的这样想,是因为1989年那一年,希米确实有一身水红色的裙子。她曾穿着这身裙子和我一同前往西安新城广场,看到燃烧的汽车、蜂拥的人潮和警察挥舞的棍棒。那年春天,中国的天空惊雷暗涌,但地坛近旁的这个小院里,铁生和希米收获了他们的爱情。这爱情开始于史铁生看到希米的第一句话,他一生中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你正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希米和我是西北大学的同学和好友,她学着数学却喜欢到我们历史系女生宿舍来讨论文学,这种爱好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刊登在我们学校学生自办的《希望》杂志上的《爱情的命运》、《午餐半小时》,以及随后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让远在北京的史铁生走进我们心里。我不知希米和铁生是何时开始联系的,我只知道,一段时间的通信后,希米去了北京,回到西安后她告诉我,铁生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正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一刻必有神灵指点。婚姻二十年,只有一条好腿的希米充当了铁生的眼睛和双腿。她不仅日夜照料他,还帮他去了许多他原本去不了的地方,并用自己编辑出版的书,各处买来的书,用自己的讲述,帮铁生撷取了这个世界最新鲜、最本质的信息。是她的爱,支撑着铁生。
        在和铁生的一次聊天中,我们谈到自己的前生。史铁生说他自己必是一种猛禽,一只鹰。我问,那么希米呢?你看希米是什么?铁生看着希米,微笑着说,她是只鸟,之后又加了一句:还挺不错的小鸟。
        铁生没说那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鸟。但我想那应该是一种灵巧的、活泼的小鸟。如果说铁生是一只带着伤拼命飞翔的鹰,她必是常伴他身边,用自己的嘴,为他衔来谷粒,剔除他羽毛上的泥污及血肉中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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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在1989年的4-5月间,我由西安到北京出差,顺道去看望已经和希米陷入热恋的史铁生。出发前拿到了希米写给我的地址,是否带去了她给铁生的信或礼物,却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在雍和宫附近某条临街却又幽静的胡同里,低矮的小平房的门上,贴着一张条子,上面用铁生一贯的工整字迹一丝不苟地写着:本人卖文为生,请来客珍重时间,谈话不超半小时(大意)。这个提醒对我其实多余,就在我到达北京的前一天,突如其来的咽痛使我无法说话,只能靠着别出心裁的手语交流。印象中的史铁生见到我似乎有些紧张和拘谨,不知是因为我特殊的身份或是我那让他迷惑的手势。
        两年后我随丈夫调回到北京,住在东城小羊宜宾胡同,离铁生家不远。90年代,铁生也有了东郊一处楼房一层的四居室。能干的希米对房子做了简单装修,在市场上买了很便宜的松木门刷上白漆,再配上漂亮的黑色门锁把手,省钱又显档次,为此希米很得意。先是在门口支起木板或铁架供铁生的轮椅出入,几年后又打通了北屋外窗安装了长的坡道,这样铁生进出就更方便了。朝南的客厅光线好又暖和,也就成了朋友们聚会的场所。我丈夫与铁生同年插队陕北,又和希米同学西大,两家人聚集,似有不少话题。从不抽烟的丈夫每次到了铁生家必抽一两根,我也从不干涉,因为听铁生吞云吐雾中侃侃而谈是一种享受。比如,对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细菌的数量而是显微镜的倍数”;再比如,如果飞溅的浪花有了个名字叫史铁生,沉落下去就汇入了永恒的生命水流,因此铁生并没有消失,那浪花叫什么名字也并不重要……铁生常将新出的书签了字送我们,我们也不忘送上自己的新书。记得他刚写了《务虚笔记》,尚未出版,先打印得整整齐齐,包了封皮,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交我们看。
        铁生好客,长谈后必定留我们吃饭,有保姆时吃保姆做的饭,没保姆时我就和希米下厨,有时干脆去外面小店买点包子锅贴或陕西肉夹馍。临走时书包里还会装上东西,通常是希米社里新出的书,或者是光碟、录像。铁生喜欢和朋友分享,我记得他从柜子里拿出崭新一盒还未开封的电脑软盘,撕开精美的包装,拿出厚厚一叠递给我丈夫说,你一半,我一半。每次,我们从铁生家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肩膀都装得满满的。
        铁生容易失眠,有时为写作,有时却为朋友的处境。有次希米对我说,听到我们和上高中的女儿挤在不到十五平米的一居室里,铁生睡不着,琢磨着怎么让我们摆放家具。他没去过我家,便向希米打听了方位,专门画了草图。他的解决方案是买一张特殊的双层架子床,上层单人床,睡女儿,下层双人床,睡大人。我妹妹钟嵘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铁生托好友孙立哲在公司里为她安排了工作。某年春天我在摘除了扁桃体的后出现了蛋白血尿,腋下淋巴结又让我怀疑自己得了绝症,彻夜失眠后我拨通了铁生的电话对着他哭诉起来,我记不清他是怎么劝解我了,查看当年日记,上面写着:
        与铁生通话,心情好了许多。他说得好:把命运交给上帝,把勇气留给自己!
        后来,我读《病隙碎笔》,方明白,当年,他就是那样劝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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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导演韩刚找铁生写一部电影剧本《荆轲》,铁生找我合作。我担心自己写不好,善解人意的铁生为我找了个理由,“主要是我想要你来帮我,你是学历史的,而我查材料也不方便”。之后两个多个月,我几乎天天去铁生家谈剧本,清早出门,傍晚方归。那时铁生父亲还在,中午常为我们做炸酱面吃。一盆白水煮切面,一碟带着肉末的炸酱,几根切成段的黄瓜和整个的水萝卜,铁生吃得很满足,边吃边对我发着感慨,“今后甭管发生了什么,只要有这个吃,就不怕。”
        现在想来,那段剧本写作的经历对我固然珍贵,对铁生却未尝不是一种折磨。剧本断断续续做了两稿,许多人物和故事构建了又推倒,再重新来过。铁生和我都认为必须在寻常的历史剧中提出自己新的追问和注入新的思考,绝不能仅仅是“好看”。铁生好和自己较劲,一句台词不满意他会停下来琢磨好久,对过分的戏剧冲突和暴力血腥,他有着天生的反感。有一场戏是讲荆轲为了义无反顾地出发刺秦,需要“处置”已经被燕太子丹斩断双手而无法生存的少女季子,而季子也恳求荆轲杀死自己。我想让荆轲用剑,这样更符合他剑客的身份,且视觉上也强烈有力。但铁生坚决反对。他皱着眉头苦想,点着烟又掐灭,一遍一遍想说服自己却又怎么也说服不了,“他怎么能突然就拔出剑来?怎么忍心?怎么下得了手?不成,这肯定不成。”
        2001年,我阴差阳错地辞去了工作成了靠文字吃饭的人,铁生必是为我的生计担忧,虽然他以往认为我该好好写小说,这次却向韩刚推荐我去写电视剧《曹操与蔡文姬》。得知我靠着写剧本有了收入和温饱,他和希米都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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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我阅读并交往最多的,就是史铁生。这不仅由于他作品中呈现的品质和境界,更由于他的人格。听希米讲,有一年铁生随作家代表团去瑞典,有机会见到对诺贝尔奖评选颇有影响的汉学家马悦然。铁生原本带了自己的作品去的,但,临到见面时却将书收了回来。我确信,这,就是铁生。
        铁生走了,我想起一句话,世上已无史铁生。有铁生的世界和没有铁生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他的存在不仅关乎外在,更关乎我们的内心。他的离去拉扯掉我们灵魂深处最最脆弱的一角,而原本,它是靠着铁生用自己的病弱之躯照亮并支撑着的。
        铁生走了,走得太突然,太决绝,太神秘,让我们这些尊敬并爱戴着他的人猝不及防。尽管我们早知必有这么一天,尽管我们知道他活得太苦,太累,解脱对他未尝不是一种福祉一个节日。可自私如我们,渺小如我们,还是盼望着,暗中盼望着他的离去只是长久思索生死之谜后的一次亲身历险,一次与神的密谋。因此某一天,在不远的某一天,他会突然回来,坐在客厅里,像往日那样微笑着抽着烟,向我们讲述他悟得的真理……
        铁生走了,经历了长达三十八年的病痛和十三年的透析。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一次次地与死神角力并抽身而还,习惯了他从自己病躯中抽出生命和光明来输给我们这些健康人,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满满的馈赠转身离去,却没有想到,蜡烛终会燃尽。当他终于走开时,我们这些留在尘土中的人们,只能张开干枯的嘴呼喊着,铁生走了,我们到哪里去聊天,去倾诉,去获得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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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我搬家到了西山附近,和铁生一家离得远了,去的渐渐少了。
        2010年的10月2日,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车,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开车去见铁生。国庆长假一路堵车,铁生家门口正在施工,迷了路的我们绕着楼群和街道转了两圈还是无门可入,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到达。铁生看到我们来了,又从床上起来,听我报告说我们的新车很宽敞足以让他开着轮椅坐进去,便让我推着他来到院子外面去看。我们围着车子左看右看,希米丈量一番,最后的结论是这车还是太小。
        我没有想到,在这个深秋的午后,是与铁生最后的相聚。铁生仰着更显清瘦的脸,微笑着和我们再次谈到了生死和宗教,谈起了基督教和佛教对生死的不同解释,拯救与解脱两种态度的两极对立;铁生说,他似乎找到了一条调和之路,因为所有宗教在根上是连着的,无非是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角度去观看同一个世界解释同一个问题,就像时间分为白天和黑夜,而基督教是白天的宗教,佛教是夜晚的宗教……
        快分手时,希米叫我过去,让我看她如何在没有他人的帮助下把铁生从轮椅“弄”到床上——一架金属的吊臂,挂着结实的长布带,用布带把铁生的臀部婴儿般托住,希米摇动操纵杆,吊臂就拉起布带将铁生移送到床上。希米告诉我,这吊车是朋友从国外运来的,幸亏它来得及时,因为铁生原本最健壮有力的上肢,能撑起他全身的上肢,这两年突然变得软弱无力了。
        即使保姆出门,即使铁生已经没有力气自己挪动自己,铁生还是留我们吃了最后一顿饭。
        11月,我从电视上看到北京国际车展上有专为残疾人提供的可轮椅上下并自行操控的汽车,急忙给希米打电话,希米说也看到了,准备第二天带着史铁生去看。我没有想到,铁生,没有等到他的新车来到。
        12月末的一天,我整理家中的音乐碟,将一盘无法辨识的光碟放进唱机,歌声响起,我被那痛彻骨髓的美和忧伤击中了,坐着一动也不能动。一个念头闪过,下次拜访铁生和希米,该给他们听听这光碟。我问女儿,那光碟上写着什么。学过拉丁语的女儿回答我说:
        安魂曲。
        又过了一天,我得到铁生去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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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重读《我与地坛》,铁生曾说:“在这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我要说的是,在这虚浮狂躁的人世间,有这样的一个史铁生,是上帝的苦心安排。那些见过铁生、听过铁生、读过铁生的人有福了,因为,那十字架上的痛,铁生用三十八年的光阴,一分一秒点点滴滴地承受了,并向世人传达出同样的道——关于苦难,关于信仰,关于爱。
        铁生走了,必是去了他想去的地方,一个安宁舒适,没有病痛也没有苦难的地方。就像女儿告诉我的,在追思会的头一天晚上,她做的那个梦:坐在轮椅上的铁生被人推着,出现在人群中。女儿大喊,铁生叔叔累了,该让他休息。
        
        作者钟晶晶与希米等人合影 (从左至右:作者、吴琪、希米和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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