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区
去年，姐姐的大女儿苗苗考上了郑州轻工职业学院，这么一来，每次回老家，苗苗搭我的顺风车就成了必然。我和姐姐的日常联系也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各自出嫁之后，在姊妹五个中间，我和姐姐相见最少。原因很简单，我们五个里，唯有她现在还生活在乡村。我的乡村生活史在十五年前就已经结束，曾经和其他三个兄弟在县城生活过几年。十年前调到郑州之后，我每次回去的目的地基本也都是县城，不到清明上坟或者农历十月初一给祖宗们“送寒衣”，再或是春节走亲戚，一般不会和姐姐碰面，对姐姐的情况也就所知甚少。兄弟姊妹多，哪能整天想着他们。各有各的活路，平常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没时间去特别关切谁。但是，苗苗在这里，经常见面，终归要叙些家常闲话，对姐姐的细节也就听得越来越多。听着听着，我觉得姐姐似乎是越来越陌生了：姐姐学会了卤鸡腿和卤猪蹄，姐姐从不刷牙，姐姐在绣十字绣，姐姐的小姑子因为信了邪教而住了监狱，姐姐正在给她的孩子做棉衣……
姐姐对我的感觉，应该也是一样。一年多来，每次我碰到姐姐，我们之间亲热是亲热，客套是客套，但也横亘着体积庞大的生疏。我会问她：“黏玉米那么贵为啥不种点儿?”“去磨坊磨面也太啰唆了吧?”她会问我：“听说你有仨电脑，要恁多干啥?”“整天坐飞机不害怕?多费钱。”我的提问，她的回答认真。她的提问，我的回答敷衍。但我并不觉得亏欠。我很清楚：无论认真还是敷衍，这些问答对我们之间的那道沟壑而言都只是杯水车薪。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材料和语言品质，那道沟壑都很难填补。主要原因当然在我。自从当了乡村的叛逃者之后——叛逃者这个词是我最亲爱的记者闺密对我们这些乡村底子城市身份的人的统称——我对乡村想要了解的欲望就越来越淡。记者闺密对此也有深入潜意识的尖刻评价：只要有路，只要有车，只要有盘缠，只要有体力，所有的叛逃者都只想越逃越远。
对她的评价，我只用沉默应答。
“明儿能回吗?”那天是个周四，姐姐打电话问我。
“什么事?”我问。姐姐没事不打电话，只要打电话肯定是有事，而且八成还是钱的事，一般来说还不会太少。其他三个人虽然在县城，日子却都只是过得去，不如我宽裕，且又都是兄弟，有媳妇管着，不好贴补她。逢到用钱的事，姐姐也只有向我伸手。前两年她翻盖新房，我就贴给她了三万。
“没啥事。”
“说吧。你先电话里说说，让我有个底儿。”
“啥底儿不底儿的。”姐姐笑了，她这么一笑，我心里就有了底儿，“咱姨高血压犯了。这回有点儿重，半边身子都不利落了。你要是得空，就回来看看。”
“咋回事?”
“电话里说不清，见面再说。到底能回不能?”
“回。”我说。正好刚刚换了新车，我得尽快磨合。从郑州到姐姐家是一个小时车程，不远不近，恰恰是好尺寸。我让姐姐给我烙点儿油饼，蒸点儿馒头，再给我收一些土鸡蛋。吃过几回姐姐给的这些乡下吃食之后，我看郑州户口的这些东西就再也不顺眼了。
第二天午饭后，我带着苗苗一起回去。从郑州出发，沿着花园路向北走了二十分钟，然后上了中州大道——也就是一○五国道，在郑州市区这一段叫中州大道。沿着一○七国道继续向北，过了黄河大桥，左转进入郑焦晋高速，再走上半个小时，从焦作口下来，就是现代路。现代路再向北大约五公里，就到了焦作市高新区。
焦作古称“山阳”，汉献帝刘协当年被曹丕分封至此，便被称为“山阳公”。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像一张软烙饼，越摊越大。焦作也不例外。如果是郑州这样的城市，四周都是平原，那就东西南北随便摊好了。但焦作不行。在整个六县四区的版图里，老市区就像“凸”字的那个山峰，稳稳镶嵌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向北发展山区旅游还行，但摊大城市绝不可能。市区西面紧邻山西，东面紧邻新乡，也都杜绝了摊大的可能性。别无选择，唯有向南，向南，再向南。从市区向南八十余公里，直到黄河岸边，都是焦作的广阔领地。于是决策者们大手一挥，在老市区之南十来里的地方划出了一片高新区，几个位于新区内的村子顿时运交华盖，应声而出，荣耀登场。我的娘家乔庄村和姐姐的婆家张庄村也有幸忝列其中。据说市里很多重要的行政部门都已经在高新区里圈定了一席之地。
高新区最大的横向路是未来路，在现代路和未来路交叉口左转，顺着未来路向西三公里，就是我的娘家乔庄，再往西两公里，就是姐姐的村庄张庄。乔庄和张庄都紧挨着未来路，在路北。未来路原名叫灵泉路。灵泉路的路名来源于灵泉河，灵泉河又得之于灵泉村，这个村在张庄西边大约十里。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儿?说来俗套。相传这个村有一个人养了一条好狗，此狗特别灵异。某年此地大旱，庄稼即将枯死，众人却求雨不得，此狗看众人郁闷，就跑到村东某处用爪子狠挖起来，挖出了一个偌大泉眼，泉水汩汩向东流去，形成了一条河，此狗便成了灵犬，此泉便叫做灵泉。为了纪念此事，村民们便将村名改了。灵泉灵犬虽是皆有，相比之下，灵泉到底更雅致一些，灵泉村因此得名，灵泉河和灵泉路便也随之而生。
乔庄依河，我小时候常和小伙伴们去河边玩耍，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清流汩汩，明澈见底，水草丰茂，鱼蟹繁多，我摘金银花，掐薄荷叶，挖甜甜根，盘小泥鳅……那是我小小的童年天堂啊。十七岁那年，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回乡，从教生涯的处子秀是在张庄小学。张庄小学也紧挨着灵泉河。我经常带着孩子们从河里打水清洁教室地面，被河水清洁过的地面自有一种水草的清鲜。也曾经在放学路上被调皮的男生故意挤撞到灵泉河里，湿透了浑身的衣裳——只因他上课时揪前面女生的辫子，被我恶狠狠地体罚过——这十几年前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怎么就如同一幅中世纪的风景画呢?
车上了未来路，我摇下车窗，放慢车速，仔细慎重起来——否则就会迷路。最近几年，每次去姐姐家，我都会迷路。能不迷吗?馍要一口一口地吃。这是一句豫北乡下的俗话。乡村变新区按说也该如此。但其实不然。这吃馍的口张得巨大，吃的速度也快得让人震惊。头一口就是修路。如果说田野如一张地毯，那么，现在这块地毯已经被路裁剪得横七竖八了——不，七八太少，应该说是横九竖十或是横N竖N。单单一条未来路上岔出来的路口就有多少个啊：神州路，民主路，太行路，世纪路……以后的日子里，还会有多少这样的路名呢?熟悉的陌生人，忽然想起这么一个词组。不，也许把“陌生”和“熟悉”这两个词倒置过来更恰当吧，毕竟曾经是熟悉的，熟悉在先——尽管已经是面目全非，但仔细观看，也还是可以看出过去的影子：灵泉河虽早已销声匿迹，但尚有隐约的凹陷印证着原来的河道。也在未来路边的高新区管委会，显然是昔日的乡政府鸟枪换炮的硕果。原来错车都很困难的灵泉路，即便已经摇身一晃成了未来路，即便有了豪华的六车道，即便它绿化带、慢车道、红绿灯、减速带、警示标语等一应俱全，即便不时有联通、移动和房地产公司的巨大广告牌为它化妆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时尚风范，但它总还是东西向的，总还是要通向乔庄和张庄的，我只需要认准了这一点儿，心里就基本踏实了。何况在那些巨型广告牌的间隙，还不时闪现出一些村庄民居后墙上的乡野广告来为我垫底——“耿村金成响器”、“李万李三蒸馍”、“范庄高铁锤种猪”等等，地点人物业务内容皆有，四角俱全，且一个字都不浪费，朴素简白到了极点。相比之下，官方的一条安全行驶的警示语几乎就婉转到了《红楼梦》里“覆”和“射”的程度：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开车接打手机，那您以后很可能就不用再交话费了。
路太宽，车太少。即使有意克制速度，也很容易让车跑得像飞起来一样。前面就是乔庄。我把车速放慢，再放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路似乎是一样的路，仔细看却还是有些不一样：路面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我想了想，明白了：这边还没有修建慢车道和绿化带。
我默默地看着自己生活过二十多年的乔庄，没错，就是这里。村里的街上几乎没有人走动，空空落落，再没有了牛，也没有了马。远远望去，乔庄小学的红旗依然在飘着，飘着——它在村里的二道街上。紧挨着未来路的那排房子倒是有些热闹：有几家在盖房子。我搜寻着记忆深处，想着都是哪些人家的房子：五婶家，七叔家，生产队长家，大队会计家，小学同学秋香家……而在未来路的南侧，与这些人家隔路相望的地方，原本该是春绿秋黄的庄稼地，现在已经成了正在火热施工的楼盘。两家，一家是“忆江南”，还有一家是“曼哈顿国际花园”。我不由得微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曼哈顿，当然也好，省了多少昂贵的国际航班机票钱啊。
没有伤感。见得太多了，哪儿还伤感得过来呢?
路面很干净。苗苗告诉我，她一个初中同学辍学后就在这条路上当清洁工，也就是扫扫地、捡捡碎纸和塑料袋什么的，一个月五百块。
很快，姐姐家到了。
2. 高血压
姐姐的房子位于张庄村的最南排，也紧挨着灵泉河，和张庄小学都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还有灵泉河的话，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当然，这种情形想象起来虽然诗意，但住起来恐怕就只是湿意，令人沮丧。在灵泉路尚未拓展成未来路之前，这房子是坐南朝北的阴宅，还把着村边儿，房后还是河，又阴又潮又不安全。要依我们豫北乡下平常的标准，这宅子算是很次的了。好宅子自然是阳宅，坐北朝南，光照充足，且在村心儿里，人住着既踏实舒展，走东串西听音传话也方便。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福藏祸，祸藏福，谁也想不到灵泉河会被填，更没人能想到原来可怜巴巴的灵泉路有一天会变成一条金光大道。两年前，市政的规划图一下来，未来路主道一通，张庄就要被整体搬迁的传闻一出，有先见之明的姐姐立马便用上了所有的积蓄，又朝我借了三万块钱，把自己的主房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方向，将它翻成了坐北朝南的两层新楼房，一楼自住，二楼出租。后来，她又一点点地在房前空地上加盖起了储藏室、厕所和厨房，最终形成了一个十六米宽六米长的院子。自此，原来那座简陋旧小的阴宅瓦房就连蹦带跳地升级为一栋完美的阳宅楼房。每当走进姐姐家，看到院子里种的各色茵茵青菜，我就不由得想篡改海子的诗句：面朝大路，春暖花开。
姐姐正在大门口等着，看见我的车，脸上的表情顿时生动起来：“怪快呢。”
“咱姨到底是怎么回事?”停好车，我从后备箱里取出点心水果，和姐姐朝姨妈家走去。
“为盖房子。”
“不是盖好了么?还盖什么盖?”我纳闷。
这个姨是我们的三姨妈，我母亲的三妹妹。她也是张庄媳妇，当年就是她做媒把姐姐介绍到了张庄。不过她回来住却是在两年前退休之后，她退休之前的身份是市轧钢厂的后勤科长。她的老宅和姐姐一排，在姐姐家的西边，隔着两户。虽然贵为市民，但她的老宅这些年一直没有丢下。两年前她光荣退休，姨父也患脑溢血去世，她和小儿子两口住在一起，因为性格暴烈没少和小儿媳妇闹矛盾。后来她便回到了张庄。回村后她做的首要大事就是把老宅“阴阳”转变，盖楼加院，和姐姐的做派一模一样。
“看到乔庄那几家盖房子的没有?”姐姐说。
“看见了。”我说，“咱姨不会是还想盖吧?”
“让你说着了。”姐姐笑了。
“往哪儿盖?”
“就住这院子再往前盖啊。”
“那不是盖到路上了么?”
“到不了。离路还有八九米呢，是绿化带上。”姐姐笑道。
“这怎么行?无法无天。”我没好气地说。本来么，加盖了院子也就罢了，还要再往前加盖房子，这就太过分了。盖院子是平面行为，盖房子是立体行为，这二者有着本质区别。人可以过分，但不可以太过分。
“要说，也行。”姐姐看着我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反正慢车道和绿化带都还没修。乔庄那边就都盖在了绿化带上。”
“迟早会修。”
“不是迟早，听说眼下立马就会修!”姐姐两眼放光，看着我的脸色，又把光收了收，“所以咱姨才想要盖。这一盖，上头一拆，钱一到手，多好。”
“又是听说?”我道，“听谁说?你当初盖楼的时候不就是听说要拆迁么?都两年了也还没个动静。”
“一码是一码。整体拆迁是大动静，到底慢。这个，肯定快。确实得了准信儿，说这边的绿化带很快就会开始建，只要在绿化带上盖房子，肯定最先得钱。”姐姐笑道，“用现在流行的词说，更给力!”
“那姨妈这病到底是个什么缘由?”
姐姐细细道来，竟是一个齐头故事：乔庄那几家开始盖以后，村里就有人来递信儿，鼓励姨妈和姐姐也盖，姐姐怕事，不敢——就是敢也没有钱，就没有什么举措。姨妈在城里待的年头长了，对村里的事情想得简单，就自顾自地挑头盖了。她刚一有动静，村支书就带着人过来把匠人们的工具给收了。姨妈跳脚跟支书吵了一架，便犯了高血压，躺到床上开始打点滴。
“谁递的信儿?”我对这人很好奇。很明显，他递信儿是次要，撺掇才是主要。要不是他，我姨妈也当不了这个炮灰。
“叫王强。”姐姐说。
“他也在这一排吧?”
“你咋知道?”
我笑：“这不明摆着让你们给人家打前锋么?”
“那你可想岔了。”姐姐说，“人家可不盖。人家只是个好心。”
“为啥?”
“人家说，一来人家哥当着干部，人家不好拆哥的台。二来人家也没钱盖。人家只是顾念着乡里乡亲的情分，来给咱通个信儿。”
“他哥是什么干部?”
“就是支书，叫王永。”
什么什么?我哑然失笑。这事，有意思了。弟弟撺掇人盖房，哥哥带人来拆房，这哥儿俩唱的是哪一出呢?
“这事摸不透呢，所以就和你商量啊，你不是咱的主心骨么。”姐姐甜言蜜语起来，“这房呢，咱姨肯定是想盖。不瞒你说，我也真想盖。这村里的形势呢，是肯定又盖不了。你拿个主意吧，到底咋办?”
“要是盖的话，能盖出多大面积?得多少本钱?按现在的政策能得多少赔款?你有谱吗?”终于，我问。
